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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后”的文学位置 | 社会科学报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4月24日 15:20

原标题：“理论之后”的文学位置 | 社会科学报

“理论之后”的文学位置 | 社会科学报

沪上学坛

“理论之后”的新型理论形态究竟可以得到怎样的展望？上海市社科规划优秀课题“‘后理论’的文学走向及其新型写作形态研究”（2017BWY002）通过研究指出，“理论之后”会走向“理论中的文学”，那是一种不同于现有研究思路和成果的文学。

原文：《“理论之后”的文学位置》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阳

图片 |网络

国内文论学界关于“理论之后”的研究，虽已出现了不少说法和思路，总体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缺憾，即往往止步于梳理、概述与简介，完全由我们自己来搭建一个框架和拼接一套谱系。就目前似乎显得热点已经过去、重新陷入停滞的相关现状来看，很难说这样的处理已真正融入了国际前沿学理，并与之建立起了有效的对话。恰当的做法是，做有位置的学术研究，找到“理论之后”谈论问题的合理位置，从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现有理论方案切入，通过细致反思与批判，接着它讲而进入学理轨道，获得我们自己在“理论之后”的思想坐标。

“理论之后”的命题语法与语言限度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一个客观事实：“理论之后”在一度喧嚣后仿佛停滞不前，给人话题不再往前推进之感。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更加新的话题的出现，分散着学界的注意力，但主要恐怕与后理论研究自身迄今尚未取得应有的突破有关。因此，首先值得提出并践行的一项奠基性工作是在找寻后理论突破方向前，细察“理论之后”这个命题的一系列空转之处，沿此进行基于分析哲学精神的语法综观、拆解与析疑。

在分析哲学的影响下，努力清除“理论之后”命题及其谈论中的各种形而上学渗透，不等于我们对“理论之后”的研究不能拥有一种基本立场。理论研究离不开立场的介入，这在后理论时代是一样的。笔者认为，可以将语法分析的精密性和“理论之后”命题在语法拆析工作中呈露出的语言限度，积极贯通起来，思考一个富于新意的关键问题：对“理论之后”命题的一系列语法诊疗和后理论在语言限度上每每作出的试探与较量，能否建立起内在的联系？

如果这样的设想符合理路，可以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而获得实践印证，那么在后理论的诸种面相中，其文学走向确实有理由获得相对更多的重视。因为作为文学本性的独异性，就是在语言限度上的试探，就是和语言限度的搏斗与较量，限度意识在这里便有机会来创造性地涵容语法拆析的积极成果，从而引入以往常被忽视了的分析哲学视角，来深化目前有关“理论之后”的研究。那么“理论之后”是如何呈露出语言限度的呢？这需要回溯现有方案中的一个盲点。

重审“理论中的文学”方案

现有涉及“理论之后”的新理论形态的一种醒目方案是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提出的“理论中的文学”。这一方案的提出语境是1960年代以来理论的变化，尤其是“理论之死”引发的讨论，所受到的直接影响则是“理论之死”论的代表、英国学者史蒂文·纳普在1993年出版的《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各种限度》一书。正是这部著作的核心概念“文学兴趣”，启发了卡勒思考理论在“理论之后”的新走向。

文学究竟凭什么引起人们的兴趣？在纳普看来，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别种思想与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兴趣，那是一种使人对其表述本身产生兴趣的表述，这种表述是将其所指对象插入与表征本身的特定语言和叙事结构密不可分的新场景中，实现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效果。纳普认为，解释的重构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比如“作者写诗这件事是诗中发生的事吗”，成了文学兴趣之源，这个难题通过一个叫作agency的中介得以表现。agency中译为“行动”，即被插入表述本身的指涉物，它既可以被观看，又可以通过它进行观看，因此，既充当表述的客体，又成其为自为的主体，从而成为解释的难题。文学兴趣就是对这个归根结底产自于文学写作模式的难题的兴趣。纳普围绕agency展开文学兴趣，旨在融合创作主体及其创造的文学世界。能把这一思想从文学活动拓展至理论活动吗？

卡勒推进了这一点。他借鉴agency这一来自纳普的关键词，展开理论中的文学推演。和纳普一样，卡勒也从述行（以言行事）理论的背景出发谈论agency，强调agency使“理论的后果是向诸学科通告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述行效果二者”，因此，纳普赋予agency的述行性含义——行动，也为卡勒所承继。卡勒接上了纳普的思路，不满足于将文学理解为虚构对象，而把理论本身也视作文学行动来加以创造性处理。沿循这一思路，卡勒指出，“行动”结构是一种将个别性与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能使哈姆莱特既体现于个别细节中，又以现实中的人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能动的自我，就是既在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揣想某人在我的情境中会做什么，以及他可能的选择和行动路线。

鉴于“行动”结构直接建立在对述行的信任上，要凭借这一结构根除理论与文学的界限，便需要检查述行是否已保证所说者与所说本身不再分离。那么，以言行事是否根除了所说者与所说本身的界限？从而，以言所行之事，是当代思想所说的那种让发生物与发生源融为一体、消除了始源的事件吗？事实上，把述行等同于德里达等当代思想家所说的“事件”（event），并将文学纳入其中，是卡勒在《文学理论》与《理论中的文学》中处理的同一个主题。这两部著作都提出了“奥斯汀式的文学事件”。我们需要考察这一命题是否仍存在着顽固的始源。

考察的结果表明，以言所行之事，因其语境的饱和性而被中性化了，不等于事件，这种中性化，如同康德所说的那种必然与规格理念有关的平均值，在对差异的均质调和中预设了一种始源。这是德里达批判奥斯汀的理由。他发现，言语行为的目的论意味着主体意向的意识性在场，施行话语交流的规范性体现为意图意义的优先。这击中了以言行事的语境性要害。语境性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总体性，它对事件的最重要性质——发生性的回避，隐藏了述行的始源盲点。

既然将文学纳入述行会产生以上语境性、意图性与观念性的始源盲点，建立在它之上的“行动”结构便使理论在讲述文学时，无法做到让自己也同时成为文学，痕迹还在并阻断了“理论中的文学”。因此，需要转换思考的方向：保证文学插入与理论表述一体的新脚本的关键，不是仍暗含着始源的述行方向，而是反过来消解了始源的潜能方向。潜能的虚空性质消解了存在于事件前的主体性，唯一地发生出客观性，才擦除了“理论中的文学”所面临的痕迹难题。

接着现有方案讲的新进路

潜能意味着向语言限度挤压和逼迫。语言是有限度的，其极限处构成了对经验性语言的否定。这点被当代思想家注入了更深的意蕴。他们旨在探讨使任何发生成为可能这一主题，即不仅发生出事件，而且要让“发生”本身也始终处于发生状态中，一方面认为追求康德意义上超越知性能力的物自体有必要，另一方面感到这个过程须与事件发生本身的事件化同步，即必须与书写的困难同步。用潜能取代“行动”充当文学与理论之间不再暴露出裂痕的贯通结构，形成的新进路是：

第一，理论在研究文学时，不再从仍携带着始源盲点的述行立场出发叙述，而反过来不断趋向于自身语言的限度，在这个过程中根除理论与文学的界限，真正保持住对象和自身研究结构的一体性。

第二，这意味着，理论应当在趋近自身语言限度的过程中展示潜能的运动，不再在关联性意义上企图穷尽文学对象的意义，却尽最大努力接近它，与它较量和搏斗，逼出其作为外部降临、而非主体内部同化的意义，那便使作为指涉物被插入与理论表述相一体的新脚本的文学，成为避实就虚、探测语言限度的独异性力量。

第三，由此，理论阐释不是在规定界限的前提下迎合阐释主体的某种诉求和预设，而是和阐释对象（文学）不再保持界限，对阐释对象不断进行富于差异性变更的阐释，在一次次阐释中不断向自己在语言上的限度挤压、膨胀和逼迫，这一潜能结构才从根本上解开了“理论中的文学”之谜。

第四，理论阐释向自身语言限度挤压、膨胀和逼迫的过程，充分调动起重复、差异、虚拟与独异等事件性要素的力量，这些事件性要素，不仅在经验意义上为文学所吸收，而且从根本上看就是文学的性质。例如，通过在语言上“钻孔”形成独异性来改进“陌生化”，以及借助重复激活戏仿等，都为建立在潜能论基础上的“理论中的文学”提供了具体动力。第五，对潜能论中主体的性质是否混同于“泰然任之”等状态的辨析，成为进一步的议题。

这样，对“理论之后”的理论新形态和书写方式的研究，便引入了欧陆维度——这是现有的相关研究所忽视的。理论侧重于欧陆，“理论之后”的倾向似乎是慢慢转向英美，这种很容易在研究者心中产生的印象和推想，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纵深推进。基于以上分析，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攻坚，便需要将英美视野（包括分析哲学在内）与欧陆视野贯通起来，加强学理的对焦准确度与论证深度。我们正在为此而努力推进。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0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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