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下，《甲寅》集中表现了章士钊鲜明的文学态度

原标题：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下，《甲寅》集中表现了章士钊鲜明的文学态度

最初的新文学研宄者与实践者对文学的界限划分作出了第一步努力和突破，但他们仍然承认过去中国曾经存在的文学形式一一无论历来地位如何都加以容纳，显示出新文学家们在开创新的天地时所持有的宽容态度。

他们并没有极端刻意地强调白话与文言体式之别在文学中的地位高下，文白之间的激烈争斗直到新文学思潮在１９２０年代蔚然成风后才慢慢地拉开帷幕。

时期《甲寅》刊物文学观与新文学思潮的观念互动

《甲寅杂志》“月刊”时期，登载于刊物上的专门文学评论约为零，几乎不有关文学问题的讨论，仅有黄远庸通信一篇（第十号）；然而其所刊录的文本文学特征却很明显，因此反映出较为明确的文学观念——不通过评论文章而直接通过作品来表达。

下文中通过几类文学文体和栏目来分类进行讨论，唯有小说一类至《甲寅周刊》时期完全消失，无可辨析其发展沿革，另目前的新文学研宄对《甲寅杂志》上刊载的小说作品极为重视，研宄也非常深入。

一、《甲寅》月刊时期的思潮互动

十年前的同人在经历风云变幻后，因为政治文化观念冲突或人事俗务等等，最终纷纷离散，章士钊也再难聚集起一批有同样阅读趣味的旧文学作者，他与通俗小说界的作者素无深入来往，又看不上贩卖市井审美趣味的通俗小说，种种因素的复合导致《甲寅周刊》复刊后再没有刊载过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

一直以来，《甲寅杂志》作为政治性刊物，不太重视登载和讨论文学类文本，而到了《甲寅周刊》时期更是大张旗鼓于刊首登。

事实上在《甲寅杂志》（月刊）上发表的首篇小说作品《女蜮记》在文学观念表达上几乎没有太大突破：题材近乎传奇故事（时代约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在人物刻画上全是外部写照、几无心理描绘，重视塑造曲折情节引读者入胜，叙事方式仍近于“说书”模式，主题也不过是提醒读者注意人心叵测需时加提防。

二、《甲寅》周刊时期的思潮互动

《甲寅周刊》时期与前期的情况大相迥异，不仅以文学作品表达作者读者群的整体文学观，同时还在评论与通讯等栏目上大量刊载与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相论战的文章。

而“月刊”时期的此类栏目上登载的评述文章与交流稿件几乎都是讨论国内政体、经济与国际局势等问题的，风貌呈现出较大的差别。

历来文学研宄者对此时期的新旧文学论战关注较多，研究也较透彻，但视点大多放在其时最有文化政治双重影响力的章士钊身上，却并不太重视刊物上其他作者的辩论文字，所持观点大抵是“发表一点文章，为章氏推波助澜”等等。

因此，还原其他作者的各类文学观论说对《甲寅周刊》整体文学观研宄的深入亦有一定帮助。总体来说，从《甲寅杂志》“月刊”时期至《甲寅周刊》时期，以章士钊为核心的刊物同人对于“文学”的认知都持续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层面上。

他们中不少人都有过出洋留学的背景，培养出很好的西学修养，了解西方各国言文合一的现实情况，但在面对国内文学时仍积极倡导文言体式，不认为语言文字的“向西方看齐”能对本国政治改良和进步产生多少积极作用。

这与他们在政治上的调和中性偏向是有关系的；反观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多将语言文字问题划进改良本国政治、造成社会进步之举的应然范围，这样的文学政治观差异（或可以说《甲寅》同人几乎不认为文学具备政治功能）也最终塑成了二者相反的文体观念。

《甲寅杂志》与《甲寅周刊》精神气质上的一脉相连

一、在政治观念上

《甲寅杂志》是反袁世凯独裁的先驱者，无论是正文中的各类政论文，还是文学栏目中登载的小说、诗歌、评论性杂文还是笔记体文学，都或多或少地展露出对袁氏独裁复辟政权的质疑与批判，对自由人权保障和民族国家兴旺的期待；

《甲寅周刊》虽然在出版内容上受控于段祺瑞的“执政府”，但依然是倡调和立国，忠实记录军阀对立时局的新闻性刊物。对于不涉及政治派别的文字均抱有一定的宽容态度.

章士钊很早就对“新”与“旧”之矛盾争斗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无论是政治观念上的、还是文化文学观念上的。他个人的观念是既非“旧”亦非“新”的，同时还几十年如一日地反对极端之“旧”与“新”。他的目的与追求是中和的，手段却是激烈的，因此才在前后《甲寅》时期都与其时的政治文化一界互有攻防。

无论是“月刊”时期的收纳保守复辟派诗文通信，还是“周刊”时期的自由讨论进步学生运动潮流等等，都能显示出其志于“朴实说理、因时建议、并世党派、一无系属”的政治相对中立之特征。

二、在文化观念上

《甲寅杂志》与《甲寅周刊》都体现出几乎不变的持旧态度，只不过前者是“无意开新”，后者则“有意守旧”。

前者位处现代新文学发生的前夜，对新文学的萌生发展感知非常迟钝却又相对包容，《甲寅杂志》的一部分作者后来也分化进入了新文化运动的圈子。

而在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发生后，复生的《甲寅周刊》主理章士钊已经站到了新文化与新文学生力军——年轻学生们的反面，对学生运动的不满迅速转化成了对新文化与新文学宣传的愤怒，章士钊和他的支持者们一同走上了复活旧式中国文化之路，最终在新文学史的价值立场书写下不自意地化身为时代逆流。

在文学趣味上：前后两时期《甲寅》刊物对一批有旧学根基的、观念趣味老旧的文人群体而言，是一个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他们在这个交互平台上交流旧体诗歌创作，登载记录前朝往事的笔记作品，发表支持文言体式文学观念的论作。

但他们的作品中依然显现出一定的现代人文特征，如描绘现代西方世界景观、反文学创作相匹，但也真实反映了新文学创生前后两时期中一股较有影响的文学势力。

总之，伴随着中国新文学研宄的不断延展与深入，曾经在新文学史上留下过痕迹的《甲寅杂志》与《甲寅周刊》研宄价值会更加显明：《甲寅杂志》被部分视作《新青年》等新文学刊物的领路者。

而《甲寅周刊》与《学衡》等刊与新文学潮流的论争历程则合力展演了一出精彩的新旧文学思潮“对手戏”。不难看出，时期《甲寅》在新文学史评价体系中的地位都是配角，今后重视挖掘其对新文学发展的影响——无论积极或消极，对于补充建构新文学史的整体系统都是大为有益的。

前后两时期《甲寅》刊物的文学研究已经有不少重要成果，可以想见，未来的研究者们对它们的研究与评价一定会更加科学、客观与理性，能够获得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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