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传统与新世纪以来的河南文学

原标题：“传奇”传统与新世纪以来的河南文学

“传奇”是中国文学自古代以来最重要的文体传统及叙事模式之一，新世纪小说也以其对中国“传奇”传统的承袭、创化和发展，创造性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创作图景

□江磊

新世纪以来，坚守本土立场，立足中国经验，深度开发利用和创造性转化中国古典文学资源及文学传统，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作家的艺术自觉，新世纪小说亦由此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创作趋向与艺术特质。“传奇”是中国文学自古代以来最重要的文体传统及叙事模式之一，新世纪小说也以其对中国“传奇”传统的承袭、创化和发展，创造性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创作图景。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一方重镇，河南作家在这一中国文学整体探索过程中走得更远，他们从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历史土壤的文化传统、精神传承、创作素材、艺术灵感中纵深寻觅“传奇”文体资源，广泛取用“传奇”叙事经验，并在新时代语境中重构与新创，进而打开了小说叙事的新路径和新空间。尤其是近年来，李佩甫、邵丽、乔叶等河南文学代表人物以崭新的传奇叙事显示出不凡的艺术成就，形成了备受文坛和学界关注的“中原经验”。

其一，为时代立传是新世纪河南文学传奇叙事的核心艺术追求。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持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火热的时代不断产生着精彩纷呈的中国故事，河南作家自觉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深度拓展中国经验，谱写时代传奇，试图更准确、深刻地把握时代脉搏。

邵丽的《金枝》，是一部颇具传奇色彩的家族自传体长篇小说。作品将“我”（周语同）和“父亲”（周启明）的两段婚姻、两任妻子及相对应的两个家庭的情感纠葛、爱恨情仇扭结在一起，逐步打开周氏家族的两条枝杈，铺陈周家“城市”一脉和“乡村”一脉各自的家史，实现了作家为家族修史的艺术雄心。不止于此，邵丽更有意在时代变迁中呈现周家几代人的精神轨迹——在小说里，历史与时代的影响渗透到周氏家族内部的精神脐带、文化基因，从各个方面塑造着家族成员的心志、性格、人格倾向及价值取向；而诸位家族成员各不相同的情感状态、心路历程和人生抉择，折射出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由此，作品破译了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密码。可见，这部小说的传奇叙事以家族“小历史”与时代“大历史”的同频共振，穿透了驳杂的生活表象直抵内核，彰显了以传奇叙事追索时代本质的独特价值。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推进乡村振兴是新世纪中国重大的时代主题之一，河南作家也积极回应着时代的召唤，努力为其树碑立传。比如，陈宏伟的《陆地行舟》直抵精准扶贫的时代现场，为脱贫攻坚这一“历史伟业和人间奇迹”书写“信史”；乔叶的《宝水》则聚焦新农村建设，通过描摹当代中国乡村的新生活、新风貌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塑形铸魂。

其二，重构历史传奇是新世纪河南文学的重要叙事策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毫无疑问，在当下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转型时代，弘扬传统文化精髓、赓续民族精神血脉、建构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价值，是中国文学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

近年来，多部河南长篇小说以重述中原历史传奇的方式，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李佩甫的《河洛图》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作品取材于明末清初豫商巨富巩义康百万家族发家致富的相关历史记载及民间传说，着力书写了河洛康家冲破重重艰难险阻最终缔造商业帝国的传奇经历。小说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奇人异士，叙述了大量带有奇幻色彩的故事情节，充满了超凡脱俗的艺术想象，无疑是一部取“奇”而“传”的传奇之书。作家的创作主旨显然不在于为康氏家族修谱或为其商业神话存史，而是试图从一个家族的命运浮沉落笔，对康家由衰转盛的历程整理和剖析，破解其屡次逢凶化吉、起死回生并最终成就财富传奇的“秘籍”——即康家对传统文化核心要义的传承，以及对传统道德准则的坚守。由此，通过重构中国历史传奇的叙事传统，李佩甫的这部长篇力作重新审视和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深入挖掘和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

其三，以日常之笔书写当代传奇，是新世纪河南文学的独特叙事方式。如果说《金枝》是一册勘探时代精神内核的家族传奇，《河洛图》是一部深度反思传统文化的历史传奇，那么乔叶的《藏珠记》则堪称一本探秘当代“中国之心”的日常生活传奇。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唐珠的少女因在唐朝天宝年间吞下一枚灵异宝珠而得以长生不老，历经千年活至当下，最终在当今社会获得真爱，成功回归日常生活轨道的传奇故事。尽管乔叶在小说开篇就以天马行空、神奇瑰丽的艺术想象虚构了奇幻的“穿越”异闻，但作家并未对女主人公穿越千年的私人秘史过多渲染，只是重点叙述唐珠在当下中国无意间被卷入的一场官商从勾结到反目的当代都市传奇。在此过程中，乔叶将女主人公的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让其对众生百态、世俗万象进行细致扫描，在日常烟火中深切感知社会的躁动与创痛、人性的矛盾与复杂。显然，融合日常与传奇的叙事，使这部作品能够更为深入地探索当代国人的精神世界，剖析世态人心的“常”与“变”。

河南作家近年来创作的一系列为普通小人物树碑立传的小说，同样值得关注。乔叶的《四十三年简史》勾画了一位因癌症不幸去世的普通中年女性短短四十三年的人生轨迹，堪称主人公的私人自传或生命传奇。这篇充满俗世烟火气息的“生命简史”，将主人公的外在生活传记与内在精神传记融为一体，从而最大限度地逼近了现实、贴近了生活，真实地呈现出俗常人生与世相人心的底色。乔叶的《随机而动》《象鼻》《头条故事》等小说，则聚焦当代人在如今这个网络智能时代的现实生存，试图通过展现“手机中的人”“钟表里的人”“网络上的人”被异化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况，表现生活和生命本身的“内在戏剧性”，在人们早已习焉不察的生活中揭示当代人的心灵黑洞和精神陷阱。李佩甫的《平原客》则从一起真实案件中取材，围绕一位高级官员杀妻奇案，讲述了一个包含官场、反腐、刑侦等诸多元素的当世传奇。作家在叙事中重点塑造了李德林、刘金鼎、谢之长等人物形象，叙述了他们各自的野史杂传，通过剖析这些“平原客”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内心冲突、精神困境及人性挣扎，展现出当今时代社会价值的失落与纷乱。

的确，新世纪河南文学在当下语境中将丰富多元的中国“传奇”传统与深度的文化反思、现实观照、历史探询、人文关怀艺术对接，重构了当代文学的传奇叙事，从而在怎样讲好中国故事，重塑中国文学的民族形象、现代品质和在地风貌，特别是探讨当代小说的本土化叙事等方面，提供了诸多富有现实意义的“中原经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提炼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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