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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往复书简《始于极限》：又犀利又宽厚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3月16日 16:22

原标题：女性主义往复书简《始于极限》：又犀利又宽厚

一、引言

坦率说，我是第一次读上野千鹤子的书。虽然在这之前知道她在东京大学的一次颇引人关注的演讲，但还没有想到把她的书找来读一读。这次读她的书，当然是因为她和北大三位女毕业生的对话引发了我的兴趣，后来又看了上野和戴锦华的对谈。

戴锦华一开始把这样的书信往来理解为是两个女性学者的坦诚相见。但上野的回应稍有不同。她认为这并非是两位学者间的对话，而是两位不同代际女性之间的坦诚相见。她说，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回忆当我在30多岁时所经历的人生，写作的内容也比我其他的任何著作都要诚实和坦率。

我们发现，在这里，上野挪用了戴锦华说的“相见”概念，又把她所谓的“两个学者”的概念给否定了。

上野当然是学者，但与她书信往来的铃木凉美不是。

上野千鹤子

上野曾经对作为学者的自己不止一次解释为：出卖想法，但不出卖感觉。铃木则是作家或者说自由撰稿人，也曾经有酒吧等夜世界的工作经历。如果根据上野的界定，铃木更偏向于出卖感觉而非想法。尽管两者间很难截然分开。至于用“相见”替代“对话”，则是这种书信往复的写作方式、那种在特定接受对象间建立起的不一般关系，把纯然面向公众的写作规范也打破了，或者说，“相见”是大于“对话”的，是既有想法也有感觉的，我们也可以说，铃木的那种“感觉”被上野一次次带到“想法”的反思，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互相渗透，而这也是上野和铃木不同身份间以及不同代际间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社策划这样一本书是成功的，正如策划三位北大女毕业生与之对话，要比与戴锦华对话，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观看流量。

但引起我注意的还在于，上野虽是学者，却提出了“卖”的说法。上野曾反复强调人们都挣脱不了结构和主体的二元纠结。而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既让主体从古代社会中解放出来，但资本主义本身又是结构性的。她们谈论女性主义，谈论女性主义的主体意识，其实也是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乃至商品社会所操纵的。书信往复的第一个话题“情色资本”有着双重意义，讨论到“漂亮女孩更容易得便宜”内容时，是用情色资本来概括（当然，上野同时也反驳了这种说法的不准确），而女性话题的策划本身，包括写信者的身份选择，也是资本运作的结果，从而让这种讨论，可以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获得更大的利益回报。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戴锦华说我们新中国女性享受到不一样的社会红利，这是跟资本主义的日本有着结构性的根本差异。

但就上野本人来说，她是乐于展开和铃木的往复讨论，因为铃木的特殊经历，她年轻气盛的那种叛逆性，可以从感觉层面提供她更多的女性经验，以及从特定视角来看男性而生发的观点。

二、上野的犀利

在和一位女同事交流中，她说喜欢读上野的作品，因为尖锐而宽厚，或者说又犀利又宽厚（但也有一位中学女老师说，她不喜欢这种刀光剑影的分析）。这个概括很准确，也把我读《始于极限》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曾借过来作为我们读书会的一个主题概括。概括需要用到概念，没有概念，我们很难把具体的阅读感受和经验表达出来，也难以搭建起交流的平台，但具体的感受和阅读经验，又是远远大于概念的，是概念并不能完全捕捉到的，但我们又不得不如此，就像我下面展开的讨论，仍需要借助一些概念或者思想的范畴来深入下去。但我们可以把概念朝向感觉那边靠拢一点，比如这里所提的“犀利”。

说上野犀利，不仅仅是针对男性的，比如她的书信并不掩饰自己与铃木的不同想法和真切感受，有时候简直咄咄逼人。她说铃木的新书《书∙绝种女人图鉴》读后感是三个字“烦透了”，尽管她很快补充说：“不是烦你的文字，而是烦你用文字描绘的现实。”但接下来又指出了她的问题所在：“也许你那惯用长句、犬儒主义的风格很适合写这种观察世态的作品，但这种风格并不是万能的，有些东西没法这么写。”总之一句话，这里已经没有多少新意可言了。

但上野的犀利，更在于她总能用比较精准的概念一语中的（但有些偏于尖刻的话，会让部分人不适，比如她对婚姻的定义），把一种表象归因到更深刻的本质上，或者放在更开阔的视野来揭示后果。而她对我们日常生活进行的分类理解，也总能将分类的隐含标准或者前提揭示出来。

比如对于铃木排斥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说法，归因为是女性的“恐弱”心理就是一例。她如此写道：

不愿被称为受害者，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这种心态叫“恐弱”。这是精英女性经常陷入的一种心态。

当铃木宣称自己是能动而非被动地进入酒吧夜世界时，她尖锐指出：

女性的能动性可以为男性的性欲免责。

既然有这样的后果，那么强调这种能动性，是否也是女性在无意中把男性的意识内化为自己的意识？与此相联系，她对铃木借助男性角度对女性类型的三分法（尊敬对象、保护对象和性对象），视是一种“分而治之”。

男人确实很不欢迎女人在三种类型之间游移。因为这正是针对女性的“分而治之”。你写道：只要女人待在让男人安心的类别中，就会得到“尊重”。但这本质上并不是尊重，更准确的说法是，她得到的只是与其类别相符的对待。而且区分三种类别的优劣高低，让女性相互对立与歧视，正是分而治之的金科玉律。

也就是说，这里的分类其实就是把女性划分等级，便于男性的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也让女性把这种分类的等级内化为意识的自觉，从而形成对立和歧视。这当然也是女性恐弱的延伸。在男女不平等的整体压力下，女人即使成不了强者，再不济也要在弱者群里做个强者，这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说得夸张一点的话，女性对女性的歧视和打击，有时候比男性对女性更严重，这或许是男性的想象期待，也是一种诱导（我们只要看看文学作品中，王熙凤对待尤二姐、潘金莲对待李瓶儿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那么现代社会呢？为什么电视剧里的心机女总要比心机男多得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男性把歧视态度转嫁到女性中间了。同样，女性的恐弱，有时候也是男性恐弱的曲折表现。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以香草美人喻君子，一个失宠的美女，往往就隐喻了仕途失败的男子，只是他羞于表达自己的挫折感，所以才会把君臣关系，隐喻成夫妇关系，借助抒发妇人的哀怨来表达人臣羞于言说的感情。

上野的可贵在于，在犀利指出问题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禁闭起来，或者说没有在男女间通过划出鸿沟来保护自己，基于男女交往的一种广度理解，比如她说：

性的光谱涵盖了暴力到交欢的种种层次，爱的光谱也涵盖了从控制到自我牺牲的种种层次，无论是性还是爱，都完全不需要理想化。

从而进一步提出了让大家都很赞赏的关于恋爱的意义：

我至今相信，恋爱是谈了比不谈好。因为在恋爱的游戏场上，人能够深入学习自己和他人。恋爱会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欲望、嫉妒、控制欲、利己心、宽容和超脱。恋爱是斗争的平台，你要夺取对方的自我，并放弃自己的自我。我从不认为恋爱是一种放纵的体验。在恋爱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伤害，也互相伤害，借此艰难地摸清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渡给他人的自我防线，以及对方那条无法逾越的自我界线。我向来认为恋爱不会蒙蔽一个人的双眼，恰恰相反，恋爱是一种“面对对方时极度清醒，以至于在旁人看来无比疯狂”的状态。

我认为这种理解相当深刻，可以和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一些论述相提并论，这里摘录其中一段：

爱的要义并不是什么倾心、献身、与第二者结合，它对于个人是一种崇高的动力，去成熟，在自身内有所完成，去完成一个世界，是为了另一个人完成自己的世界，这对于他是一个巨大的、不让步的要求，把他选择出来，向广远召唤。

我想，能够得出这样的正解，是超越了女性主义视角，应该是不分男女的。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日】上野千鹤子、铃木凉美/著曹逸冰/译，新星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2年9月版

三、上野的宽厚

同为女性主义者，相比铃木，上野对男性的态度就要宽厚得多。

在往复书信的结尾，上野说男人一般不会读她的书，但她又马上说，她也想知道，男人读了她的书，会有怎样的感觉，而我读了她的书信是颇为感慨的，特别受触动的是下面几段：

嗯，不难想象，夜班的教训之一就是让你学会了轻视男人。事实上，他们特意来到夜世界消费，也许就是为了毫无防备地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没出息的一面。

写着写着，我不禁感慨：搞了半天，其实女公关跟妻子也没什么区别。一个踏入社会的男性在工作中表现得多么威风可靠，妻子和孩子很少有机会见到那样的他，而更经常看到他在家里不负责任、窝囊邋遢的一面。

我的父亲就是如此。日语里有个说法叫“对外人好，对家人差的人”。

我无意说“反正男人已经无药可救了”。因为说“男人无药可救了”或“女人没救了”和说“人没救了”一样，都是一种亵渎。

你反复问我“如何能对男人不感到绝望”，我之所以相信别人，是因为遇到了让我觉得值得相信的人，与他们的关系带出了我最纯净美好的一面。人的好坏取决于关系。恶意会牵出恶意，善意则会得到善意的回报。

第一段里的第一句，是站在铃木立场的一种同情心。第二句笔锋一转，又从男人的立场或者说行为动机上，把招致女人轻视的目光给弱化了。奇妙的是下一段，把社会夜世界里的男女关系与家庭夫妻关系进行了同构转换，但目的不是要对男人一网打尽，而是建立起具有普世性的善意调侃，这种普世意义，又用自己的父亲和日本谚语来进行佐证。这样，男女的尖锐对立被消解了，男人的问题，也是女人的问题，甚至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具有普世性的人的尊严问题。这种普世价值的建立，既是对人的不失理想的广远世界的召唤，也有务实的、对自己个人化的独特感觉的尊重，因为她确确实实遇到了“让我觉得值得相信的人”（当然是男人），是他们（不仅仅她们）“带出了我最纯净美好的一面”，并认同了“善意则会得到善意的回报”的古训。

宽厚的获得在于她有美好的理想，也有对现实的认识和尊重，当然还有她的那种自我反思以及将心比心得来的同理心、同情心。比如她指出铃木的恐弱心理特征，也反思了自己的厌女精英意识，发现了自己身体无法受控的那种“他者”。

宽厚当然也意味着对社会进步、对人的成长发展的信任。上野和铃木都承认，曾经男女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社会的变化则更翻天覆地，尽管各地区的进步并不平衡）。一些歧视女性的男人，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知道了要把自己的“真心话”和“场面话”加以区分。但如果他们是“真心”歧视女性的，只是不得已禁忌了自己的放肆，那么男子如何从场面上的禁忌走向对女性的真心尊重，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但反过来说，如果把这种自觉的禁忌统统指责为男人的虚伪，是否也还需要斟酌？因为真心话和场面话之间，其实并不容易截然分清，这不仅仅有许多重叠的灰色地带，而且有着发展的过程，有着从外在的禁忌向内心发展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像铃木反复声称对男人绝望，其实也可能意味把男人丢进了绝望。

四、另一种可能

作为讨论展开的方法论，上野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了结构和主体的二元难题。

主体的能动性，常常是被结构所制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主体中发现某种不能完全被结构所同化的东西。它可以指向思想，也可以指向行动。比如当上野指出把女人分为“拎得清”和“拎不清”时，这种歧视就是结构性的，“拎不清”固然是男人加在女人头上的歧视，但即使是让男人接纳的女人的“拎得清”，也是以女人自身的隐痛为代价的。而当上野把工作加以分类为：不为钱但必须做的是天职，为钱谋生的是职业，贴钱也喜欢做的是爱好。这里也有结构性的隐含前提，就是一切都是以钱为区分标准，这可能也是商品社会带来的必然结果，哪怕对钱的抵制，也证明了钱的存在，它之无孔不入。我们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说，这种分类尽管是以钱为标准，其实还隐含了一个现代社会职业女性能够挣钱并自由支配钱的前提，对于没有走出家庭的女性来说，提出这样的分类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就像恩格斯说到的那种状况，“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

今年三八节当天，我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公号有一个推文，标题是“只要你相信平等，你就是女性主义者”。这当然是指男女平等，也是指拒绝把女性内部分类后的“分而治之”带来的不平等。

在此前提下，无论男女，还是男性内部、女性内部，自然的、社会学意义的分类，都是有可能表现出生命的饱满、美的多样和文化的多元。关键是我们需要把分类的前提予以澄清。对此，我想说一个安徒生的童话《区别》。

故事大意是，苹果树花被一位夫人插在客厅的花瓶里时，她得意洋洋地嘲笑园子里似乎被冷落的蒲公英，认为上帝造出花卉的不同，就是为了分出等级差异，让不同物种受到不同待遇的。但是后来当蒲公英也被夫人带进客厅插入另一只花瓶，当阳光透进窗户，照亮了苹果树花，也照亮着蒲公英花时，苹果树花不禁羞红了脸。因为她意识到，蒲公英与她的区别，不是为了衬托自己的高贵，而是为了说明世界的多姿多彩。生命和美本应该多样的，但这种多样性，不应该成为地位等级的区别，区别不是为了制造不平等。

总之，一方面鼓励人在成长中发展出各种个性和差异，一方面对这种差异和个性有可能产生的不平等保持警觉，或者反过来，在表面的平等中发现由于忽视了差异而带来的不平等，这可能都是要针对具体问题加以具体讨论的。下面举两个大家熟悉的身边例子简单说明一下。

一是公厕空间的相同分配问题，看似平等，但因为男人和女人在小便时需要的空间差异，使得抽象意义的空间均等分割，成了一种不平等。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平等对待和平等效果的不一致。还有一个例子，双音节词的联合式，应该是无中心的并列，但是，如果我们把涉及男女一类的词语梳理出来，发现总是男在前，女在后，诸如：父母、公婆、夫妻、儿女。如果把两个词的位置前后颠倒，不是读不通，就是意思发生了改变。深究一下，其实还是传统礼仪制度中前者为尊后者为卑的意识表征。当然，如果人际交往的空间礼仪意识趋于淡化后，尊卑之分问题也许就不会凸显了。问题是，对日常生活类似的不平等是否应该有一种敏感，或者说有这样的敏感是否应该，是否成了一种草木皆兵，可能还是值得讨论的。但也有人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言而喻而无需讨论的。

最后想说的是，上野和铃木在她们的书信交流中都或多或少勾画了两种男人形象，一种是作为女性的对立面乃至压迫者出现的人物形象，还有一种是作为女性的辩护者、代言人出现的形象，后一种有点像中国人所谓“护花使者”自居的形象（她们调侃为油腻大叔）。如果说前一种形象让她们产生抗争的欲望，那么后一种的自以为是、自作多情，也是让她们别扭的。当这两种形象已经成了她们对发声的所有男子的结构性理解时，任何一个男性发声者如何在她们的整体结构理解中获得自身主体的独立性，即使不能矫情地说一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自觉的尴尬心理还是有一点的，虽然不少著述者对别人的评价常常是忽略的。一如上野在围绕着“女性主义”话题撂下的一句话：“‘我就是我’，随他们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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