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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遗嘱里的人生“后事”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3年04月05日 14:41

原标题:年轻人遗嘱里的人生“后事”

遗嘱订立之后,一些微妙的变化发生了。签名的那一刻,芙芸忽然觉得多了一些羁绊,当她审视自己过往的人生时,她忽然惊觉,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还有那么多心愿未完成,“而且从遗嘱清单里,一目了然,我好像没有留给这个世界太多东西。”

王方辰在书写给自己的幸福留言。受访者供图

文丨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邹娅静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刘军‍‍‍

本文 6871阅读 12分钟

44岁的王方辰从睡梦中醒来,7点30分的闹钟还没响,一个人的房间寂静无声。她拿起手机,刚过6点。

王方辰利索地起床,洗漱。前一晚,她特意将头发染成栗棕色,是时下流行的发色,和那套她最爱的金棕暗线编织套装很配。因为时间尚早, 王方辰化妆格外仔细。

这是2021年12月28日的早晨。这一天,她将为自己订立一份遗嘱。当某天不幸降临,这也许是她留给世界的最后影像。

与平均年龄68.13岁的立遗嘱人群相比,越来越多像 王方辰一样的中青年选择立遗嘱。2023年3月21日,《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对25万份遗嘱进行大数据分析。数据显示,6年间,“80后”立遗嘱人数增长了近41倍,未婚不婚者立遗嘱人数增长了12倍。

对他们来说,整理财产清单的过程就是重新翻阅一遍自己的人生之书。

“录像时不要哭泣,立遗嘱是开心的事情”

为避免堵车迟到, 王方辰选择乘坐地铁,8点半,她来到位于西城区西交民巷的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比预约时间提前近一个小时。

在大厅等候时, 王方辰不时看一看登记人员有没有叫到自己,她的手袋里装着房产本、银行卡、身份证……她感觉前半生的一切正与自己奇妙结合,一种紧张和兴奋感升腾起来。在她正前方的电子屏幕上显示,“录像时不要哭泣,立遗嘱是开心的事情”。

订立遗嘱主要分四步:第一步和遗嘱咨询师进行两三轮的沟通;第二步草拟文本;第三步接受精神鉴定,现场登记并录音录像;最后遗嘱封印,人们会拿到一张遗嘱卡。

密室里有2位见证人和1位登记员,在这里,她将回应登记员的提问,一一念出自己的财产及继承归属——这一切会被录像保存。有那么一个瞬间,死亡的凛冽感抓紧了 王方辰,她知道,如果有一天意外发生,这也许是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段影像,所有这些前半生奋斗挣来的物质财富——曾经辗转独眠的房屋、每月累积金额的存款——连同在北京不敢停下的每个日夜一起,将尽数由自己最信任的两个外甥女接收。但很快,问答开始,短暂的沉重被掩埋在一句句有条不紊的回复中。

整个过程仅用了二十多分钟,这在密室录像环节中算是“速度选手”。签字确认后,录像交给法务人员审核, 王方辰需要在大厅等待90分钟。“起码有十分钟,我还处在一种不敢相信的情绪里。”这就结束了? 王方辰拿起手机,与两个好朋友分享这一时刻,通完电话,她才渐渐被拉回现实世界。

两个月后,密室里迎来一位大学生。

00后的芙芸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202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穿上深色卫衣,给脸颊上的黑眼圈和痘痘涂上遮瑕膏,坐了半小时的车来到中华遗嘱库。

在密室录像的过程里,她有些紧张,因为多说了句略带情感色彩的话,她需要重新录制第二遍。不过那句话是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

作为一份有法律意义的文件,遗嘱里面的内容,客观,冷静,甚至让芙芸觉得有些“冷冰冰”,里面不会有一些主观的话语和情感,只有干净利落的几个条款,什么东西留给什么人,这些财产安排浓缩成几张纸,编上编号,封存在柜子深处。

1994年出生的工作人员崔文姬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法律专业毕业后,她来到中华遗嘱库工作,负责遗嘱登记服务。

崔文姬和立遗嘱的老人交流。受访者供图 ‍

崔文姬也为自己立了一份遗嘱。她选择的是自书遗嘱,法务人员根据她的意愿起草一份遗嘱草稿,她照着草稿从头到尾手抄下来,写错了就重来,“其实有一两处修改痕迹是被允许的,按上手印就行。”崔文姬反复抄写至没有错误,耗时近一小时。

周围都是熟悉的同事,加上流程熟稔,崔文姬甚至还能和大家说说笑笑,但进入密室录像后,气氛陡然严肃起来。“你的房子住址是在XX吗?”“遗嘱内容是你真实的意愿吗?”类似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崔文姬紧盯屏幕,“脑子里不敢多想其他的,生怕一走神,审核过不了。”

在密室里,她和很多人有过一面之缘,对于高龄或行动障碍的遗嘱人,密室登记服务有时会持续2小时以上。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有儿媳陪着80多岁的老人来咨询,在咨询阶段,儿媳和老人一直待在一起,老人决定把财产留给儿子和儿媳。

到精神评估环节,老人被请进密室,先是顺利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可是一旦问到关键性问题,比如你知道今天是来干什么吗?你知道遗嘱是什么吗?老人就开始答非所问。

“我们会比较警惕,单独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今天状态不太好,还是没有考虑好真正要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往往这个时候,老人会表达出他的真实想法。”

在这密闭的空间里,崔文姬和订立遗嘱的人,重复着流程严谨的提问和回答,记录下人们在这人生关键时刻的面部表情:平静、从容、悲伤或迷惘。

工作人员正在讲解遗嘱封存事项。来源:中华遗嘱库 ‍

“不吉利,但万一呢?”

立遗嘱的原因不一而足,但似乎都绕不开人们当下的困境,往往是一个生活中的触发点,引发了人们盘点、整理、分配财富的念头。

20岁的芙芸一度很难集中注意力,甚至刷短视频也最多只能停留十秒,即使脑袋里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行为已经不受控制,心悸,手抖。

她没有跟同学或舍友交流自己的苦楚,而是假装生活一切正常,悄悄去医院,悄悄吃药。不让周围的人察觉到一丝异样。

她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在病情最严重的阶段,死亡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刀,随时都有落下的可能。她有过轻生的想法。

她决定立遗嘱。在食堂、在宿舍、在操场,她花了四五天时间,每天在不同的时段去思考,阳光灿烂的时候,阴天的时候,事情顺利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些时刻,她立遗嘱的意愿都是一致的,不是随机和偶然。

1988年出生的刘俊文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他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

2020年,刘俊文32岁,工作了多年的IT公司现金流出现困难,他面临失业,IT行业流行的梗似乎正在成为现实拷问,“35岁之后,你在哪里?”身边的同学大多也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收入高,工作光鲜,唯有聚餐的时候会释放彼此的焦虑,“你们想过四十岁在干嘛吗?”所有人都拒绝深入讨论这个话题,“不要聊这个了”“停一下”。

刘俊文觉得他对代码的喜好,不足以支撑他以此为终身职业,也许是一个兴趣爱好,但不是生命归属。更何况,这也不是一个体制内稳定到可以退休的工作,他开始思考一些带有哲理的终极问题,比如哲学三问之一“我是谁”,他发现IT工作似乎缺少和自我生命的连接。同时,他更关心的是,如果40岁再面临一次职业危机,45岁怎么办,50岁呢?

“难道每隔五年十年就要再来一次大焦虑吗?”当他在探寻更长远的职业规划时,他习惯从后往前想。他搜了很多养老政策,他想,早一点规划晚年生活,从事与养老相关的行业,也许可以缓解不确定的未来所带来的焦虑。

他好像找到了答案。2021年,他卸下软件工程师的光环,成为一名保险经纪人。保险经纪人订立遗嘱,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与他平时从事的业务休戚相关。从心理状态上来讲,他觉得订立遗嘱“在精神上能给现在还活着的人一种纪念,一种自我安慰。”

2022年,立遗嘱人群的平均年龄为68.13岁。来源:《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

芙芸因为抑郁,刘俊文因为失业, 王方辰则因为大龄未婚未育的不安全感。

王方辰出生于1977年,她并不是一位坚定的不婚主义者,相反,从小目睹父母相濡以沫、无话不谈的婚姻生活,“陪伴”的亲密关系在 王方辰看来弥足珍贵。

2001年, 王方辰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先后从事进出口贸易和金融工作,“原本想在北京成家,但缘分没到。”轻描淡写的结论背后是 王方辰独自在北京闯荡的22年。大部分时间里,她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早上8点半上班,夜里经常11点或12点下班,周末的时间一天用来学习、上课,余下一天是属于自己的放松日。日复一日,缓过神来,就已经即将抵达50岁关口。

王方辰是江西井冈山人,她是七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从小享受着父母和姐姐们的宠爱,即使她已经46岁,“回家以后,基本上不会让我做什么事情,虽然我长大了,但家里人好像还是把我当作一个小孩。”

2021年,变故陡然发生,摔跤后卧床两年的母亲离世。因为事先没有遗嘱分配,让这个大家庭的几个孩子之间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嫌隙,但年近90的父亲已经无暇顾及这一切,他似乎在老两口生活过的房间里再也走不出来。

王方辰突然联想到自己。在北京,奔跑的年龄与拥挤的工作日程像两个越吹越大的气球,焦虑、不安全感与日俱增,涂抹在 王方辰夜晚归途的车窗、漆黑沉默的房间,“这些年来,好像自己始终漂泊不定,一个人的时候也偷偷哭过。”短暂脆弱后再独自对抗生活,似乎已经成为 王方辰的一种生活习惯。

她曾因发高烧在家独自躺了一天,醒来时手机信息和房间一样空荡,她从未如此担心,身边的朋友都已成家,像自己这样的独居人士,“也许意外发生,一个月以后才有人知道吧。”甚至自己前半生挣下的一切也不知会何去何从。这的确令 王方辰感到恐慌,如果某一天意外降临,她打拼二十多年的财产会给谁?当她垂垂老矣,谁能在床边妥帖照料?如果还没有成家,她会成为无人照料的独居老人吗?

为了妥善安排自己的财产与老年, 王方辰决定为自己订立一份遗嘱。

而崔文姬,她订立遗嘱的原因,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觉察。作为工作人员,她想换个角度体会客户的感受。另一方面,意外发生后,因为子女没有立遗嘱,上了年纪的父母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处理遗产,这在崔文姬的工作中并非个例。“我希望给家里减少一些麻烦。”

有一对老人曾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老两口的女儿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宣告结束后,女儿带着外孙独自生活,不久后进入第二段婚姻。但世事难料,二婚不久,女儿因脑瘤猝然离世,未立遗嘱,两位老人、外孙和现任女婿是女儿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为了将女儿的房产完全归于外孙名下,两位老人出资百万还清房贷,又帮因打赏女主播而欠债30万的女婿还债务,换得他放弃继承权。“如果女儿事先立过遗嘱,两位老人不会因为这些糟心事奔波受累。”

崔文姬的老家在山东,当她把即将订立遗嘱的事情告诉父母时,他们有些忌讳,“这不吉利”。但崔文姬不准备改主意。父母年纪大了,我知道发生意外的概率很低,但万一呢?

考验人性还是相信人性?

一个20出头的学生,有什么财产可以在遗嘱清单上列出来?芙芸的答案是一笔兼职挣来的费用和一台希望去世后被打开的电脑。她通过给小学生代课攒了一笔五位数的存款,电脑里记录的则是她对世界的自白,她想把这些东西留给一位信得过的朋友,“钱其实不多,所以留给我爸妈对他们帮助也并不是很大。”另外一项和别人一同完成的专利,她留给了母亲,她想即便去世后,母亲也能为她感到骄傲。

立遗嘱的事情她只告诉了那位信得过的朋友,对方作为受益人并没有感到惊讶,只是心里一怔,“她想到的是也许会失去我这个朋友。”

同样是年轻人的崔文姬,没有不动产,慎重考虑后,崔文姬将自己的银行卡存款、支付宝余额等写进遗产清单,受益人是她的父母和妹妹。

这是崔文姬在中华遗嘱库工作的第六年。与无数家庭打交道,就像观看永不落幕的情景剧,家长里短,纠纷博弈,这些年,她感到自己以一种比同龄人更快的速度体验人生,“好像提前感受了一些高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事情,变得成熟、老练了。”

顺利的话,她每天能处理4个遗嘱办理事务,如果遗嘱人是高龄老年人,数量会少一些,能办2个。她发现,近两年来订立遗嘱的年轻人比例逐渐升高。“年轻人容易被现实生活触动,比如因为偶像突然离世,自己会感到世事无常,选择来立遗嘱。”

崔文姬说,她记得有一位年轻人因为科比的去世来订立遗嘱。随着“996”“猝死”等社会事件频繁热搜,不少年轻的“打工人”也会为自己提前打算,工作强度大的程序员,风险防范意识强的法律工作者、保险人员都是咨询遗嘱的主要人群。

和咨询师沟通时,刘俊文设想了一个复杂的方案。他已婚未育,买房时父母提供了一部分支持,他最开始设定的条件是,如果自己去世,房子出售的钱应该按比例一半给父母一半给妻子,但这需要父母和妻子在他去世后协同处理房产,再进行财产分配,如果最后没按遗嘱履行,还会设立相应的惩罚措施。

咨询师建议的方案相对简单,把房子完全给到一方,保险金和其他资产给另一方。刘俊文说,第一个方案父母和妻子之间还要面临协商处理,过程中如果出现纷争,是“考验人性”,第二个方案则是“相信人性”。

‍‍‍‍‍‍‍‍“80后”立遗嘱处理的财产,房产占97.3%。来源:《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

对 王方辰来说,整理财产清单的过程就是重新翻阅一遍自己的人生之书,房产、银行卡像是一笔笔孤独奋斗留下的注脚,“很骄傲,又有点心酸。”她10年前在北京买了一套40平方米的公寓,虽然不大,却能住个安稳。 王方辰迫切想知道,“如果风险到来,我的财产最终会给到谁?”咨询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因为 王方辰没有配偶和子女,继承人将是高龄的父亲,而当父亲离世,遗产将在这个大家庭的子女中二次分配。

权衡考虑后, 王方辰决定挑选最亲近的2位外甥女作为继承人,“我的财产会给到她们,我希望她们能为我养老。其实我们年龄相近,真的到了老年,应该也算互相扶持。 王方辰的外甥女是第三个姐姐的孩子,年龄相差不到10岁,对于她们来说,这份遗嘱更像一份沉甸甸的约定。也许未来的某天, 王方辰会组建家庭,那时遗嘱会再做更改。

根据《2022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未婚、不婚人士的受益人通常是其父母,指定朋友等非法定继承人的比例有18.18%。母亲离世, 王方辰没有把父亲纳入遗产受益人,而是选择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养老支持,因为她知道,很大程度上,父亲会先于她离世。

“就像自己死过一回”

轻松、安心是绝大多数人立完遗嘱之后的感受,仿佛卸下了一身的重担和枷锁。

崔文姬回忆,她记得有位老人一直心心念念想办遗嘱,始终没办成。心里总觉得有这么一件事儿没给子女解决,睡觉也不踏实,“他好像提着一口气儿在支撑”。办理完以后,心里的石头落地,好像也没了牵挂,不久后就离世了。

对于刘俊文来说,订立遗嘱,就像自己死过一回。当他面对遗嘱,在密室里朗读遗嘱内容,仿佛自己站在自身之外,在生命的终点回看自己的人生。

回想当天,他觉得心情有些微妙。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完成录音录像和签字盖章之后,他在幸福留言卡那里停留了很久。如果自己去世,你的家人或遗嘱执行人来领遗嘱,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这些内容可以写在幸福留言卡中。

还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死亡,刘俊文尝试代入这个情境,如果意外来临,父母在老人当中还算年轻,应该跟他们说点什么?他在想象中给父母留言,“希望你们能继续好好地生活”。

遗嘱放在家中,妻子能看见,她不反对但也不想知道内容是什么。初期,刘俊文尝试过跟妻子一起商讨遗嘱细节,但作为遗嘱执行人,妻子的心态会有起伏和波动。他没有告诉父母,怕传统的他们会把遗嘱和生死挂钩,“我觉得让他们心里有这样的牵挂其实没必要。”

‍‍‍‍‍‍‍‍遗嘱证展示样本。来源:中华遗嘱库

遗嘱订立之后,一些微妙的变化发生了。签名的那一刻,芙芸忽然觉得多了一些羁绊,当她审视自己过往的人生时,她忽然惊觉,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还有那么多心愿未完成,“而且从遗嘱清单里,一目了然,我好像没有留给这个世界太多东西。”

她首先行动起来的事是备战考研。她对自己的感觉是,像一辆沙漠中已经没有油的汽车,长时间陷在原地后,被外力推了一把,“沙子的流动把我送往哪里,就往哪里慢慢走,直到我找到自己的加油站,给自己加上油。”

说不清立遗嘱和好起来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继续为人生添砖加瓦的想法清晰起来后,她的“病情”也在缓解。

最终芙芸考研成功进入复试。“像一朵枯萎的花,搬到阳光下,它可能也会慢慢抽出嫩芽。”她这样形容自己触底反弹的过程。

立完遗嘱后, 王方辰如释重负。即使有一天她不在了,她的一切能够按照她的意愿交到放心的人手中,“这是一种安全感,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订立遗嘱和死亡相关,但对于我来说,订立遗嘱是件人生中值得纪念的事情,原来我觉得自己一直是漂泊不定的,现在我很安心。”

王方辰的人生似乎在订立遗嘱后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年纪渐长,职场的空间和机会也随之变少。今年春节,她在老家尝试网络直播,从初一到初十,每场流量两千余人,同时她也着手打造个人视频号,专注公益分享。焦虑、孤独依然会在某个深夜袭来,但她已经学会和时间握手言和。

在幸福留言卡中,她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祝你平平安安,祝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文中芙芸、刘俊文、王方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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