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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的广东情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3月23日 07:16

原标题：钟敬文先生的广东情

1989年11月，杨宏海（左）与钟敬文先生在深圳合影

□杨宏海

一

1983年，我在嘉应师专（后改为嘉应学院）中文系工作期间，由广东省民协推荐参加了由钟敬文先生主持的全国“首届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三十多个民族的一百八十多名学员聚集中央民族学院，聆听钟敬文、费孝通、杨成志、容肇祖、刘魁立等著名学者讲课，为期一个月。

讲习班结束后，我到北师大“小红楼”寓所拜访钟老。“小红楼”坐落在北师大教工区，钟老的儿子、北京社科院的钟少华热情迎候。走进钟老的书房，眼前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类书籍，墙上最显眼的是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书法条幅，以及用镜框镶着的钟老与柳亚子先生的合照。照片中的钟老还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身材魁梧，风度翩翩，旁边那位面容慈祥的恂恂老者，则是柳亚子。从这张照片，可知钟老与柳亚子的交谊不比寻常。

书房茶几上摆放着客家风格的茶壶，让我想起钟老是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的客家人。此地是客家人与潮汕（福佬）人彼此交融、互相影响的地方，俗称“半山客”，所讲的方言带有“二句福佬三句客”的特征，故又被称为“潮汕客家”。

钟老从里间来到书房。他身高体朗，着一身旧式长衫，对我这位广东老乡特别热情。他操夹杂着客家口音和潮汕口音的普通话，亲切了解我一个月来培训班的学习收获与体会，询问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况。谈话时，钟老的夫人陈秋帆和钟少华也在一旁。

二

钟老听说我来自广东梅县，话题便转到梅县与客家文化。他说：“梅县是文化之乡，客家有很丰富的文化值得研究。”记得钟老早在1927年就编过《客音情歌选》，当我谈起客家山歌，钟老仍很熟悉，他说：“梅县同志近年来编的几本客家山歌录我都看了，还是不错的。客家山歌要继续整理，理论研究也要搞起来。客家民俗资料丰富，很多东西可研究、挖掘。”

我告诉钟老，我正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梅县客家先贤黄遵宪进行研究，他听后很感兴趣，认为这是黄遵宪研究一个新的视角，值得好好挖掘。他接着说，黄遵宪的民俗研究特别重视民间歌谣，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特地收入九首客家山歌，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恐怕是一个创举。钟老认为，广东是民间文艺的宝库，就歌谣而言，除了客家山歌，还有粤讴、輋歌、咸水歌等等，所以“粤俗好歌”名副其实，也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

谈到治学问题，钟老强调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不要搞市侩作风，不要追逐名利。他说：“要甘于‘默默无闻’。你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地工作，做出了成绩，对人民有贡献，这‘默默无闻’实际上是‘赫赫有闻’了。”钟老兴致很高，侃侃而谈，一点都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就像亲友间在拉家常。我向钟老表示，回去后拟争取学校领导支持，把客家民俗研究做起来，并拟在我参与主编的《嘉应师专报》做个客家民俗增刊，不知钟老能否为我们的报刊题字？钟老欣然应允。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告别时，钟老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广东是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之一，回去请告知广东的同志，希望民俗学会早日成立起来。”望着老师慈祥的面庞，我深深为之感动。

三

1984年11月，中山大学举办校庆活动，邀请钟老回母校参会。得知这一消息，我赶到中山大学见老师。其间，钟老在中大人类学系大课堂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活动的经过和成就》讲座，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梁钊韬教授率师生听讲，整个大教室座无虚席。为了让听众能听懂他那带着家乡方言的普通话，钟老让我为他提纲挈领地在黑板上“翻译”。一位学术大师坐在讲台边演说，一个年轻后学站在黑板旁配合板书……当时的情景，至今想来仍恍若昨日。

1985年，我从梅州嘉应学院调到深圳市文化局工作，钟老嘱我在这个新兴的城市里把民俗文化研究搞起来。在深圳市宣传文化部门领导的支持下，我发起创办了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并开始挖掘深圳人文历史资源。1988年，“全国民间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深圳、珠海两地举行，钟老对这次理论研讨会很关注，并托人告知：“请转告杨宏海继续努力”。

同年11月，我有幸作为深圳和广东民间文艺界的代表，被推荐赴京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11月8日下午，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与会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那天，钟老显得特别高兴，他专门召集民间文艺界代表座谈，激动地说：“现在是文化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期，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不遗余力呀！”

四

1989年11月，钟老南来深圳考察，住在深圳迎宾馆梅园，四天时间由我全程陪同。其间参观了深圳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以及正在兴建的“中国民俗文化村”等地，我就深圳方兴未艾的新民俗文化现象向他作了汇报。钟老对此很感兴趣，他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必然会出现都市新民俗文化，对这种现代民俗也要抓紧收集和研究。民俗学就是要研究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做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问题研究并重，从而把这门学科不断向前推进。钟老还应约为我主编的《深圳民间文艺》题词：“搜集、研究和发扬地方民俗文化，是我们国民的庄严任务，也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创造的需要。”

最后一次见钟老，是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在百忙中与我座谈，谈了不少问题，比较突出一点是“要建设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学派”。

1999年，广东省民协以及钟老家乡海丰的同志筹备“钟敬文与广东文艺学术研讨会”。钟老对此事颇为重视，来信说：“关于学术研究会的事，甚感同志们盛情。但事情要办好，远非轻易……要紧紧抱住发扬学术和推进学术的主旨，处理一切……事前要有比较充分的准备，至少要征集到一部分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作品，使参加的人，感到不虚此行……”因种种原因，这个会议当年未开成。

2002年，钟老以百岁高龄去世。据钟少华说，钟老临终遗言只有两句话：“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我想回广东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