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写作课|写到人性和人情的更深处
原标题:周四写作课|写到人性和人情的更深处
宋宝颖/制图
沈从文长久地怀念故乡的河流。顺流而下,或者溯流而上,他精彩的叙说像那河水流淌。所以他的学生汪曾祺觉得,用了半辈子时间写那条河的沈从文,在世界上的作家里都是少见的。风景不殊,时间流动,沈先生常在水边,逝者如斯,他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历史”。
在一篇忆旧散文里,汪曾祺引录了沈从文的一段话:
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诉)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诉)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东方人的历史,相当多的是帝王们相斫相杀的历史,缺失了普通大众的人性人情。这在沈从文这样的作家看来,有些狭隘,有些无奈。
如果我们有时间再读沈从文的散文,可以把重心放在他笔端的人性人情,那些要比他描述的河流景色更加精彩——实际上,这是唯一的阅读方式。他从来没有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去写两岸的景色和村镇的历史。
沈从文教他的学生们写作,要他们“贴到人物来写”。汪曾祺的理解是,作品中所有的因素都要围绕人物来写,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自然要贴紧他们的人性和人情。
人有生命,人要生存,人要生活,于是有了人性和人情的千变万化。描述这些,是作家的使命所在,也是作家的用武之地。
有时候,一个充满人性和人情的事件出现在我们的经历,它像光一样照耀着记忆,就看我们能不能描述它,像世界上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一样,变成不会遗失、不会腐坏的文字。
比如我在十一岁时听到的那个民谣。
那个冬日,十多个老头排成一溜坐在墙根下,那面墙挡住了寒冷的北风,折射着温暖的阳光。他们用手敲节拍,随着节拍诵说民谣。我站在他们前面三四米远的地方,是那一天他们唯一的听众,唯一的欣赏者。
中间老头的声音,像是提问:人老先打哪块儿老?
左边老头的声音,像是回答:人老先打头发上老。右边老头的声音,像是回答的补充:白的多,黑的少。
他们发现我在倾听,都把目光转向我看,诵说的情绪也振奋起来。那一天我在他们脸上看到的表情,那种平静,那种和善,那种真诚,那种自然,那种亲切,那种宽慰,以后没有在别人的脸上看过。
他们一段一段,不紧不慢,说到身体的很多部位。
完整的歌谣是这样的:
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头发上老。白的多,黑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眼睛上老。看不见的多,看见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耳朵上老。听不见的多,听见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牙上老。嚼不动的多,嚼动的少。——人老先打哪块老?人老先打肩膀上老。扛不动的多,扛动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胳膊上老。拎不动的多,拎动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腿上老。弯的多,直的少。——人老先打哪块儿老?人老先打脚上老。走不动的多,走得动的少。
后来读大学中文系时,我读遍图书馆里的民间歌谣读本,不仅没有收录这一首,相似的类型也没有,从来都没有出现。这当然让我惊讶。
我在散文《墙根下的民谣》里写道:
“他们诵说的歌谣,是谁编出来的,是什么时候编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流传了多久?……它以平静和达观的语气,描述人的衰老状态。它的语言浅显易懂,指向的却是对生命的深深敬畏。我有一个感觉。在我十一岁的时候,那些衣衫破旧的老头们,特意出现在我的面前,只有一个目的:让我记住这首重要的歌谣,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写在文章里,传遍这世界。”
我用了平民化的称呼“老头”,没有用尊称“老者”,可能是受了汪曾祺的影响。他的一篇作品标题就叫《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写道:
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作者的情绪隐藏在平静的叙述里。那个像空气一样的老头,想说话没人跟他说,想打架没人跟他打。他的孤单是真正的孤单,连嘲笑、欺负他的人都没有,这让读者觉得无底的心酸。
这篇《捡烂纸的老头》,有人说是散文,有人说是小说。而汪曾祺写作时,往往不会考虑到他写的是什么体裁。他只是观想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把印象较深的写出来,到了报刊编辑手里,当小说发表也好,当散文发表也好,那是他们的事情。
汪曾祺的读者挺多。有学者认为,汪曾祺每一句话看起来都很平常,但是有着一种温情的人道主义。他在读者中越来越火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对人间保持着善意,对人性不断地探索,保持着人性的善和完整。
我读到的一篇作品里,汪曾祺写了一个叫莲子的女人,她是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使女,流浪途中嫁给了忠诚老实的挑夫老黄。他们生了女儿叫巧云。
汪曾祺写道:
巧云三岁那年,她的妈莲子,终于和一个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那天,黄海蛟正在马棚湾。莲子把黄海蛟的衣裳都浆洗了一遍,巧云的小衣裳也收拾在一起,焖了一锅饭,还给老黄打了半斤酒,把孩子托给邻居,说是她出门有点事,锁了门,从此就不知去向了。巧云的妈跑了,黄海蛟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这种事情在大淖这个地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养熟的鸟还有飞走的时候呢,何况是一个人!
他笔下的莲子,跑还是要跑的,但是在抛夫弃子那天做的一系列事情,浆洗和收拾衣裳,把孩子托付给邻居,还有焖饭、买酒、锁门,等等,都体现了很深的人性和人情,所以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在我们读到的文学作品里,很多好作家都在人性和人情的深处写出了精彩。这实际上并不困难,我们的身边总是有饱含着人性和人情的事件发生,只有文学观念狭隘、描述能力不足的人才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之所以要单独拿出汪曾祺说事,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里,在平常事件里,都可以看到人性和人情的光亮。
他笔下的题材,大到关乎神祇的城隍、土地、灶王爷,小到他喜爱的一道美食,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都像透过一柄放大镜,注意到与此相关的人性和人情的变化,清晰地显现出来。
这是我们读汪曾祺的理由。
特邀编辑:董学仁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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