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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古代学霸的功名与爱好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3月03日 00:46

原标题：来，看看古代学霸的功名与爱好

青花釉里红魁星图瓶

红漆戗金缠枝纹杆笔

徐渭《黄甲图》轴

三甲传胪插屏

五子登科年画

红漆墨书状元及第字斗

范仲淹《道服赞》

“人生惟有读书好”石章

黄庭坚《杜甫寄贺兰铦诗页》

青玉圆雕魁星

◎王建南

展览：国子文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联展

展期：2023年1月16日-4月2日

地点：故宫博物院

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最高一级的功名。考取进士是天下所有渴望为国贡献才华的读书人的奋斗目标。进士科自隋代始立，后演化成唯一的科目，历经千余年，为国家选拔人才、任用官员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古代的学子勤勉苦学、逐级应试，最终登科及第、大展宏图。此番遭际，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甚至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家的走向。

“国子文脉”展选取了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自唐代至清代与进士群体相关文物170余件，以“进士之路”“博学鸿儒”“艺苑群英”三个单元展示历代进士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和王守仁、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解缙、北宋道德楷模和文学大家范仲淹、清代史学家赵翼，以及杜牧、蔡襄、黄庭坚、马和之、陆游、王世贞、董其昌等。

独特展品

古代科举制度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整套制度与方法。因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故称科举。它具有三大特点：一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二允许自由报考；三主要以成绩定取舍，分名次。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旨废止进士考试为止，历时1300年。本展最后一件展品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清光绪三十年）刘春霖的一副对联“水浮花出人间去，山近云从席上生”，出自北宋欧阳修的诗句。漫漫考场路，莘莘学子心，1300年的风尘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代读书人的心中，印刻在民间与朝堂之上，形成了独特的科举文化。

展厅中一方清代的青田石章，镌刻了“读书乐”三字。宋人有“读书乐”劝学诗，古人发奋读书以便参与科举考试。南宋朱熹训导弟子们读书要熟读精思、循序渐进，将圣贤言语身体力行，提出了系统的读书方法论，在科举时代产生深远的影响。本展有朱熹行书《周易系辞本义手稿卷》，是朱子对《周易》的详细注解，明代以后被列为官方教材。另一方石质印章，印首透雕梅花喜鹊，朱文“人生惟有读书好”，表达了古人认为春夏秋冬无时不宜读书的心态。

中国民间将魁星视为掌管科举考试之神，古代读书子弟在考试前恭拜魁星，以期求得高中。展厅中有多件文物出现了魁星的形象。如青玉圆雕魁星，面部作严肃状，一足后翘，一足站立于水中鳌鱼头顶，右手握笔，左手持银锭，周身飘带上还雕饰一量斗，包含了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美好寓意。另一件青花釉里红魁星图瓶，外壁青花釉里红装饰魁星点斗图，一鳌自海水中探头，魁星单足立于鳌头，作奔跑状，回首远眺，高举右手执笔，左手持一银锭。

还有“五子登科”人物多宝纹铜镜，以镜钮为中心，四周环列有仙鹤、卧牛等瑞兽纹，有手持琴、笙等乐器的人物纹，有宝瓶、香炉、方胜、花卷、莲花等多宝纹，其中间隔分布有四个凸棱方格，每个方格内各铸有一字铭，旋读合为“五子登科”。据《宋史·窦仪传》记载：五代后周时期燕山府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五个儿子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传为佳话，“五子登科”也成为民间谚语。连《三字经》中都提到“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喜贴“五子登科”门神。展厅中有一幅大大的年画，表达了老百姓希冀多子多福、子嗣登科致仕、光宗耀祖的愿望。

更为雅致的是清代的三甲传胪插屏，插屏楠木边座，屏框起阳线，线间浮雕灯笼锦，屏心一角篆书题签为：天开黄甲。紫石屏心浮雕芦苇、螃蟹，取其谐音，意为“三甲传胪”。上传语告下称为“胪”。“传胪”即唱名之意，指殿试之后由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也指清朝科举考试中对二甲第一名的称谓。“金殿传胪”成为每一个读书人心中的美好向往。

得意与落寞

金榜得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有诗云：“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大人生欣喜之事，“金榜题名时”即为科举得中。连以孤傲狂狷而闻名于世的明代徐渭都曾画过《黄甲图》。这件作品是他的大写意花鸟代表作，图中绘一只肥硕的螃蟹缓慢移动于两片荷叶之下。徐渭画蟹，以其有甲而比喻进士甲科。此图笔墨灵活多变，看似寥寥，实则多种笔墨技法兼备，稀疏的荷叶，爬行的螃蟹皆生动表现，画面构图点、线、面结合，简洁且富有节奏感。右上角题诗一首，心迹表露无遗：兀然有物气豪粗，莫问年来铢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徐渭一生连应八次乡试均未得中，只好以幕僚的身份参与政务，落得一世的寂寥。他在最为有名的《墨葡萄图》中题写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有徐渭这样的落寞考生，更有考场中的春风得意者。展厅中有一幅钱棨的行书五言联：欲就庐山远，真为玉局游。钱棨是江苏苏州人，乾隆辛丑科状元，是清朝开国以来的第一个“三元”，即经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名，苏州的“三元坊”即因他而来。据记载，历史上自唐至清，连中三元者共有17人。所谓“六元及第”，指一名考生参加乡试前先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第一名通称“案首”，后面的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称号分别为“会元”“解元”和“状元”。1300年的科举史上，“六元及第”者只有明朝的黄观和清朝的钱棨两人。

是进士，也是名臣

然而，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牢记住的并非历朝历代的状元，而是那些为官一方造福百姓的人。他们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更有才情兼备者，在文学、书法、绘画、鉴藏等领域造诣深厚，但始终未忘民忧，为天下苍生鞠躬尽瘁。

北宋名臣范仲淹是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政绩卓著，文学成就斐然，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展览中一卷《道服赞》是范仲淹为“平海书记许兄”所写。自北宋立国之始，崇信道教便成为每一位皇帝的传统，道教和道士在朝堂上地位显赫。宋徽宗在位期间，把道教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甚至自号“教主道君皇帝”，上行下效，官员文人也多受影响，喜与道士交往，蔚然成风。范仲淹这位姓许的同事，刚刚置办了道服，范仲淹闻讯，写下赞语，并借此表达了廉洁自守的心迹。“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他说道家的人所穿的服饰真是帅极了，即便不学道的君子，一旦穿上道服，也会和道士一样飘逸潇洒。这样的服饰不但令外表整洁，而且能够身心清净，与道相契（“清其意而洁其身”）。道士之所以选择这样俭朴的服饰，因为他们敬畏经典，遵从古代先贤的教导，对于名望、权力和富贵，他们视之如洪水猛兽，极力避免骄奢淫逸的生活，唯恐给人带来灾祸。这件书法属于范仲淹晚年佳作，行笔清劲瘦硬，结字方正端谨，风骨峭拔。时人有誉“文醇笔劲，既美且箴”。《道服赞》经宋范氏义庄，清安岐，清内府递藏，后入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之手，1956年由张氏夫妇捐予故宫博物院。

是进士，也是诗词名家

唐朝的诗人群星璀璨，可是留传亲笔手迹至今者，寥若晨星。晚唐诗人杜牧所书行书《张好好诗卷》为其存世唯一真迹，此番展出，引得书法及诗词爱好者纷纷前来一睹真容。杜牧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大和三年（829）进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诗中的张好好来自南昌，十三岁时“始以善歌舞来乐籍中”，得到杜牧的上司沈传师宠遇，后被其弟沈述师纳为妾。因沈述师一年后病逝，张好好流落市井，卖酒为生。27岁的杜牧作为沈府的幕僚，曾目睹张好好的芳华，感叹不已。6年后，他“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作此诗。全诗书法风流俊逸，用笔劲健晓畅。全卷基本保留宋宣和内府装潢式样，后流入民间，乾隆年间入藏内廷。清末，《张好好诗卷》被逊帝溥仪携出宫外，于东北散佚后由张伯驹重金购得。1956年，张伯驹将其捐赠故宫博物院。

北宋黄庭坚于宋治平四年（1067）考中进士。他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学于苏轼门下，世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善为文章，长于写诗，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同时，他又擅长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此次展出的《杜甫寄贺兰铦诗页》是一首赠别诗，杜甫于广德二年（764）冬未所作，送与好友贺兰铦。前四句表达了诗人在战乱后与友重逢的喜悦，后四句充满了惜别之情，生逢乱世，短暂的相遇，又将各奔东西。虽然只是短短八行，却是黄庭坚的草书佳作。其草书自唐代怀素而来，凝练圆劲，又兼有“草圣”张旭的气势，笔势连绵，如龙蛇飞舞。他自己曾说：“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说明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研习脉络。在唐人基础上，黄庭坚开拓出自己的风格，他特别擅长运用长线条抒发情绪，但又并非总是一路飞扬，大开大合。此帖中的字写起来富有节制，线条显得敦厚沉着。比如第二行的“乾坤”两字和下面的“震荡中”三字，联结新奇，用笔持重，结尾“寄贺兰铦”四字落款写作行楷书，矫拔精健，与前草书诗文的飞动气势相映生辉。黄庭坚学诗以杜甫为宗，注重用字，重视句法，讲究章法，强调法度的严谨，说理的细密，代表了宋诗的特点，深受苏轼的推崇，认为他的诗是“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

是进士，也是书画巨擘

明晚期官员董其昌是上海松江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虽曾身居朝廷高位，却没有留下多少政绩，倒是在公务之余，将自己历练成为一代书画大家，与颜真卿、韩愈、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相比，似乎有些尴尬。本展有董其昌两件作品，甚为精彩。《仿黄公望山水卷》是他晚年仿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山水佳作。山石以披麻皴干笔绘出，以浓破淡，湿破干点出中远树丛、苔点，近处树叶则用点叶法描绘。全卷掺以丰富的墨法变化，已与黄公望多以渴笔表现山石的风格拉开了距离。董其昌以仿为名，实在以己意改造前人经典，呈现自家面貌。在书画理论方面，他主张“南北宗”，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

不仅如此，董其昌的书风对晚明及清初书坛也有着极大影响，康熙帝、雍正帝均临其书体。此次展览展出的董其昌行书《岳阳楼记卷》写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时年55岁。整件作品为绢本，长达14.99米，仅次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大字行书《天马赋》卷（18.31米）。此卷书北宋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是董其昌在补福州副使前赋闲在家里所写。纵览全卷，字大如拳，流畅劲健，通篇数百字一气呵成，为董氏行书中精妙之品。

在书法史上被誉为“晚明五家”的作品也有三位的书迹出现在东雁翅楼展厅中。王铎、倪元璐、黄道周与溥山、张瑞图一道，打破了以自东晋“二王”以来所确立的古典书风，为书法注入了现代的新意。倪元璐的书法发轫于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将其雄阔豪迈的书体发展成为自己的风格，他的行草书用笔苍古劲爽，结字跌宕奇逸，以气骨见长。草书《舞鹤赋卷》书写了南朝文学家鲍照《舞鹤赋》全文，用笔苍古深厚，布局宽疏，盘曲郁结之中，见凛然气骨，是倪元璐的代表作之一。

泱泱中华，人才辈出。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一大批杰出人物通过科举取士制度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们着力践行“修齐治平”的人生志业，在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些都成为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读书人植根于中华大地，奋发自强，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枝繁叶茂，常绿常青；也让作为观众的我们，观文魁之翰墨华章，念鸿儒之学问德操，见贤思齐，心有戚戚。

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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