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社会生活文学翻译背后的酸甜苦辣

文学翻译背后的酸甜苦辣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2年09月28日 09:27

原标题：文学翻译背后的酸甜苦辣

一个读者表扬我的一本书印了稍大的字体，有利于中老年读者阅读，与有的书字号如同蚂蚁形成对比，我就很高兴，因为我也开始花眼，怕小字儿，也希望能不戴眼镜照样阅读——当然不是希望书都印成《参考消息》大字版那样——这样能让很多刚开始花眼的读者延长“无镜”阅读期，是善莫大焉的事，当然字大点，书就厚点，成本就高点，但感觉好点。不过译者是靠翻译字数拿低廉的稿酬的，书再贵也跟译者收入无关，因此我赞扬大字书与我的收入无关，那点收入本来就不值一提。我是为出版社的善行高兴，也为读者高兴。

把这消息告诉同行，人家笑我：你都出了那么多书了，多一本少一本还这么高兴，真逗。我就回信说：我们是自耕农、笔耕农，本质上与大田里劳作的农民没什么区别，区别仅仅是不受风吹日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农人，反正是年年播种、耕作，当然希望种了能收，收了当然快乐，即使是广种薄收，也是快乐的。凭什么不快乐呀。收获的粮食卖什么价钱那是快乐之后的事，卖得好自然更快乐，卖得不好也不要不快乐，留着自己吃行不行呀，自己种的自己吃至少踏实。翻译一本书等于给自己留个小粮仓，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吃上它，而且这个粮仓不用看守，不用防老鼠，也不用怕过期，因为有知识产权法帮你看着呢，有老鼠偷了（盗版）被我发现我就去打老鼠，让它吐出来。每次查到盗版，我都感觉我成了纪委的一员，可以堂堂正正地查下去。我为什么不高兴啊，一定要高兴，多一本是一本。

看到网上有翻译家质疑因抑郁症离开我们的年轻译友孙仲旭弃世是翻译造成的，我也小有同感。翻译本身绝对不会造成不快乐，我们翻译和出书，是最快乐的事，小孙肯定不是因为翻译的某些作品内容阴郁导致抑郁，翻译人毕竟是接生婆，不是产妇，不会过分感同身受。也不完全是稿酬低廉造成的，因为低廉稿酬是全国出版社约定俗成的市场价，不会有人出太高的价格，除非是那种立即能赚到大钱的连夜赶的活儿，一般的文学作品就是那么个区间价格，对谁都一样，碰上刁钻的还按照电脑统计字数付钱，这样可比按版面字数付钱便宜四分之一。我们不能为难具体编辑，他们也是执行者，不好跟领导去谈价钱的。

小孙的麻烦是，他作为一个笔耕农，太重视自己的翻译成就，出版社都喜欢他的译文，流畅，漂亮，约稿很多，价格却大体都那么低，这样大量的约稿令他很疲惫，但作为笔耕农的荣誉感又令他欲罢不能，这是他最爱的事业，当然像我一样，每出一本书都会打心眼儿里高兴莫名，因为这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可这么大的工作量却不能供养他专业地做文学翻译，他还得靠在船舶运输公司当职员养活家人和自己，这就让他疲于应对生命中的两件大事，时间和心态处于分裂状态中。说句不道德的话，如果他翻译得没那么好，没那么多的约稿，他也就不会心理负担那么重了。可他翻译得好，大家都找他，他要对得起自己的精神寄托，又要对得起家人，白天忙乎一天甚至去非洲出差，有点时间就忙自己的翻译工作，这是耗费心血的折磨人的生活。估计是这种经历和精神的分裂导致他慢慢抑郁的。说到底，还是笔耕农的自尊和自豪感让他欲罢不能，但又疲于应对超负荷的翻译量。他走的是传统老翻译家的路，但传统的老翻译家们多是计划经济年代在大学和研究所这样的文化单位工作，工作量并不繁重，多数还从事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翻译与养家的工作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教授翻译课，那就基本上是职业翻译家了，所以他们的心态并不分裂，但我们这个时代不能给孙仲旭提供专业从事文学翻译的条件，他得勤奋工作养家糊口，为广州的高房价埋单，再争分夺秒地翻译根本不能养活他的文学，这种分裂的生活肯定对他身心都造成了极大伤害。关键是他愿意为之献身的文学工作不能养活他，估计这最令他不堪。

我翻译一部小说时，遇上一个注解，说那是劳伦斯引用朗费罗的诗句，我感兴趣，就去查原诗，读了，很为这个“细长个子”（Longfellow）的诗歌感动，心有戚戚焉，就顺手翻译了下来：“夜里驶过的船相互招呼 / 仅是黑暗中的信号和遥远的声音 / 在人生的大海上我们擦肩而过互相招呼 / 仅是一个眼神和一声招呼，然后又是黑暗和寂静”。

这首诗让我想到的是现如今茫茫网络宇宙间的人们，微信，微博，博客，匿名或真名，但连见都见不到，招呼或呼应基本是靠魂灵的感应，感应对了就发个信号赞一个，遥不可及地引以为知音一下，随之就又陷入黑暗和寂静中。于是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通过劳伦斯遇上了朗费罗，我翻译了两个大师的话，还能把这样的翻译文字传达给读者，印了书还能有几个钱，我因此感恩不尽。这样的小笔耕农生活怎能不快乐？

当然我知道，这样的笔耕农是不可救药的，与这个时代是很脱节的，因此偶尔高兴也是闷骚一下而已。

读到大学者、大翻译家柳鸣九老夫子为一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所写序言的结束语，我颇为唏嘘：

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严格地说，这样的段落是不应该出现在学术著作的序言中的（柳老请原谅，最好您没看到我的文章），它更应该是图书出版后编者写的编后感，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随笔。但我们这个世风日下的文化环境让老夫子无奈，忍不住在序言的结尾处大发感慨。柳老对当下的文化语境基本是无语了，也只能这样写。有心人慢慢咀嚼体会吧。好在过去多年里中国积攒下了一批外国文学高度专业的翻译者，柳老还能发动大家编一套“文库”出来，且多是经典名著。再过些年，如果像孙仲旭这样执着的中青年译者慢慢青黄不接了，前景如何呢？

小孙已经在广州的光怪陆离中抑郁而去，他代表了中青年译者的一种潮流，那就是翻译外国当代有影响的作品，当代的慢慢就会成为经典，虽然现在还不是。但如果现在没有人做，将来何来经典？我们还有几个活着的孙仲旭？几乎没了，大家都是兼职玩而已。记得钱春绮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得益于当时相对高的稿酬，毅然放弃医生的职业投身于德国文学翻译。“文革”后稿酬涨势如蜗牛般缓慢，到后来，其他工资涨了 100 倍，稿酬只涨了 3 倍多，这个行业成了彻底的夕阳红，据说钱先生说过后悔辞去工作，但为时已晚。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因此“革命队伍更纯洁”了，在“革命低潮”时勇于献身干这个才是真热爱。至于将来有没有高潮，别去想了，你就想想那些街边小店主就踏实了，他们永远没有高潮，但永远风雨无阻地开门营业，赚着小钱，也乐呵，对他们来说，每卖出一瓶酱油都是节日。我们是笔耕农，每收一粒籽都是幸福。写着写着我这篇关于笔耕农的“高潮”的文字就成了对自我的“高嘲”，只能归入我博客的《嘲嘲闹闹》栏目里了。

来源：选自《巴别塔上》

作者：黑马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