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社会生活新科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中译本一年只卖出400本，真的是冷门作家？

新科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中译本一年只卖出400本，真的是冷门作家？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2年10月08日 10:02

原标题：新科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中译本一年只卖出400本，真的是冷门作家？

Photo by Michel Euler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对不少国内读者来说，又是个陌生名字。一位编辑在豆瓣晒出新版《悠悠岁月》的开卷销售数据，自2021年6月出版至2022年8月，实体店+网店的销量仅有401本。她真的是冷门作家吗？

文 | 叶伟民

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安妮·埃尔诺不算冷门作家，相反，她早已在法国乃至欧洲享有盛誉。

只是她的作品中译本很少，目前只有两本——《悠悠岁月》和《一个女人》。如果毫无准备，一杯红茶、三块曲奇缩在沙发上读，多半会皱起眉头：说好的自传呢？咋尽是东一刀西一剪的，整一旧闻大杂烩。

初读《悠悠岁月》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好在当时已提前打过“预防针”，安妮自创的“无人称自传”，无“我”是刻意为之，明明写自己，却不用第一人称，而用法语中无人称的泛指代词表示“我们”。

这种新体裁又名“社会自传”。顾名思义，作家既要讲述个人小史，也要讲述时代大史。我即他人，他人即我。看似孤岛的个体，实则暗涌相连，众声喧哗，共织藩篱，一起组成生活的真相。尤其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人生注定不可自由选择，遍地是罗网，处处是坚壁，扼杀人，改造人，如波伏瓦所言：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安妮·埃尔诺，2020年，Photo by Isabelle Eshraghi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诺曼底一座小城，出身贫寒，父母终其一生不过拥有一家杂货店。父亲很暴力，安妮12岁时，父亲差点杀掉母亲。这件事，她以冷到极致的笔触写成小说《羞耻》的开头：

“那是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刚过，我的父亲要杀我的母亲。”

也许是这些不幸，求解普通女性的生存痛感，贯穿了其创作历程。为展示女性一直遭遇的不平等和挣扎，她拿自己“开刀”，把个人最私密、最屈辱、最痛苦、最难以启齿的经历端出来，放在显微镜下，以文字为刀，撕下靓丽表象下虚假的面纱。

这一点，2022年诺奖的授奖词为其做了总结：

“她勇敢而敏锐地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压抑。”

18岁的安妮和母亲在一起

几乎从创作之初，安妮就摆脱编造情节的小说作法，开始写回忆录，既真实又想象力洋溢，她也被称为“文学家里的社会学家”，只不过这个社会学家有点狠，把自己祭出去，包括暴力、离婚、堕胎、婚外情……如果把战后的世界比作在病人脸上抹脂粉，卸妆当然是求真之法，安妮却另辟蹊径，把自己当标本，扒开脓血腐肉，以一及多，折射时代的伤口。

不要认为这是意气用事或自怨自艾，小刀口里有大笔触。《悠悠岁月》就是这样的女性书写的大气之作。一旦翻开，笔记就会记个不停。从当时的书摘里取几段，以作赏析——

1、像每一种语言一样，它划分等级，谴责懒惰者、品行不端的女人、“色情狂”和卑鄙的家伙，偷偷摸摸的孩子，赞美“有能力的”人，端庄的少女，认可高层人物和硕大的蔬菜，告诫：生活会教训你。它诉说合理的欲望和希望，一份合适的工作，避开恶劣的天气……害怕出门和陌生人，因为从未离开自己家的人，无论哪个城市都是世界的尽头。（p22） 2、在这种不该有的记忆里，有些事情想起来不可思议、感到羞耻或疯狂，其中有：在她母亲继承的、她死去三年的祖母的一条床单上有一块褐色的污迹，一块擦不掉的污迹，它就像现在的污迹一样既吸引她又使她极为厌恶。六年级入学考试前的星期天，她的父母大吵大闹，父亲要把母亲拖到地窖里放着弯刀的包装箱旁边杀掉。（P44） 3、欧洲被一道铁幕分成两半，西边是太阳和色彩，东边是阴影、寒冷、雪和有朝一日会越过法国边界、像在布达佩斯那样驻扎在巴黎的苏联坦克，纳吉·伊姆雷和卡达尔的名字纠缠着她，她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它们的音节。（P54） 4、我们滑进了一种沉闷的现状，却无法说明它是来自于搬迁到一个没有过去的城市，还是来自于一种“先进的自由主义社会”的无限远景，要么是两者偶然的重合。我们去看《仇恨》。在把影片的主角带向越南的飞机里，去送死的是我们和我们在一九六八年的幻想。（P112） 5、知识分子和歌唱家的死亡似乎增加了那个时代的忧伤。对于巴尔特来说，他去世得太早了。萨特之死，我们已经想到，它来得雄伟庄严，一百万人排在棺木后面，下葬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头巾滑落下来了。萨特活的时间比加缪多一倍，早就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间的冬季，加缪就被埋在同一座坟墓里的杰拉·菲利普旁边了。（P116）

德国一位读者手捧《悠悠岁月》，Photo by Jan Woitas

看进去了，那些“她、我们、他们”就不再莫名其妙、不知所指了。作家既是写自己，又不是写自己，就像灵魂出窍，俯瞰肉身在尘世间的作为，拔掉欲为自己美化和辩解的舌头。

用“我”是做不到的，有了人称之分，屁股就会影响脑袋，就像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给自己做手术一样。

纵然抽离了“我”，安妮·埃尔诺也曾坦言自己在危险地写作，且不说会牵涉个人与家庭隐私，连形式本身也是冒险。还在上大学时，她就尝试这样写，但出版商拒收，认为“野心太大”，于是搁置，直至30岁再拿起笔，又被丈夫瞧不起，她只好以赶博士论文为名偷偷写。1981年，他们感情破裂，安妮再也没有结婚。

现在，82岁高龄的她斩获诺奖，就像用一生的执念趟出一条路，终被鲜花环绕。这既是作家的幸事，也是文学的幸事。

1990年代初的安妮·埃尔诺，Sophie Bassouls/Sygma,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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