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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斐｜“诸子有学，自先生始”：孙德谦与《诸子概论讲义》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3月31日 11:51

原标题：陈斐｜“诸子有学，自先生始”：孙德谦与《诸子概论讲义》

《孙德谦著作集》，孙德谦著，张京华、黄曙辉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九册，6480.00元

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又字寿芝，号益葊，晚号隘堪居士，江苏元和（今苏州吴中、相城区）人。历任直隶永年紫山书院山长，江苏存古学堂协教，东吴大学、政治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教授等。著有《古书读法略例》《太史公书义法》《刘向校雠学纂微》《汉书艺文志举例》《诸子通考》《四益宧骈文稿》《六朝丽指》等。今人张京华、黄曙辉编有影印本《孙德谦著作集》，搜罗较全。生平见于王蘧常《元和孙先生行状》、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等。

孙氏治学，博通四部，尤以治子名世（1928年，孙氏六十岁，曾于病中作自挽联云：“勉为传人，勉为完人，实是苦人，祈死已多年，寿阅六旬，可以休矣；能通经学，能通史学，最深子学，行文工骈体，书刊四部，倘不朽乎？”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学海》创刊号、第一卷第六期、第二卷第二期，1944年7月、12月，1945年2月）。少从同里雷甘溪治经，喜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之学，兼及声音、训故” （王蘧常：《元和孙先生行状》，《大夏周报》第十二卷第九期《追悼孙德谦先生专号》，1935年12月）。年三十，又病王氏之学琐碎，不能通知大谊，乃转师会稽章学诚，以章氏治史之法治子。九流百家，钩索质验，贯殊析同，撮其指意，斐然有作。自言“生平得力在周秦名家之术，于学问能详加辨析异同得失，咸思核实以求其真” （孙德谦：《答钱子泉先生书》，转引自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弱冠用功于骈文，造诣与李审言媲美，而逸气清空，自成一格。晚年声闻颇宏，被尊为“国学大师”。沈曾植颇为赏识，将其与张尔田、王国维并目为海上“三君”。德国颜复礼、日本福田千代作等亦向风来学。“德意志汉堡大学且以重金求述作，日本宫内省亦访先生书进呈其国主”，海上同文书院尝欲请其前往讲学，狩野直喜亦拟聘其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诸子学·儒学”方面的负责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第四十六号，1999年11月18日，转引自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六期），“其为海外鞮译推重如此” （王蘧常：《元和孙先生行状》）。

《大夏周报》第十二卷第九期《追悼孙德谦先生专号》

孙氏子学，大端有四：其一，《诸子通谊》。孙氏以诸子注无善本，有志将《汉书·艺文志》所载今有其书者，一一为之重注。其注于子书原文一无增损，注重联系诸子宗旨阐发句意。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成《荀子通谊》；其年冬，又成《吕氏春秋通谊》（待访）。此外，癸卯、丁未间（1903—1907），撰《墨子》《列子》《贾子》《韩非子》《晏子春秋》诸书《通谊》未成，存注各若干条。其二，《诸子要略》。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撰，今存《家数》《宗旨》两篇。其三，《诸子通考》。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执教存古学堂时始撰，用为讲义，辛亥年因学堂停办辍笔，后又于1927年补撰名、墨、杂三家。上述二书之大意，孙氏《诸子通考序》有所概括：“余之从事于兹，历有年所。始也析其异同已耳，久之而撮其旨意，观其会通。于是取《汉志》所载、为今所未亡者，若荀、吕诸书，发明其一家之言，而究其大义。复为提挈纲要，别立篇目，作《要略》一书，以附彦和《文心》、知幾《史通》之后。既而思之：六经之晦也，俗儒乱之；百氏之衰也，异说误之。遂将古今载籍广为网罗，以总论者入《内篇》，专论者入《外篇》，其是者则引而伸之，其非者则辩而正之，譬诸武事，庶可以摧陷廓清也乎？”其四，《诸子发微》。其书未成，存目百条，多心得卓见，如“诸子出于古官王官之分别”“孔子非传儒家”“道家为经世之术”“韩非子传《春秋》左氏学”“诸子可作周代列国史读”，等等。天不假年让孙氏一吐所蓄，此乃中国学术之重大损失，叹叹！

《诸子通考》

孙氏卒后，门人吴丕绩撰《孙隘堪年谱初稿》，于1925年年末记云：

是年，商务印书馆创设函授学校，主事钱智修先生请为《诸子通论》一卷，凡五千余言，署曰“元和孙德谦撰”。既付刊，易“元和”为“苏州”，先生请改正之。钱以章实斋“地名从今”之说为难，先生谓章氏此说盖指本朝而言，若易代而后，必不若是，钱乃改正之，并作书称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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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诸子通论》，即传世之《诸子概论讲义》，应撰于1925年4月商务函授学社国文科开班前。此前，孙氏的《荀子通谊》《诸子要略》《诸子通考》等重要子学著作已基本撰成，其人以研子蜚声学界。《诸子概论讲义》可谓凝聚了孙氏治子之精华，阐明了子学的大略与门径。全书凡七章。第一章“总论”开宗明义，先指出诸子学盛于战国，而托始于周初。即使有所依托，也非伪书，盖战国时学者述其所闻著之竹帛耳。这是对当时学界浓厚的疑古风气之回应。接着分析了古今治子者或失之琐碎或失之附会等弊病，点明诸子为专家之学，当详究源流得失，各还其真。第二章“治诸子须辨明家数”和第三章“诸子各有其宗旨”，强调治子学，贵在辨明家数、得其旨要。从内容看，这两章是《诸子要略》残存《家数》《宗旨》两篇的缩写。不独治子，就是治一切国学、读一切古书，孙氏都首重辨家数、识宗旨。其《古书读法略例》卷三首列“读书宜辨家数例”“读书宜辨宗旨例”，《国学研究法》先谈“定宗旨”“认门类”，皆兼四部而言。回到治子，如何辨家数、识宗旨呢？孙氏笃信《汉书·艺文志》，认为从是求之，可得其要。张尔田曾言，他与孙二人治子，从《汉书·艺文志》发悟创通（张尔田致陈柱书，转引自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于此可得印证。表明观点后，孙氏举例阐析，如谓《晏子》为儒家，柳宗元等次其于墨，误矣；荀子宗旨为礼，其主性恶，非思、孟，皆以礼为衡。第四章“诸子之派别”指出，诸子之学，既有合而同者，又有不相通者。因诸子乃专家之业，各崇所长以明其指，凡异己者必从而驳之。是以诸子各异其家，即一家之中，亦有派别。治学者贵在求其学派，条其流别，一一究其宗旨之异同。譬如，同为法家，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第五章“诸子多寓言”认为，诸子皆思以救世，重在义理，其援引事实往往彼此不同，应以寓言视之。考据家未达此理，必欲纠其异同，难免窒碍拘泥之病。这针砭的是将子书“史学化”的研究倾向，至今仍有对症意义。第六章“诸子本书与末流之失”指出，诸子之失，皆因末流不能因时通变，不可缘此致疑本书。第七章“结论”先进行总结，接着申论了两点：其一，诸子之书，其中记载有误或被黜为伪造者，实出于后学之编录。读诸子书，贵在推阐其宗旨，无待琐琐为之考证也。“如《墨子》书，甚且以有子墨子者，谓出门人小子，无者为墨子自著，强生分别，抑何专辄若是！”这是在和胡适等新派研究者对话，亦有其理。其二，欲知诸子之源流得失，《汉书·艺文志》而后，可参《隋书·经籍志》《庄子·天下篇》《尸子·广泽篇》《吕览·不二篇》以及《淮南·要略》《新论·九流》，唐以降文人之论，不免似是而非。此点孙氏《诸子通考》有更为详细、全面的述论，可以参看。

总之，《诸子概论讲义》篇幅虽短，然浓缩了孙氏治子专著的要旨。而且，孙氏一些已散佚或未成著作之内容，也可藉其仿佛大概。如《诸子发微》的不少条目，像“诸子文同者其义则异”“纵横家原出《诗》教”等，《诸子概论讲义》皆有论述。

《诸子概论讲义》

孙氏曾补前清诸生，辛亥鼎革后倩人绘《南窗寄傲图》明志，参与发起孔教会、亚洲学术研究会等，怀顾亭林待后王、启来学之意，以扶持纲纪、修明孔教为己任（参见孙德谦《牖逸篇》及其致张尔田书，转引自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其治诸子，亦以经义为依归，以致用为思理，以《汉书·艺文志》为遵循，以考镜辨章为方法，以洗冤求真为目标（张尔田致陈柱书，转引自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从今天知识考古学的中性求真立场来看，孙氏提出的诸子“无悖于经教”、圣人之道贯乎百家等主张，确如胡适等时人所批评的，尊经太过，为其书之累（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429-430页）。另外，《汉书·艺文志》不过是对诸子的一种梳理研究，并非绝对、终极真理，过于笃信，亦为其累。还有，孙氏重推阐思悟，善分析会通，强调体系梳理与建构，这当然与他对考据家琐碎之弊的反思和对章学诚流略之学的服膺密不可分，然而，重系统西学的启发、刺激也不应忽视。重体系当然是优点，但过于强调又会成为一“障”，特别是对于非成于一人一时的诸子之书来说更是如此，即使勾稽出一个脉络周贯、严密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否符合诸子思想发生、演变、互动的实际，也是值得怀疑的。陈寅恪即对此有所质疑：

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281-282页）

虽然陈寅恪主要针对的是胡适等新派的附会，但也适用于旧派。与这种阐释必求系统难免流于附会的理路不同，黄侃主张：“为学当日日有所知，日日有所不知。古书无全懂之理，亦无全不懂之理。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 （黄侃讲，黄焯记：《黄先生语录》，张祎昀：《新见〈黄先生语录〉稿介绍与整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商务印书馆，2022年）无疑更为中肯。不过，其间的分寸如何把握，又在乎学者的灵心妙用，其修为高下于此立见。

总之，宗经、笃信《汉书·艺文志》、推阐难免太过，是孙氏治子的局限，与其设定的求真目标南辕北辙。不过，作为政治与文化遗民的孙氏，治子有着守先待后、回应西学冲击维护中华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关怀与希冀，上述局限又与此完全一致。这正是孙氏子学的复杂之处。

带着“了解之同情”审视、评判，会发现，在时贤竞以西学、佛老附会诸子，或斤斤于文字训诂、文辞诠品的环境中，孙氏提出的“诸子为专家之业，其人则皆思以救世……读其书者，要在尚论其世” （孙德谦：《序》，《诸子通考》，清宣统二年[1910]江苏存古学堂铅印本）等根本观念，以及他在传统目录、小学基础上考镜流略、辨章同异，从而梳理建构中国子学自身体系的研治理路，显得格外可贵，连胡适都钦佩其识力、见解（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429页），友人张尔田更是赞云：“诸子有学，自先生始。” （转引自王蘧常《元和孙先生行状》）这些，对于今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的“新子学”，亦有重大而切实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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