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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北京琉璃厂的国学渊源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4年10月31日 20:01

鲁迅常被简化为一个愤世嫉俗、永远批判的“斗士”形象，被人误解对国学并不是很友好，甚至被批评为“破坏旧文明的代表人物”。

书中孙郁谈到鲁迅被误解有一个原因是他曾经讥讽京剧。鲁迅对京剧的“美学价值”确实是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京剧过于注重形式上的夸张和华丽，而忽视了内容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在《社戏》中，鲁迅形容自己看过的京剧是“咚咚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戏台下则“太不适于生存了”。

这些对鲁迅的误解在孙郁看来只是表层感知，并没有看到鲁迅思想的内核。人们往往忽略了鲁迅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他的文学作品和思想同样是多元的。

孙郁近期出版的《鲁迅与国学》一书，用十五个章节，描绘了鲁迅如何在接受新知识的同时，也自如地运用和借鉴传统国学的精髓。这部书拓宽了鲁迅研究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鲁迅与国学关系的新视角。

也让我们对鲁迅的认识更为全面，鲁迅并非简单复古或全盘否定国学，而是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

鲁迅与国学的渊源

孙郁在书中详细梳理了鲁迅的求学经历，工作内容以及藏书的构成，全面介绍了鲁迅对国学的认识过程。

鲁迅在绍兴时期，也就是幼年阶段接受过良好的旧学训练，《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聊斋志异》等小说在他十二三岁都是阅读过的。后来鲁迅考取了当时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进入江南矿路学堂学习。虽然这个学堂偏德式的教育体系，但同样重视国学，也会学习宋朱熹创作的《小学集注》之类的古籍。

鲁迅对国学的观点产生变化是在他去日本留学时期，他在这一阶段接触到了《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等著作，开始反思旧文化缺失的东西是什么。比如留学期间，鲁迅曾对老子的思想有这样的描述，他谈到“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然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

鲁迅在东京留学照片

这句话前半段，鲁迅认为，老子思想的精髓在于“不撄人心”，即通过内心的修炼和顺应自然规律，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后半段则通过描述宇宙生成、人类出现以及生物进化的不可逆性，表达了对生命存在和宇宙秩序的深刻思考。

日本留学回来后，鲁迅进入教育部工作。他在北京十余年的生活中，用大量的时间抄录古书，收集拓片，造访古迹，琉璃厂购书。

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鲁迅去琉璃厂购书的经历，在北京半年不到的时间，鲁迅去北京琉璃厂高达19次。书中详细列举了鲁迅对琉璃厂经历的日记原文，通过日记分析鲁迅购买了大量的古籍，种类繁多，如《世说新语》《文选补遗》等，而且鲁迅这一段工作经历与旧文化的遗产保护关系很大，鲁迅本身的职位是教育部佥事，负责的是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以及搜集古物。所以说鲁迅对国学渊源是非常深刻的，无论从小接受的训练还是后期上学，包括工作内容，都与国学息息相关。

那么介绍完鲁迅的经历，作者还在书中详细介绍了鲁迅的藏书规模，高达14000多册，除了文学的书籍外，金石学、考古学、文字学、民俗学包括科学史的著作应有尽有，可见鲁迅对旧学有浓厚的兴趣。

鲁迅对国学的批判性审视

书中大量引用鲁迅本人的文字及与其同时代人的信件对话，来展示鲁迅对国学的批判性的审视。

比如鲁迅对于版画艺术和金石相结合的批判性思考很有意思。鲁迅对版画艺术十分痴迷，也是这个门类的收藏大家。据悉，鲁迅藏有中国版画2000多件、外国版画2000多件，还有多达6000多件的碑刻拓片。

作者是列举了1935年鲁迅写给著名艺术家李桦的信的一段话：“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一位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鲁迅并非简单地复古或全盘否定中国的艺术形式，而是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传统文化，寻找仍有活力的元素，比如他说到融合欧洲的新法，为新文化建设提供养分。

李桦《怒吼吧！中国》木刻版画

笔者也介绍下与鲁迅通信的李桦。他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1930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母校。在鲁迅的推动下，李桦带学生走出书斋，走进社会现实，他的木刻作品也开始直接反映民族解放斗争。他积极参加鲁迅所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抗战胜利后，李桦组织了影响巨大的抗战八年木刻展。

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对于儒家礼教的批判在很多作品中是可以看到的，比如作者列举了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一段话：“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及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

这段对于父子关系的论述直指儒家礼教的软肋：儒家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鲁迅看来，人首先是生命，生命就要按生命的规律而运行。

既然说到新文化运动，他们当时批判的是整个儒教吗？笔者比较认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的观点，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礼教”，基本上集中在儒学的“礼”的层面，就是社会规范及制度的层面，而不怎么涉及“仁”“义”等概念。

那么在作者孙郁看来，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谈，鲁迅和孔子二者是有相似性的，比如责任感和利他性。孔子以仁为核心，鲁迅以人为核心。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鲁迅则说人各有己，自他两利。但前者孔子影响了社会制度，而鲁迅则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养分。

鲁迅国学研究的方法和成就

鲁迅对于国学的深入研究与其个人的学术历程紧密相连。孙郁详细讲述了鲁迅研究国学的收集方法以及具体实例，如鲁迅整理《嵇康集》、《会稽旧志》，生动地描绘出鲁迅在国学领域的深厚造诣。

比如，书中谈到鲁迅在收集古代文献时候并不是特别在意是不是名家的作品，而是看重那些被渐渐遗忘和忽略的人物形迹。像他搜集的《会稽旧志》就是鲁迅用心抄录的故土人物简介，简朴平易。

鲁迅研究古代文献的方法很古朴，也很辛苦，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不同版本的对比，其二是古书注疏的求疵。

令笔者印象最深的是鲁迅整理《嵇康集》，时间跨度长达23年。鲁迅从1913年起就开始阅读、校勘《嵇康集》。他在《嵇康集》方面所做工作非常出色，但在序言中谦逊地说“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

而且鲁迅在讨论嵇康的诗人时，除了看重他的才学外，也意识到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曾写过一篇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文章就是从时代风气来讨论生活方式和写作活动的。鲁迅认为，尽管魏晋时期被誉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然而曹丕与曹植在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却揭示了该时期文人仍受制于时代政治的局限性，未能完全超脱其外。

结语：

孙郁的新作《鲁迅与国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鲁迅精神深处的大门。本书逻辑十分清晰，讲述了鲁迅与国学的渊源，研究国学的方法，以及具体研究什么，批判的又是什么。

读完此书，让读者了解到鲁迅不只是斗士，而是一位充满了生活情趣，下苦功夫的研究者和收藏家。

本书列举了大量鲁迅与友人亲朋珍贵的书信，著作金句语段等，让我们直观的了解到鲁迅在回望过去的陈迹时的批判性的眼光，以及如何搅动当时的思想世界。

笔者认为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很多结论式的表述，而是用细腻的笔触把鲁迅与国学接触的过程、包括一些小小不言的“暗功夫“写的很清晰。

正如茅盾先生所言，鲁迅是一个“老孩子”，他承载着民族的魂魄与脊梁，在承传与开拓中前行。

作者简介：

孙郁，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鲁迅忧思录》《鲁迅与俄国》《民国文学课》等。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朱自清散文奖、丁玲文学奖等。

文/袁立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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