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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正泰、老干妈……这些国民企业最初都是“个体户”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3年02月02日 09:17

原标题:华为、正泰、老干妈……这些国民企业最初都是“个体户”

作者丨许唐扬

编辑丨贾嘉&濛仔&白话日报

排版丨二水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了一件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事:一个中国商人用热水瓶胆、罐头等积压物资,从苏联换来了4架飞机。

这笔生意无疑是赚的,当事人号称自己仅从这笔交易中就赚了近一亿人民币。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个中国商人几乎是白手起家完成了这个壮举:没有本钱、没有背景、没有技术,有的只是老虎吃天的胆量和精准的商业眼光。

时间倒回五年前的1984年,这个商人不仅没本钱,甚至连公司都没有——他刚注册成为个体户没几年。同一年,刚开始经营不久的他就在老家因“投机倒把罪”被捕。他家乡的报纸这样报道这件事:

“个体经营户‘中德商店’,打着百货、五金零售的招牌,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内外勾结,大量套购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

这一年,人生屡屡受挫的他自诩已经洞悉了贸易的本质: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和供需关系赚钱,美其名曰“跨时间的价值交换”。

他一生的交易,包括那次成为MBA案例的日用品换飞机,都是对这个理论的实践。在“换飞机”的案例中,他确定了三件事:

1.当时苏联包括飞机在内的重工业品过剩,轻工业日用品匮乏

2.中国市场上存在大量积压的日用品

3.当时正处在业务上升期的川航需要买飞机,但相关业务部门缺乏主动性

他跟苏联人约好“同时发货”,让对方先把一架飞机飞到成都,再把抵达的飞机交给银行抵押贷款,用贷来的钱向北京昌平热水瓶厂下单,然后再通过专列向苏联发送第一车物资,他神奇地利用飞机和火车之间的时间差完成了这个几乎无本万利的“交易魔术”。

当时中苏之间仅有40趟班列,他借口运力有限,一次只发一车物资,履行合同花了五年,而钱早在飞机飞抵成都之时就赚到手了。

此人叫牟其中,一个同时背着中国“前首富”和“前首骗”之名的商人。他发迹的八九十年代,中国正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辛苦摸索,无数商业先驱、市场开拓者、冒险家、投机者和草根正在跃跃欲试。

在1988年之前,他们共同的身份叫做“个体户”。

与波澜壮阔的八十年代相比,1980年是一个稍显平淡的开端。这一年,香港TVB开播《上海滩》,央视一套决定每日播放《天气预报》,《人民日报》在1月1日刊出了《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中国“干极”托克逊县终于结束了史上最长的无降水期,东南季风鼓起强劲的力量,吹醒了干涸已久的神州。

1980年,中国第一张个体户执照发给了温州姑娘章华妹。这张执照的合法性来自于前一年的一个批示:“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这个批示其实是一种“事后追认”,其口吻充满了大胆实验、小心求证的慎重。在此之前,汹涌的返城知青潮已经给各大城市带来了事实上的就业压力。进不了国企、拿不到铁饭碗的人们开始自谋生路,从事起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行当。

从1978年开始闻名的北京秀水街市场,一开始只是零零落落的几家商铺。众多北京返城知青看准这里毗邻使馆区,外国人多,在这里摆摊出售土特产、手工艺品,天长日久竟成北京一景,变成北京的一张国际文化招牌,众多国际旅游团的保留节目就是“登长城、游故宫、吃烤鸭、逛秀水”。

经济活力率先在商品经济传统发达的地区开始爆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的温州人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在全国赢得了“到处钻”的称号;江苏海安农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自行车队运鸡运鸭,占领了上海、苏州等多个大中城市的活鸡交易市场,被官方媒体称为“百万雄鸡下江南”。

表一 八十年代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状况(人数:万;增长率:%)

数据来源:史若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研究》,第14页。

在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施行前,私营企业的存在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行政上都处于相对暧昧的位置。在这个时代,被法律认可的“非公经济”实际上就是个体工商户。

俗曰: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为了规避社会和政策上的“另眼相看”,在八十年代的农村,多数事实上以私营方式经营的企业挂了“乡镇企业”的帽子,统计上仍归集体经济。据1994年国家工商管理局的抽样调查,乡镇企业中有83%的企业实际上属于私营企业。

但这并不能阻挡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和求取财富的热情。在“个体经济”的帽子下面,一些后来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幼苗此时得到了悄悄发芽的机会。

后来创办了“三一重工”的梁稳根这时在老家干贩羊、倒卖玻璃纤维的生意,虽然赔了不少钱,但初步集齐了三一重工创业的核心团队;创办了“三全食品”的陈泽民这时候在倒腾一家冷饮部;王石靠倒卖玉米获得了第一桶金;“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在1976年就靠炒瓜子赚到了100万,1980年代初,他的炒瓜子作坊已有百人规模,然而仍然顶着一个“个体户”的帽子。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回忆创业之初的情境时提到:

“我创建了华为公司,当时在中国叫个体户,这么一个弱小的个体户,想组织起千军万马,是有些狂妄,不合时宜,是有些想吃天鹅肉。”

在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创业群体莫过于温州柳市镇的“八大王”。这批商户凭借头脑和手艺,在各自的领域很快冒尖,成为名副其实的“先富之人”。

当时,“螺丝大王”刘大源号称无论什么型号的螺丝都能从他店里找到。《人民日报》的记者有心试试“螺丝大王”的成色,找来两种极罕见的螺丝到他店里要求配,结果刘大源妻子一看螺丝马上说“有”,使来人惊奇不已,一时传为异闻。

温州的商业氛围带起了一大批创业群体,后来成长为五百强企业的正泰集团、德力西电气都创办于这个时代的温州。

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民法通则》第26条规定:“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走过漫长的暧昧期,“个体户”至此才算真正在法律意义上“名正言顺”了。

个体户以外的非公经济体真正得到法治之光的普照,还得等1993年《公司法》颁布之后。

很多朋友今天已经不记得,当时最先发生问题的,是关于个体户雇工人数的讨论。

广东某农民承包鱼塘,家大业大雇了400多个人。福建仙游县某农民承包荒山办林场,人手众多。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在全国四处出击占领市场,雇工达上百人,利润极厚,他接受采访时称钱“要多少取多少,都放在家里抽屉”,某市政府找他搞联营也被他拒绝。一时间,风言风语纷至沓来。

很多人引用《资本论》来质疑说: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公然发生这种剥削行为,怎么办?

这种担心在年轻朋友看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提出争议的人们,可能都无比真诚。

事情争到1984年,一锤定音的结论来了: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再说。还点名了当时名声极大的“傻子瓜子”年广久。

直接的点名保护有巨大的能量。“放一放再看”的包容心态成了这个时代政策的主旋律。

与年广久相比,温州“八大王”则显得没有这么幸运。风雨倏忽而至。1982年,工作组进驻温州,“八大王”或者被捕或被通缉,温州街上贴出了“狠狠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标语。

抓捕行动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发展秩序的整顿。正相反,温州迎来了少见的经济增速滑坡。

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高达31.5%,到1982年陡然下滑为-1.7%。抓了“八大王”后的柳市镇当年工业生产暴跌57%。

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强调疏通流通渠道,扶持发展商业生产。温州市也宣布为“八大王”平反,恢复了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1985年,“温州模式”登上《解放日报》。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前往温州考察取经的副省级以上官员达93人次,前往参观的人数累计高达60万。

八十年代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雄并起”的时代。他们得益于时代向前走的决心,但当他们走得太快时,也会与时代产生拉扯。

让群众的经济实践走在规章前面,这需要极大的“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勇气。其中包含的正是改革路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

在与旧制度不自觉冲撞的过程中,第一代企业家的努力暗合了企业发展的真谛。

1993年《公司法》颁布之后,许多个体户升级换代,从练摊儿走向了成为商业巨头的道路,任正非的华为终于不用顶着个体户的帽子做业务,组织“千军万马”也不再是白日梦。

1997年3月,《刑法》修订案中正式删除“投机倒把罪”。

2008年,使用了20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也宣告失效。

新的时代,终于来临。

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加拿大最少,只需两天,中国需过7道关,经历111天。

今天,无论是申办企业还是个体户都可以“一网通办”。在经过简单的网上注册和填写流程后,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的办理时限可以缩短到一个工作日以内,甚至做到“即来即办”。

去年11月,《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正式施行。个体工商户需缴纳的销售商品的增值税仅为3%,而提供服务的个体户仅需缴纳5%的营业税。月入在十万以下的个体户甚至可以免缴增值税或营业税。

在《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之前,个体户要变更经营者需要“先注销、后成立”,再长的历史也得清零,这成了不少想把家业传下去的经营者的一块心病。新条例实施后,个体户在字号、成立时间方面都能够延续下去,街头巷尾的小店也有了传承百年的机会。

敢于力争上游的商业巨子终归是少数,更多的个体户选择成为街头巷尾一个不太起眼的存在。

无数选择脚踏实地,年复一年经营下去的沿街小卖部、面馆、理发店、小吃摊,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表二 1992年——1995年中国个体工商业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2年,中国有1500多万个个体户,而今天中国有多达1.5亿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主体数量增长了十倍的背后,是长大了近60倍的中国经济规模和增长了近20倍的人均收入。

当年解决了无数知青和进城农民就业难题的“个体户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展现出了中国经济“基本盘”坚韧不拔的底色。

1.5亿市场主体,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个体户,支撑起了中国就业和商业活动的基本盘。他们可能还很脆弱,也有很多不规范、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从他们走出家门开始做生意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践行了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写下的《企业家信条》:

我要承担计算好的风险。

我要梦想,我要创造,

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渴望奖赏,拒绝施舍;

我宁要充满挑战的人生,也不要万无一失的活着;

宁要心满意足的颤抖,也不要萎靡虚无的平静。

......

我要自由的思考和行动。

我要纵情于我创造的价值。

终有一天,我会面带骄傲,

向世界宣告:“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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