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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和其构建的现代荷马世界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2年10月23日 18:41

原标题：《尤利西斯》和其构建的现代荷马世界

朱嘉明/文

2022年，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1882-1941）的旷世自作《尤利西斯》发表100周年。100年来，如何解读《尤利西斯》是世界文学界经久不衰的挑战。《尤利西斯》出版当年，已经有中国知识分子加以关注，代表人物是徐志摩，还有茅盾，郑振铎、周立波等。但是，经过精心考证和专业翻译的《尤利西斯》的中文文本问世，已经到了1990年代中期，先是金堤先生的译本，之后是萧乾/文洁若的译本。2021年，刘象愚的《尤利西斯》译本出版。至于乔伊斯的传记进入中国，已经是2006年。在中国，《尤利西斯》的读者群至今是小众。

《尤利西斯》作为文学作品，最直观的特点是语言丰富，除了中文和非洲语言，欧洲所有语言他都使用了，从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到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还加上了爱尔兰的土语和酒馆里的粗话，黑人英语、伦敦方言，不一而足。这绝不是作者的显摆，是信手拈来。在文学风格方面，《尤利西斯》几乎实现了集大成，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古希腊悲剧和古希腊哲学的影响，还可以感触到尼采的存在，以及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福楼拜，尤其是易卜生的痕迹。所以，即使以英文为母语的读者，想一举读懂这本书，其实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中国读者。这样，就不难理解萧乾在1940年还称《尤利西斯》是一部“天书”。

一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院派主流对《尤利西斯》的看法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所代表的是一种虚无主义，一种精神空虚的颓废，集中反映在小说主人公是一个空虚的骚客，是孤独、颓废、多愁善感的悲观主义者的集合体。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尤利西斯》，有助认知国内外学院派主流看法的缺失所在。

第一，乔伊斯展现的《尤利西斯》时空结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事件和故事，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中。

关于时间。此时此刻的我们面对的是三个时间节点。其一，《尤利西斯》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1904年的6月16日，从上午8点到午夜，总共加起来是19个小时40分钟的故事；其二，《尤利西斯》又对应于《荷马史诗》（Homericepics）的《奥德赛》（Odyssey）。《奥德赛》这个故事描写的是战争结束后的1183年之后的10年，讲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返国的10年时间中发生的故事；其三，作者写作的时间1914-1922。作者开始写第一章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小说发表则在一战结束后数年。

于是，读者陷入一个套娃式的时间框架，所要理解和追溯的远远不是本书所说的1904年6月16日的19个小时40分钟，需要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跳跃到公元前1183年至公元前1173年的荷马时代。在这样的时间维度中，需要理解荷马世界、荷马时代和奥德赛，否则就无法理解1904年；而不了解1904年，就没有办法来理解《尤利西斯》。

关于空间。涉及两个空间。其一，是《尤利西斯》的故事空间，即爱尔兰的都柏林。本书通过各章代表的人体器官肾、生殖器、心脏、肺、食道、大脑，隐喻都柏林不仅是一座城市，一个物理空间，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一个具有生物特征的空间；其二，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空间：“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1914-1921”。这本书先后写于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瑞士的苏黎世，然后完成于巴黎。也就是，作者写作的过程就是自我流亡的过程，不断变换自己存在的空间。总之，作者自1914年开始，走上了一个客死他乡的不归之路，这条路在1941年到了尽头。

第二，“荷马时代”是黑暗时代。理解荷马时代是理解《尤利西斯》的关键所在。

“荷马时代”从公元9世纪前到公元8前世纪。《荷马史诗》是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的统称。所描写的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900年这个区间的事情，主要覆盖特洛伊战争时期。假定荷马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的《荷马史诗》所描写不是他的亲身经历，而是其依据发生200年前的传说，尽管这个传说被后来的历史考古所证明。

《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互联系又不可分割。这两本史诗的差别在于：《伊利亚特》的时间背景是特洛伊战争10年中的最后51天；《奥德赛》讲的是特洛伊战争最主要的领袖，国王奥德修斯胜利之后返回家乡的十年历程。可以肯定的是，特洛伊战争导致整个希腊，即今天的希腊群岛和爱琴海，进入了一个没有城市、没有商业、没有文字和国家的特殊的时代。所以，“荷马时代”是一个黑暗时代。乔伊斯借用“后特洛伊时代”，或者荷马时代作为《尤利西斯》背景，告诉读者，20世纪初期的的爱尔兰，甚至欧洲和整个世界，其实都是黑暗的。作者是以1904年6月16日那特定的一天，集中代表“爱尔兰黑暗”的那种无奈的和瘫痪的时刻。

如果没有“荷马时代”作为参照系，没有以荷马时代与都柏林的跨时空的鲜明对比，就难以深刻理解当时的都柏林，当时都柏林的老百姓，当时的爱尔兰究竟在历史上有怎样的位置。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把乔伊斯和《尤利西斯》当做一个话剧，特洛伊战争摧毁了旧的文明，人们进入了新的文明没有来临的黑暗时代，即“荷马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和场景下，有一个镜头焦距的是20世纪开始的都柏林，这样的历史反差太大了。

“荷马时代”影响了世界，都柏林相比显得那样渺小。但是，乔伊斯告诉读者，他就是关心这样凡俗的、真实的，他必须逃离的都柏林和爱尔兰。他为了让读者感受强烈的刺激，采取了一个办法，将《尤利西斯》章节和人物与《荷马史诗》产生对应关系。对应罗马神话中的人物，才是乔伊斯《尤利西斯》全书主人公真正的注脚。

第三，布鲁姆的分裂特征。布鲁姆是《尤利西斯》的第一主人公，对应的是《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布鲁姆是该书的灵魂人物，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因他而出现。

本书对布鲁姆有着完全对立的描述：一方面，布鲁姆作为都柏林一家报纸拉广告的社会底层小人物，下层小资产阶级，陷入儿女情长和生活琐事，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为生计奔波苦恼。外表的他，肚子微鼓，胖胖的，爱吃动物下水，有手淫的习惯，被认为是平凡、平庸、粗俗、下流、狡诈的人。更重要的，布鲁姆是犹太人，在当时遍布全欧的排犹主义弥漫情况下，虽然还没有进入纳粹时代，在一个被天主教主宰和蹂躏的爱尔兰的都柏林，他的犹太人血统导致他比爱尔兰人还要悲催。所以，他没有可能得到起码的尊重，却遭到周遭的鄙视，连妓院的老板都把他说成不阴不阳的人。另一方面，布鲁姆有非常好的学问，是一个有理想、有才智、同情女性、永远让自己沉浸在内心世界不被伤害的人，他也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甚至，他还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充满宗教感的人。

尽管布鲁姆长期处于分裂的，甚至绝对分裂的状态，每天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万般艰辛，没有人尊敬，却能维系良知和希望，从未放弃他的理想，并尽力做一些他认为应该做的、不乏非常感人的行为。比如，他要到妇产医院去关心朋友的朋友生产难产，他会真的着急，甚至会有一个女人这样情况下的那种感同身受。

作者展现了布鲁斯精神境界的深处：布鲁姆是有精神支撑的——他其实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希望有世界语；他渴望平等、公正，渴望所有人起码有尊严的生活，每一个人即使走向坟墓时，也应该有起码的尊严。这是多么难得啊！这个世界从来就是一个极端虚伪的时代，从荷马时代到乔伊斯时代，甚至现在。《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姆和《奥德赛》主人公奥德修斯，在3000年之后，在1904年的6月16日，竟然在都柏林发生了一种历史的重合，而这个重合的本质，就是人性的重合。人性的背后是布鲁姆的善良，他悲天悯人，充满人类弱点，一个完整小人物的天性。所以，布鲁姆值得被肯定和尊重，甚至被喜欢。

第四，斯蒂芬的隐喻和象征。《尤利西斯》的第二主人公是斯蒂芬，对应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

斯蒂芬和布鲁姆，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一方面，史蒂芬需要布鲁姆，当成寻找的精神上的父亲；另一方面，布鲁姆在意审和理解史蒂芬的身心状况。荷马的《奥德赛》中主人公，经历十年时间最终回到家乡，需要重构父子关系，在《尤利西斯》中，通过布鲁姆对待史蒂芬的态度，再现了《奥德赛》中主人公与儿子的关系演变。最终，史蒂芬和布鲁姆共同构建了一个灵与肉的关系，一个追求精神世界和陷入物质世界的反差关系。

史蒂芬和布鲁姆彼此之间不管身处怎样的环境怎样的时代，都要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一块田园。所以，他们还是朋友，是灵魂伴侣。在现代荷马时代，伴随20世纪来临的那种黑暗，无声无息，无边无际，令人窒息。黑暗时代，一定是平庸时代，没有战场、没有对垒、没有每时每刻的生与死的威胁与挑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如果想把自己变成英雄，至少视自己为英雄，有很多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寻求永恒的精神世界，企望精神变得万分强大。

第五，莫莉的地位。莫莉是布鲁姆的妻子，对应的是奥德修斯的夫人佩涅洛佩（Penelope）。在这本书中，她是极端丰满的女性主人公。莫莉能歌善舞，情欲旺盛，情人还不止一个，N多。但是，莫莉没有选择离开布鲁姆，因为她认为布鲁姆有两点影响了她永远不能离开：布鲁姆的知识、见识和智慧，以及布鲁姆的诚实。其实，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布鲁姆对莫莉的理解和宽容。布鲁姆对莫莉的外遇，在伤痛同时，还能够理解和接受。总之，莫莉和布鲁姆的夫妻关系得以维系，是双向原因。

莫莉的精神世界是多元化的。最能够反映莫莉内心世界的是本书的第18章。莫莉的精神世界在第18章混沌维度中，实现了无序的跳跃。有人这样说，第18章证明了乔伊斯是这个世界中最能理解女人心理的男人。

在莫莉的背后，隐藏着乔伊斯关于性的观念。《尤利西斯》将妓院作为任何城市中最有趣的地方，充满“令人战栗、令人迷幻的生气”。比较妓女，莫莉堪称良家妇女。妓女都值得正名，何况莫莉。

第六，意识流。不仅文学界，而且一般民众也知道意识流的概念。但是，对意识流的理解，可以这样认为，只有阅读《尤利西斯》，才会具有讨论意识流的坐标。

乔布斯和《尤利西斯》将意识流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乔伊斯在这部书中，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设计，把3000年前和3000年后现在的事情、人物思想，通过意识加以连接和融合，而所有的意识，并非有那么强烈的逻辑性，常常是跳跃的、中断的、混乱的、没有逻辑的。读者的思想在长达3000年的时空中振荡，对应每一个现存的人，都会在《荷马史诗》中可以找到对应的人，在一种反差中震撼。例如，感知真实的布鲁姆，卑微、平庸、渺小，而布鲁姆对应的奥德修斯，英武、伟爱、智慧，几乎所有好的概念都可以用在《荷马史诗》的奥德修斯身上。

这本书的典型意识流主要集中在第18章。这一章在萧乾 /文洁若夫妇的翻译文本中，从941页-978页没有标点符号。有人考证，第18章中只有两个句号。能把这一章读下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这正是其魅力所在，无论是深刻的，还是粗俗的东西，都以意识流的模式发生交叉。在最后一页里，这些词汇罗列在一起：“牛奶、钢琴、白玫瑰、蛋糕、田野、庄稼、鲜花、神父、地狱、女人的身子、大海、天宫、码头、犹太人、阿拉伯人”。极端跳跃、极端赤裸、天马行空。这就是读者直视的赤裸裸的真实。《尤利西斯》以如此方式描述真实的世界，达到不能再真实的地步，从头到尾排除传统文学的罗曼蒂克，读者因此而被征服。

总之，《尤利西斯》框架展现的包括历史与现实，生理和心理交织的意识流，才是真正的意识流，是具有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意识流。最终，读者本身也产生了身不由己的意识流动状态，整个精神世界动荡、交叉和闪动，甚至发生意识错乱。在作者和读者的意识流互动情况下，读者在一种意识流的反差中，产生异常丰富的遐想，思想势必天马行空，自然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第七，两种流亡。《尤利西斯》向读者描述了当代世界的“两种流亡”：身体的和精神的。

所谓身体的流亡，是指一个人流落异国他乡，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却没有办法忘掉自己的国家；所谓精神流亡，是指精神丧失归宿，处于极端孤独状态。精神孤独是孤独本身的最高状态。

在本书中，最能体验精神孤独，体验到孤独的极限状态的，就是布鲁姆。布鲁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他在葬礼上发现：参加葬礼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很严肃，其实不然，在葬礼期间，很少有人交谈关于死者的事情，大多是叙旧和拉家常，然后散去。

荷马《奥德赛》主人公奥德修斯从特洛伊战场返回家乡的十年，是动荡漂泊和精神孤独交织的十年。奥德修斯坚持强大的内心精神世界，还要坚持每天批判诅咒甚至揭露自己的家园，令人触动。在人世间，那些同时体验两种流亡的人，体会身体流亡和精神流亡的叠加，最终体验的精神孤独是残忍的和残酷的。经历这样流亡的后果是，一旦经历过来，人的精神世界就不可能回到从前，是一种精神不可逆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乔伊斯不是犹太人，却视犹太人为“第一个在全世界流浪的民族”。乔伊斯对于流亡，还有“流亡，是我的美学”的感受。

第八，犹太情节。乔伊斯一生，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充满热心，关注和思考犹太人处境，形成对犹太民族的特殊情感，甚至对犹太文明依恋，并认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被压迫，沉迷幻想，渴望理性，合作思想。所以，犹太情节是《尤利西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散见在小说各章的主人公布鲁姆的意识流的重要内容，就是对犹太人命运的思考。这就不难理解乔伊斯在一封信中这样评价《尤利西斯》：“一部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乔伊斯是了不起的，他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预感和清晰地认识到犹太问题与世界未来的关联性。之后的第三帝国的崛起和覆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色列建国以及战后历史的演变，都证明了当代世界历史无法逾越犹太问题。

二

乔伊斯和茨威格是同时代人，都对历史有着持久的影响力。比较乔伊斯和茨威格，有助于从更宽阔的视野理解茨威格。

乔伊斯1882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父亲是民族主义者，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941年死于急性病。茨威格1881年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家庭是富有的犹太商人，1942年在巴西自杀。他们两个人最大共同之处在于：在精神层面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整一代人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在人生命运层面，最终都走上了流亡之路。

1919年，当乔伊斯在萨尔斯堡见茨威格的时候，后者过着一个稳定的和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茨威格见到乔伊斯有这样一段话：“我最为之动容的是这些人当中没有家乡的人或者更糟糕的人，那些不光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祖国的人，他们在心中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一个。在奥德温咖啡馆的一个角落，一个续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大多时候独自坐在那里，锐利的黑色眼睛前架着一副引人注目的厚厚的眼镜，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英国诗人。当我在几天后与这位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与英国人有任何所属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文写作，但是他不用英文思考，也不想有英语式的思考。他当时对我说：我想要一种语言，一种超越一切语言之上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要给它俯首帖耳。我没法用英语表达自己，而不让自己进入一种传统当中”。英雄之间心有灵犀、惺惺相惜的感应跃然纸上。茨威格特别提到：“好像我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来的路一样”。茨威格后来的流亡岁月，印证了这句话。在乔伊斯见到茨威格的时候，他把自己写过一本很重要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借给了茨威格。因为他手上只有一个副本。

乔伊斯和茨威格之间巨大的互补性，如果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几乎就是完整的欧洲文学思想历史。乔伊斯所做的，恰恰是茨威格所没做的，茨威格所写的，恰恰是乔伊斯有意回避的。

在纪念《尤利西斯》出版100周年的时候，20世纪初的那个都柏林其实没有消失，我们周边还有不同的布鲁姆、斯蒂芬、莫莉，甚至还能够感到荷马时代的幽深阴影。即使大多数人没有身体流亡经历，仍难免有在不同程度上体会到的精神流亡和精神世界的孤独无助。所以，真实的人性和内心，最值得珍惜。布鲁姆是可爱的。

（本文系作者在苇草智酷纪念《尤利西斯》发表100周年“思想剧场”的发言。经作者修订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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