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桐 | 《金瓶梅》版本研究商榷——兼致梅节先生

原标题：叶桂桐 | 《金瓶梅》版本研究商榷——兼致梅节先生

梅节先生的《〈金瓶梅词话〉的版本与文本》（《〈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序》）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我读过之后，有些看法，本来想立刻

写出来向梅先生请教，但因为工作与身体的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康复，课程也已经结束，有一点空闲，就写出来，既是向梅节先生请教，同时也向海内外的学者请教。

一、我与梅节先生的相同之处

梅节先生比我大十几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起开《金瓶梅》学术研讨会相识，到现在快有二十年了，是真正的老朋友了。

不仅如此，在中外“金学”界，关于《金瓶梅》的版本问题，只有我与梅节先生的观点最为接近。我们俩之间最重要的相同之处是：

（一）认为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三种“完本”：一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一藏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一藏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

堂；一种残本存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 此四种《新刻金瓶梅词话》同一版刻，但刷印时间不同。）晚于日本内阁文库藏“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二）“崇祯”本（或谓之“说散本”、“文人本”）虽然是根据《金瓶梅词话》本改写的，但却不是依据现存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改写的；相反，《新

刻金瓶梅词话》依据日本内阁文库藏“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校改过。

梅节先生的这种见解形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校勘过程中。

据我所知，他的见解最早公布在《〈金瓶梅〉词话本与说散本关系考校》（1）一文中。

2002年12月， 梅节先生把他的另一篇论文《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连同一组《金瓶梅》插图的复印件寄给了我，但那上面注明说 “未定稿，欢迎批

评，请勿引用”，后来该文刊于北京《燕京学报》新十五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我没有核对过，不知刊出稿比未定稿改动大小。

我关于《金瓶梅》版本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时我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蒋和森先生学习研治明清小说，我的博士论文就是

《论金瓶梅》。

我的博士论文中有《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一节，后来刊于《吉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该文的结论部分中有这样几句话：

直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丁耀亢写《续金瓶梅》时，他还不知道什么兰陵笑笑生，还没有见过《新刻金瓶梅词话》，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当然，这有两种可能，即要么《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未问世；要么已经问世，而丁耀亢没有见到。

但以丁氏与《金瓶梅词话》的种种关系，以及他的广泛交游，如果《新刻金瓶梅词话》已经问世，而且是万历年间刊行的，那么到丁氏写《续金瓶梅》时，

四十年过去了， 丁氏居然毫无所闻，连作者为兰陵笑笑生这样重大的问题都一无所知，在情理上似乎也说不过去。

在《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的研究中，有一个令人十分难以理解的问题，这就是有明一代与《金瓶梅》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关系的人可谓多矣，但却从未有

一个人涉及到这位兰陵笑笑生。

然而现在论《金瓶梅》版本研究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说《新刻金瓶梅词话》是万历本，这实在很值得怀疑。

到1998年我撰写《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为鲁重民或其友人》(2)、撰写《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

(3)、《〈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新论》(4)、《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5)等论文，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

我对于《金瓶梅》版本与作者的看法：

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实刻于清初；兰陵笑笑生不是《金瓶梅》作者；说《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这不过是三百年前的一位书商

制造的一个骗局；兰陵笑笑生只是《新刻金瓶梅词话》的编校者。

（香港）梅节先生

二、我与梅节先生的不同之处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问题，我与梅节先生的不同之处如下：

（一）梅节先生认为“万历末天启初刊行的”《金瓶梅》是“文人改编、有丁巳弄珠客序和廿公跋、名为《金瓶梅》的第一代说散本（叶按：即大多数学者

所说的“崇祯本”）”；我认为这个《金瓶梅》的初刻本是词话本，而且所使用的底本就是刘承禧的缺了53-57回的所谓“全抄本”。

详见拙作《〈金瓶梅〉抄本考》(6)。

（二）梅节先生认为上述这一《金瓶梅》初刻本卷端有丁巳弄珠客序与廿公跋；我认为这一刻本卷端只有弄珠客序，没有廿公跋。

（三）梅节先生既然认为上述万历末天启初刻本《金瓶梅》卷端有廿公跋，那就是说他认为廿公跋的写作时间不晚于万历末天启初；而我认为廿公跋的写作

时间为“崇祯”十四至十六年。

（四）梅节先生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明代；我认为它刻于清初。

《考论第一辑》

三、向梅节先生提两个问题

（一）梅节先生反复强调说：

“金瓶梅艺人本（叶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词话本”）虽然是原典，明代首先刊行的却是文人改编的说散本（叶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崇祯本”），明

清三百多年流行的也是说散本。”

“艺人词话本虽是母本，文人说散本改编自艺人本，但万历末天启 初刊行的是文人改编、有丁巳弄珠客序和廿公跋、名为《金瓶梅》的第一代说散本。”

“第一代说散本书名《金瓶梅》，有廿公跋、东吴弄珠客丁巳序，一百回，分为二十卷，有简单眉批，无讳字，无图。”（均见《〈金瓶梅词话〉的版本

与文本》）

我想请问 梅节先生：

您 “说万历末天启初刊行的是文人改编、有丁巳弄珠客序和廿公跋、名为《金瓶梅》的第一代说散本”有什么依据?

我认为万历末天启初刊行的有丁巳弄珠客序的《金瓶梅》初刻本是《金瓶梅》词话本，那书名的全称就叫《金瓶梅词话》。这至少有如下的依据：

第一，万历末天启初刊行的有丁巳弄珠客序的《金瓶梅》初刻本，就是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所说的/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刻本，而且所使用

的底本就是刘承禧的缺了53-57回的所谓“全抄本”。 详见拙作《〈金瓶梅〉抄本考》。

鲁迅先生曾经依据沈德符的这番话，推论《金瓶梅》初刻本刻于万历庚戌（1610），当台湾的魏子云先生考证出马仲良榷吴关的具体时间为万历四十一年，

则《金瓶梅》初刊本的刻印时间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当然说《金瓶梅》初刻本就是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本子，并非是我的创见，也不是刘辉创见，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郑振铎先生就已经说过

了。(7)

第二，薛冈在《天爵堂文集笔余》中说的也是这个刻本，这只要看看他所见到的《金瓶梅》抄本是文吉士即文在兹的抄本，这也是他将刻本予以比较的抄本

就清楚了。

其余的理由请见拙作《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这里不再赘述。

（二）梅先生认为初刻本《金瓶梅》（我们姑且不论它是文人本，还是词话本）的卷端有廿公跋，不知有何证据?

据我所知，说《金瓶梅》初刻本上有弄珠客序，最早的文献依据是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卷二中的一段话：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即投秦火。”

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

之病死。

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

薛冈所说的刻本即《金瓶梅》初刻本，也就是沈德符所谓“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刻本。

他所说的序就是弄珠客序，而没有说有廿公跋。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在现存文献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廿公跋的任何记载，哪怕是片言只语。

梅节先生说初刻本《金瓶梅》上面有廿公跋，也是缺乏版本依据的。

廿公跋唯一的版本依据就是日本内阁文库本系统的“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影印本）书封

四、廿公跋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关于“崇祯本”《金瓶梅》的分类，中国大陆学者中上海复旦大学的黄霖先生的标准是依据眉批的字数，将现存“崇祯本”分为二字行本（王孝慈本）、三

字行本（内阁、东洋）、四字本（北大、天理、上甲）以及综合型本（上乙、天图）四系。我的分类标准是：

“崇祯本”《金瓶梅》有两个子系统，第一个子系统即每半页10行，每行22字，无廿公跋的系统，这种子系统以通州王氏藏本为最善、最早，可惜今已不知

下落，现存者当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代表；

第二个子系统，即每半页11行，每行28字，有廿公跋的系统，这种系统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8)

我的“崇祯本”分类标准很明确，即以版式和有无廿公跋作为分类标准。

梅节先生对于“崇祯本”的分类标准与我大致相同，即以版式和有无廿公跋作为分类标准，但他又增加了关于有无插图以及插图的幅数的标准。

这是以往的“崇祯本”研究中所没有而为梅节新增加的标准。我以为梅节先生的这一新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是他对于“崇祯本”研究的新贡献。

因为插图比较直观，更容易比较出版本的先后。但我却不能不特别提醒梅节先生注意：

“崇祯本”两个子系统的本子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如果就系统而言，则第一个子系统早于第二个子系统。详见拙作《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

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9)。

既然廿公跋成了分类的重要标准，可见它的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只有90余字的跋语甚至成了我们揭开《金瓶梅》版本之谜的关键。

我在拙作《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10)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日本学者荒木猛先生对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进行了认真考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原来，这一刻本装订为20册，其封面是用该书肆刻印的别的书的废书页折叠起来的，根据这些废书页，可以断定该书肆为杭州鲁重民的书肆。

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为鲁重民所刻印。而那些用作封面的废书页，其中一种是该书肆刻印的《十三经类语》一书的，而《十三经类语》一

书的序言的署名落款时间是崇祯十三年（1640）。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当然刻于其后。假定《十三经类语》刻于崇祯十三年，那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当刻于崇祯十四到十六年。

因为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清顺治元年，而“廿公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显然是明人的口气，因此《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

文库本）当刻于崇祯十四到十六年，“廿公跋”亦写于此时。

这一结论非常重要，它不仅揭示了《金瓶梅》三个序跋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的写作年代，即弄珠客序作于万历四十五年，廿公跋作于崇祯十四到十

六年，而欣欣子序则作于清初。

梅节先生对于《金瓶梅》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金瓶梅》版本研究方面单单是我在上面所提到的他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日本内阁文库本《新

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而且依据内阁文库本校勘过；在“崇祯本”的分类标准中增加了插图一项等等，就很值得称道了。

但梅节先生关于《金瓶梅》初刻本是说散本，关于初刻本《金瓶梅》上面有廿公跋的结论是颇值得商榷的，我以为正是因此两点，梅节先生并没有将《金瓶

梅》各种版本的内在关系真正搞清楚。

拙作《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中，有这样一段话，抄录如下，以供梅节先生参考与批评：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我以为我们现在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

《金瓶梅》共有四种最有代表性的刻本（据崇祯本修改过的“张评本”不计）：

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甲系（现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代表），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乙系（以日本内阁文库

藏本为代表），《新刻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刻本上的序跋共有三篇：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

这三篇序跋的写作时间为：东吴弄珠客序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作于明崇祯十四到十六年（1641-1643），欣欣子序作于清初。

这三篇序跋在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中的刻印情况为：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开端有东吴弄珠客序，这有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为证；

崇祯本《金瓶梅》甲系也在卷端收录了东吴弄珠客序；崇祯本《金瓶梅》乙系不仅收录了弄珠客序，又在其上加了廿公跋；

《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仅沿袭了崇祯本乙系，收录了廿公跋、弄珠客序，又加上了欣欣子序（这是台湾藏本的顺序，日本栖息堂本顺序不同）。

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的序跋出现的顺序、分布以及四种刻本刻印之先后顺序昭然若揭，除了初刻本《金瓶梅词话》有薛冈的记述之外，其余都有版本上

的依据。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论金瓶梅》 叶桂桐 著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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