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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展“萦青绕红”：看早期青花与釉里红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3月14日 09:28

原标题：港大展“萦青绕红”：看早期青花与釉里红

澎湃新闻获悉，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近日举办“萦青绕红：静乐轩藏元至明初陶瓷”展，展出早期青花与釉里红的瓷器珍藏，共计43件，它们佐证陶瓷在中土和海外销售之盛。

青花与釉里红为瓷器的表面纹饰，精致洁丽，说明当时工匠掌握调配釉料和控制窑火的技术。瓷器上所绘图象的象征意义源远流长，承载华夏文化。瓶、碗等出口中东的产品，不仅采用华夏风格，更显伊斯兰器物特色。展览由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馆长罗诺德博士（Dr. Florian Knothe）策展。展出的这批早期青花及釉里红展品，阐述了瓷器形制和装饰艺术的发展，并为馆内明清瓷器的源流，提供切入角度。

蓝釉龙纹壶

元，14世纪中期，景德镇

元朝陶瓷业之兴盛，其中以景德镇为首，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元朝制定了不少有利政策。蒙古人征服城镇后，曾大肆屠戮，唯僧人和工匠免于一死，因蒙古人笃信佛教，而工匠则可制作器物，有利经济发展和贸易(尤其瓷器外销)。这些工匠自元朝起从中原南迁，故南方窑厂如景德镇和龙泉窑特别鼎盛。此外，亦有不少西域工匠留在汉土。故此，不仅宋、金窑厂的技艺得以保留和传承，元代窑厂更能吸收域外知识，如使用进口颜料的方法。元代实行的户籍制度，将人分成不同阶层，工匠(包括陶瓷匠)属匠户一类，必须世袭，并可免于徭役。如此可确保参与手工业的人手充裕，知识、技艺得以传承。

青花大盘

元，14世纪，景德镇

《青花大盘》是元代景德镇瓷器。青花属釉下蓝彩，制作时工匠于白瓷胎上以钴作颜料绘制图案，再涂上透明玻璃釉，烧成后钴料在釉下呈蓝色。画法可分白地(背景)蓝花(纹饰)或蓝地白花。元朝从波斯进口钴料“苏麻离青”，色泽更为鲜艳。中、西亚人盛载食物，多用大盘，如伊斯兰文化中的银盘。据明朝马欢《瀛涯胜览》所述：“波斯人用盘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蒙古人亦如是。故元代多制大盘，以切合本国及外销市场。

青花高足杯

元，14世纪中，景德镇

《青花高足杯》(或高足碗)带有窄小的高柄，多用作酒器。此器型早于公元5至6世纪，以金银器为媒介，由中西亚传入汉土。直至元朝才出现以陶瓷制作的高足杯。高足杯小巧易携又带手柄，便于马上使用，因此受善骑的蒙古人喜爱，故又名“马上杯”。元朝时瓷制高足杯亦流行于中西亚，成为重要的外销产品。

鸳鸯玉壶春瓶

元，14世纪，景德镇青花瓷

公元1234及1279年，蒙古人分别征服了金、宋二朝，建立元朝(1280-1368年)。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各地从早期朝代开始便已生产陶瓷的窑厂被允许继续营运、烧制陶瓷，其中以江西景德镇产瓷最为鼎盛。宋室尚存时，元府已于至正十五年（1278年）设立“浮梁磁局”，后于至元二十年 (1283年)设“将作院”，以监督工匠，订制官府、皇室所用器物。

瓷器外销，利润甚巨，为元朝重要产业。元朝设“市舶司”，向进出港口船只征税，元朝也参与海外贸易，委托西亚斡脱商人经营业务，并设“官本船”于沿岸港口城市如上海、杭州、泉州等，与商人合营贸易。可见市场之大，需求之多，故陶业发展昌盛，带动创新。

蒙古帝国幅员广阔，横亘欧亚，促成许多文化交流机会。元朝对异域文化兼收并蓄，亦为切合海外市场需求，对陶瓷的器型及纹饰进行创新，融入西亚、西藏等地的物质文化。故元代瓷器不仅承袭宋朝传统，亦屡见创新，继而外销至世界各地。其造瓷文化更延续至明朝，流传后世。

蓝釉玉壶春瓶

艺术上，宋朝瓷器纹饰相对简约、古朴；元朝则承先启后，创新纹饰和设计布局。有别于宋朝，元朝瓷器设计独特之处，是其几何和区间分明的布局，铺排密集，因此学界认为该时期的纹饰颇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此外，朝廷也指明特定纹饰仅可用于皇室或官署器具，显示使用者地位。而在民间销售的瓷器亦使用不少具吉祥寓意的纹饰。玉壶春瓶呈梨状，形制为撇口、细颈、垂腹。器型创自唐朝，定型、流行于宋朝，元朝承袭之。瓶身可见原以描金装饰的五爪龙纹。元朝五爪龙纹、描金瓷器仅可用于皇室器物，民间禁用。而单色蓝釉为元朝景德镇首创，传世只有少于二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