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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她用手中的笔,救赎苦难的人生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2年10月14日 17:01

原标题: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她用手中的笔,救赎苦难的人生

北京时间10月6日晚7时,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评语为:“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

今天我们就跟随小狐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新晋诺奖获得者。

安妮·埃尔诺出生在法国北部小镇利勒博纳,在贫困的家庭环境下,父母常常会因为小安妮弄脏了衣服或者谁忘记关地窖的灯而不停地相互指责挖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尔诺用写作的方式开始了自我救赎。

埃尔诺的书写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她以自传体或日记的形式,写父亲、母亲、童年、秘密堕胎、与社会的决裂、母亲的死、婚姻、激情、嫉妒、耻辱以及对社会生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的记忆等。如她所言,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向我们讲述她的经历与回忆,排除记忆的误差,都是真实的故事或是耳闻目睹的事情。看似是私人生活,我们却能从中窥探到当代法国社会下层人民真实的生活场景以及法国社会生活中两性间和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

埃尔诺的一生有15部作品,但在国内引进的书中,《悠悠岁月》这部历经二十余年思考和推敲的杰作,使她当之无愧地居于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所以如果想要更深入得了解今年的诺奖获奖者,小狐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本由搜狐有好书优质合作伙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书籍,一起畅游在文字的海洋中。

我们优质的搜狐号作者们也从多个角度介绍了埃尔诺,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这位优秀的女作家:

搜狐号作者@北京日报安妮·埃尔诺:在法国文学传统之中

搜狐号作者@新周刊“冷门作家”获诺奖?她其实不冷门

搜狐号作者@文艺sao客诺奖选择了安妮·埃尔诺,外媒如何看?

搜狐号作者@澎湃新闻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得奖的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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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了这么多她的简介,大家一定对埃尔诺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了吧?那么接下来,快和小狐一起欣赏她的短篇小说《地位》(也译作《一个男人的位置》),走近这位有个性的诺奖获得者。

地位(节选)

文 | 安妮·埃尔诺 译 | 张寅德

“我妄作一种解释:写作是背叛之后最终的自救。”

——让·热内

我在里昂一所坐落在克洛瓦鲁斯区的中学里参加了中等教育职业能力文凭考试中的实践项目考试。这是一所新建的中学。行政部门和教师办公楼前长着葱绿的草木。学校有一个图书馆,地面铺设一层沙色的地毡。我在那儿等候,待人来找我去面对视察员和由两名经验丰富的语文教师担任的陪审员讲课。这就是考试的内容。有一个神情傲慢的女人在那儿老练地批改作业。我只要不失误闯过下一个钟头,就可以有权一辈子干她那样的活了。我给一个高中二年级理科班的学生讲解了巴尔扎克《高老头》一书中的25行文字——规定要逐行编号。过后,到了校长办公室里,视察员责备我说:“您太拖沓了。”两个陪审员,一个是男人,另一个是眼睛近视、脚登玫瑰红鞋子的女人;视察员坐在两人中间。我坐在对面。他连批评带赞扬夹奉劝地说了一刻钟之久。我几乎没有在听,心想不知道这一大堆话是不是意味着我被录取了。突然间,他们3个人同时猛地站起身来,神情都很严肃。我也赶紧离座起立。视察员向我伸出手来,然后正视着我说:“夫人,我向您祝贺。”其他的人也重复着说“我向您祝贺,”并且同我握手。不过那个女人脸上带着微笑。

我步行到公共汽车站,一路上不断地回忆这幕仪式。心里愤懑不平,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表的羞辱。我当天晚上就写信告诉父母,我成了一名“正式”教师。母亲回信对我说他们替我非常高兴。

整整过了两个月,我父亲死了;他那时67岁,和我母亲一起在(塞纳滨海省的)Y城距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安静地区经营一个咖啡馆兼食品店。他打算再过一年就不干了。我时常在转瞬间再也记不清里昂中学里发生的那一幕是先于还是后于他的死亡,记不清我在克洛瓦鲁斯区等候汽车时那刮风的4月应该先于还是后于他去世时那令人窒息的6月。

那是一个星期天,中午刚过。

我母亲出现在楼梯上方。她用中午吃饭时用过的餐巾捂双眼。她声音平谈地说:“完了。”接下去几分钟内发生了一些什么,我再也记不起来。不过我仿佛看见我父亲盯住我身后远处某样东西的那双眼睛,看见他那露出牙床的嘴唇。我仿佛记得,我请求母亲替他合上双眼。床边还围着我母亲的妹妹和她的丈夫。他们主动提出要帮忙净面刮胡,因为这件事必须赶在尸体还没有僵硬以前做。我母亲觉得可以给他穿上他三年前为我结婚新穿的那套衣服。整个这一幕的过程非常平静,没有人嚎啕大哭,也没有人低声抽泣。我母亲只是双眼发红,嘴角不断地抽搐。大家不慌不乱、话语平凡地在静静料理后事。我姨夫和姨妈不停地说“他去得真快”,或者又说“他模样变了”。我母亲仍然还当父亲活着或者身上还保持着一种新生儿所具有的特殊形式的生命那样同他说话。她多次亲热地叫他“我可怜的小爸爸”。

待刮胡净面的事完了以后,我姨夫抬动尸体,把他抱起来,让别人脱去他这些天穿着的衬衣,换上一件干净的。他脑袋耷拉在身前赤裸着的、布满斑纹的胸脯上。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父亲的下身。我母亲赶紧用那件干净衬衣的下摆将他下身遮住。略略笑着说:“藏起你那破玩意吧,我可怜的人。”我们替父亲换洗完毕以后,把他的双手合拢放在一顶帽子下边。我记不清是我母亲还是我姨妈说了一句:“他这样好一些,”意即这样清洁得体。我关上百叶窗,把正在睡午觉的儿子抱到旁边的卧室去。“外公睡觉觉。”

住在Y城的亲戚们接到我姨夫的报丧以后,阖家奔丧来了。他们跟随我母亲和我来到楼上,站在床前静默了片刻以后,就小声议论起我父亲的疾病和猝死。他们下楼以后,我们在咖啡馆里招呼他们喝东西。

我记不清是哪一位值班医生来确认死亡的。我父亲的面容在几小时之内就变得难以相认了。临近傍晚的时候,我独自呆在卧室里。太阳透过百叶窗斜射在盖着白布的尸体上。这不再是我父亲了。鼻子在凹陷的脸孔上占据了所有位置。他裹着一身肥大的深蓝色套裝,活像一只躺卧着的大鸟。他刚咽气时那张双目圆睁凝视的男子汉脸膛业已消失。即便是刚才那张面容,我也再不会见到了。

我们开始筹划丧葬、殡仪、弥撒、讣告、孝服等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与我父亲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一个他因故缺席的丧礼。我母亲情绪非常不安,私下告诉我说,前一天晚上我父亲还摸索着过去亲她,可那时候他连话都已经不会说了。她还加了一句:“你知道,他年轻时可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

星期一出味了。我没有想到。那是一束花在花瓶里插久了,水变腐后散发出来的臭味,先还不重,继而叫人难以忍受。

我母亲只是为送葬才关闭了一下店堂,否则,她会失去顾客的,那她可不愿意。我过世的父亲在楼上安眠,她就在楼下卖茴香酒和红酒。在贵人们的世界观里,眼泪、沉默和庄重是亲人故世时应有的举止。然而我母亲却和左邻右舍一样,遵守的是与庄重之类毫无相干的做人规矩。从星期日我父亲合目到星期三下葬,每个老主顾一坐下来就要对这件事低声说上几句:“他去得真快……”有的人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老板怎么居然就这么走了!”他们闻知噩耗之后都表示出悲伤之情,“我心里特别乱,”“我说不出这事对我是怎么的。”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我母亲表明,悲痛的不止是她一个人。一种礼貌形式。许多人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身体还很健朗。他们思忆这最末一次相见的所有细节:确切的地点、时间、天气以及交谈的内容。如此细致地追忆生命尚未离他而去的那一刻时间,有助于表明我父亲的亡故给理智带来的打击。他们想看一看老板,也是出于礼貌。我母亲没有答应所有人的要求。她把真正心怀同情的好人挑选出来,把受好奇心驱使的坏人剔除出去。几乎所有咖啡馆的老主顾均获准与我父亲告别。有一个邻居承包商的妻子就遭到拒绝,因为他生前从来就没有能够嗅到过她,嗅到过她这个人和她那张鸡屁股式的嘴。

星期一殡葬队来了。他们发现厨房通卧室的楼梯太窄了,棺木无法通过。他们只好将尸体包在一个塑料口袋里,顺着梯级不是往下搬而是往下拖。咖啡馆的营业暂停一小时,棺木就停放在店堂中间;殡葬队就准备把尸体一直拖到棺木前。他们缓缓下楼,边下边就最佳运尸方法大发高见,什么拐角处原地转动等等。

自星期日以来,他的头一直仰枕着,枕头上留下一个坑。尸体未抬出之前,我们没有打扫过房间。我父亲的衣服还留在椅子上。我从父亲工作服的拉链口袋里抽出一沓钞票,那是咖啡厅上周三的收入。我扔掉药片,把脏衣服拿去洗。

出葬的前一夜,我们煮了一块小牛肉,是为殡殓后的丧宴做准备的。别人赏脸来参加丧礼,你们却让人空腹而归,那未免有失诚意。我丈夫傍晚才赶到,脸晒得黑黝黝的,为不是自家的人吊丧,感到不自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清楚,这儿不是他呆的地方。我们睡在唯一的一张双人床,我父亲去世时睡的那张床上。

教堂里有许多本地区的人;有在家的妇女,也有请了一小时假的工人。当然我父亲在世时打过交道的“高层”人士和其他生意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屈尊光临。他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他仅仅向商业同盟会交纳会费,但不参加任何活动。总司铎在悼词中提到“诚实、勤劳的一生”、“一个从未有损于他人的人。”

然后是握手。由于主持殡仪的圣器管理人的疏忽——除非他以为让来者多转一圈就可以壮大丧礼队伍——和我们握完手的人过后又来握了一遍。后一次转得快,也没有安慰的话。到了墓地,棺木在绳索牵吊下摇摇晃晃安放下去的时候,我母亲就像在我结婚弥撒那天一样,忽然哽咽起来。

丧宴在咖啡馆里举行。桌子挨个拼放在一起。起初大家都默不做声,过后话闸就打开了。孩子睡足了一个午觉,从这个人窜到那个人身边,送给人家一朵花或者几颗小石子,反正是些他在花园所能找到的东西。我父亲的兄弟相隔我远远的。他探过身子瞧着我,突然问道:“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时候你父亲用自行车带你去上学?”他的嗓音和我父亲一样。5点左右客人们纷纷离去。我们默默无语收拾桌子。我丈夫当晚就坐火车回去了。

我在母亲身边又呆了几天,办理那些后事常见的手续。到市政府办理户籍注销、向殡仪馆付款、复信致谢。又订制了新的名片,具名遗孀A……D……。这是一段没有思想的空白的时期。我许多次走在街上想:“我是一个大人了。”(我母亲因为我有了月经曾经说过,“你是一个大姑娘了。”)

我们把父亲的衣服集中起来分送给需要的穷人,我从他挂在酒窖里的便服中发现他的钱夹,里面有一些钱和一张驾驶执照。钱夹折叠部分有一张剪报,夹着一张照片。照片很旧,还带花边。照片上面是一组工人,分三排站立,眼睛注视镜头,全戴鸭舌帽。一张典型的、可为历史课本中工人罢工和“人民阵线”作插图的相片。我发现父亲站在最后一排,神情严肃,几乎有些紧张。许多人在笑。那张剪报按分数高低,公布高中毕业班女学生参加初级女师范学校录取考试的成绩。第二个名字就是我。

我母亲恢复了平静。又像从前一样照应顾客。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面容有些憔悴。她每天清晨一大早,总要赶在营业以前先去墓地,形成了习惯。

星期日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想方设法陪儿子玩,让他保持安静。一等车厢的乘客可不喜欢吵闹声和爱动的孩子。我蓦然一愣,“我现在真成了资产阶级了”,可是“为时已晚。”

事后,在夏日期间,我一边等待下达第一份工作的通知,一边考虑,“我必须把这一切都解释一下,”我是说必须写一写我父亲,他的生活以及他与我之间在我少年时期就产生的间距。这是种等级上的但又是特殊的间距,无法给它一个恰当的名称。就像分离的爱情一样。

此后我动笔写一部小说,主人公就是他。故事写到中途,一种厌恶的感觉油然而生。

近来我知道写这部小说是不可能的。我要述说听命于生活必需的一生,便无权首先考虑艺术,悉力撰写一篇“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东西。我要把我父亲的言谈举止、兴趣爱好、生平大事以及我伴随度过的那一生中的所有客观形迹汇集成书。

没有丝毫忆旧的诗情,也没有嘲讽与取笑。平谈的文字自然涌上笔端。我以前给父母写信告知主要消息时使用的就是这种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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