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卡拉OK及著作权法

原标题：《姐姐》，卡拉OK及著作权法

张楚

◎金兆钧（乐评人）

仍然是1990年，大概是五月的一天大老早，有人敲门。我心里纳闷，拉开门一看，是张楚。

他眼睛通红，一副疲惫相。我吃了一惊：你出什么事了？

他嘟嘟囔囔地说：我刚弄完一首歌，本来想让老侯听听，他搬亚运村去了，太远了。我一想就你这儿还算近，就来了。

我想想，从东棉花胡同到海运仓，四站地，确实还算近。接过磁带放进录音机，声音响起来：

这个冬天雪还不下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还很听话

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

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

噢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噢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要害怕

当他唱出“姐姐我想回家”的时候，我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我问：你怎么想起来写这个了？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怎么录的？

他说：就是中戏的俩哥们儿，一个能弹点吉他，一个能吹一点长笛，我们就拿个Walkman瞎录的。

我震惊而无语。

谁欺负了“姐姐”？我为什么“有点困了”？要回的“家”是哪里？那个“总在喝酒是个混球”的爹又是谁？

大概也在这个时候，崔健最先意识到版权保护的重要，随后是陈哲。一天在朝阳门人民出版社召开了一次谈论版权保护的会议。我印象最深的是绝大多数词曲作者表现的只是深深的无奈，有的说：你连法律都没有，说也没用。有的则说：咳，盗就盗吧，有人盗你版说明你还有点价值，至少有人找你干活啊。

陈哲很无奈。我听了也很无奈。

八月间，师院同学茅为立来找我：听说北京电台成立经济台了吗？

我说：怎么了？

他说：有朋友介绍让我去帮帮忙，他们懂音乐的少。我想叫上你一块儿掺和掺和。

于是我们就认识了当时北京经济台立体声节目的负责人降巩民、王萍以及主持人孙萱北、枫叶等人，帮他们策划一点音乐普及性节目。

全国经济台的改革是从广东开始的。说白了最大的变化是改播音员制为主持人制。多少年来，播音员确实只是传声筒，内容来自记者和文字编辑，播音员只管照本宣科。这一下要改直播确实压力挺大，不过一旦开播就很受欢迎，用当时很多人的话说是：话匣子里头终于说人话了。

既然是直播节目，最需要的除了专业对口性的各类节目，音乐显然用量最大。音乐类节目固然很受欢迎，其他节目也得靠音乐来过渡和做背景。当时很多主持人不懂音乐，也还不能真的完全脱稿，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帮着他们策划节目、选定曲目，还得帮着写写口语化的主持词，算是过渡。

一天又去电台和降巩民、王萍谈节目，说着说着进来一个英俊小伙，高高的个子，厚厚的头发，气宇轩昂。

降巩民赶快叫：树荣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音协的金兆钧，帮咱们弄节目呢。又向我介绍：张树荣，原来咱们这儿搞技术的，主动应聘的主持人。

我说：原来做K歌节目的就是你啊。

张树荣很矜持地跟我拉拉手：你是老在《北京青年报》和《音乐周报》写评论那个吧？

多年之后，张树荣曾回忆当年做K歌节目中的一个故事。

那时候K歌也是一种高消费，后来我们就跟卡拉OK厅的老板沟通我们能不能长驻，每周录两次。当时我和我很好的一个搭档叫阿达就策划了这样一个节目。

有一天一位盲人来了，我就跟他聊。他是从廊坊过来的，30多岁没有出过村。他就跟他妈说我过生日的时候，可不可以带我去北京，他妈妈就满足他的要求。他们上午10点钟就从廊坊出来了，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要从他们村里到县城，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到那儿就差不多晚上7点多钟了。我一听挺感动的，就安排他第一个唱《少年壮志不言愁》。他唱的时候，我在底下听，他母亲流着泪。我一直觉得这是听众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认可，是鞭策和激励。

年中，青歌赛举行。通俗业余组获奖的有张咪、张强、朱哲琴、解晓东、姚黛玮、蔡红虹、郭公芳、蔡国庆、李罡、陈红等。其中的李罡就是现在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的创始人、院长。美声组获奖的有刘君侠、杜吉刚、幺红、黄英、金永哲等。民族组获奖的有万山红、刘斌、罗宁娜、吕继宏、刘玉婉、宋祖英、李丹阳等。

临近年底，一天徐沛东给我打电话，说是天津音像出版社请北京音乐圈子的朋友们去天津国际高尔夫球场玩玩，北京去不少人。明天早上7点西大钟见。

我奇怪：西大钟？

徐沛东说：西大钟你都不知道？北京站西边那个大钟楼底下集合。

第二天坐上火车，我才问明白，原来北京艺人们当年出门走穴坐飞机的很少，大多是火车，所以，“西大钟”就是走穴出京的集合点。前不久，小柯创演的音乐剧《西大钟下》即取材于此。

天津音像公司隶属于天津广播事业局。老板张连杰极能干，当时与苏州音像出版社的老梅号称音像界的“南梅北张”。

去的人不少，词曲作家以前见过的有付林、雷蕾夫妇、张藜、徐沛东、甲丁等。刘青、张士燮、任卫新、姚学诚等人是初次见面，还有北京音像出版界的马冬丽、李年等人。

去了天津，入住在高尔夫球场，空空荡荡。问起来，原来天津当时日商不少，但没有什么地方供日本人娱乐消遣，结果日本人自己出资合作开发了这么一个球场。这会儿正值入冬，所以人不多，张老板就带我们来这里了。

当晚去张藜房间聊天，他说因为天津音像发行他和徐沛东的作品很多，所以今年会奖励他一台夏普的录像机。还挺高兴。

我则开讲音乐著作权是怎么回事。

张藜听明白了：合着他们挣了大钱，就拿三千来块钱对付我们呀！

第二天一早张藜居然自己一走了之，录像机也不要了。

张士燮对我说：昨天你说完他气得要命，这下连录像机都不要了。

我说：嗐！我不是也说了中国还没有正式的著作权法吗？这老张能给台录像机也算不错了。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和易茗夫妇坐在一起。易茗说：听雷蕾说你还会唱不少知青的歌？

我说：也都是从小听来的。

于是我就开唱。

易茗听得激动，也开唱，却是一首《锁链》。

我们聊得大为投机。

雷蕾后来对我说：开始易茗觉得你锋芒毕露，不是很喜欢你，可是一听你唱那些知青歌他觉得一下子就没有距离了。

这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但当时不说普通百姓，就连音乐界也几乎没有几个人重视这个消息。

有心人是作曲家王立平。这年的12月，有一个小小的新闻发布：

历时三年、影响全国的王立平诉辽宁北国音像出版社侵犯“红楼梦”歌曲磁带著作权案现已终结。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辽宁北国音像出版社败诉，受到赔偿原告损失、公开致歉和罚没非法所得的处分。据信，这是我国历来在作者与出版者间音乐著作权纠纷中对侵权者最重的处罚。此案的终结恰逢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颁布，更具实际意义。王立平表示，希望全体音乐家都能勇敢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团结一致，为著作权法的实施做出努力。

年底，一个“文化事件”出现了。首部大型室内连续剧《渴望》开播了。几乎可以说几天之间，片头插曲《渴望》和片尾插曲《好人一生平安》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202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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