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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认知“真”的品味我读《毕竟东流去》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5月08日 16:52

原标题：“史”的认知“真”的品味我读《毕竟东流去》

大凡识字者，人人要阅读，包括但不限于短信、微信、报刊、图书，无论爱或不爱。就读书而言，大体分为浅读、精读、心读三种。“浅读”求快，用最短的时间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快感和刺激；“精读”求知，咀嚼、思考，记笔记、长见识；“心读”寻知音、觅同道、养情怀、明大道。近读朱小平的《毕竟东流去》，我同时收获了这三种阅读体验。

在我的记忆中，小平讷于言，虽然我和他已相识七八年，但所知不多。最触动我的，是他间或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古体诗。微信朋友圈里的古体诗并不鲜见，但他的诗大不相同，每一首都诗心满满、诗韵薰薰，讲格律、严对仗、常用典。在传统文化快速流失的当下，能写出这般古雅、讲究的古体诗，的确难得。我于是想，他必定有家学渊源，自幼受熏陶。鉴于此，喜读他的文字，便冒昧索求他的《毕竟东流去》（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他谦逊地说：“这是一本历史笔记，您也看？”

这本历史笔记记录的是清末民初的变幻风云，虽然文章的篇幅长短不一，像是有感即发，但读罢全书，却几乎对这前后百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典章制度、宫廷礼仪、名人逸事、掌故风情等，如同看专题片一般，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细读之后，看得出，无论是对史、对事、对人，篇篇求真、求深，别有洞见。知者最忌无知者的妄言，何况小平年轻时就对清末民初的历史“大有兴趣”，之后又结交了许多清室后人，当他读到不少史家从条条概念出发，对这段历史胡乱言说，尤其是看了一段时期连番播映的“戏说”清代的影视剧后，出于学人的良心与责任，写下纠谬复真的文章。

如在“怒海楼船”一章中，他引用正史、当事人或其后人的笔记、绝命诗词以及相关传说，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原貌，并得出“北洋舰队未曾惨败黄海”的结论。论武器装备，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势均力敌；论官兵修养，主力战舰的管带多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不少还有留洋经历），舰上水兵“须身家清白，身无废疾，耳目聪明，口齿清爽，文字清顺”且均须“觅具保人”，时人评价“北洋舰队官兵训练有素，其驾船、布阵、操练，尤其枪炮命中率水平甚高”；论心理素质，大战前，舰队官兵皆“渴欲与敌决一快哉”，丁汝昌嘱其家人“吾身已许国”，邓世昌言明“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刘步蟾对部下说“苟丧舰，誓与日舰同沉”，镇远号大副杨用霖发誓“战不必捷，然此海即余死所”。怒海硝烟，官兵在临战前纷纷写下遗书：“大丈夫以役于战场为幸，但恨尽忠不能尽孝尔……”然而，海浪激溅，弹飞舰沉，这一战还是在邓世昌“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况吾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致坠落”的声音中收场！败即败矣，但是这些官兵的爱国心、守疆志应永远被国人铭记！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是以农耕文明为魂的封建王朝面对快速兴起的工业文明的失败，这是历史的更替，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小平就是怀此初衷，遍查史料，从而纠正种种“戏说”以及或有意或无意的歪曲、漠视和遗忘。

如果说北洋舰队官兵的英雄情怀是因历史的错综而遭到忽视，那么，以刘墉、和坤、纪晓岚为主人公的不少小说、评书和影视剧，则是因一味追求娱乐效果，进行了荒唐的篡改和歪曲。这个话题不必细说，小平只用几个细节就讲得明明白白：“刘墉比和珅长三十岁，纪晓岚比和珅长二十六岁”“清代官场等级森严，见面说话极讲分寸”“刘墉、纪晓岚与和珅的枢相地位相差颇远，不可能以下犯上”……

他之所以对这些几乎妇孺皆知的清代名人的“戏说”痛感于心，不厌其详地论述、匡正，是因为始终服谓龚自珍“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章太炎“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的铭训。笔者也写历史剧，但从不敢与“戏说”为伍，因为历史剧的写作准则就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契合并以历史真实为纲，最忌讳的就是为了所谓的“戏有看点”（其实是为了票房和收视率）而篡改历史、“戏说”历史。毕竟历史是先人们用智慧和血肉写就的，稍有不敬，就是不肖子孙、历史罪人。敬畏历史、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这是《毕竟东流去》一书的价值所在。

看得出，小平做学问向来以史为根、以文学为树，无论是写诗还是著文，皆以庄重隽永为本，字里行间不时显露出文采风流。如他笔下的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好文笔，深谋略，“风骨崚嶒”，才高招忌；但他人品正直，疾恶如仇，对任何事皆有论点、论据、论证，且能因人而异，设身处地，“一疏上闻，四方传诵”。从1875年到1884年，张佩纶所上的一百二十七份奏折中，有三分之一是直谏和弹劾，其中就包括军机大臣王文韶、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他还举荐过胡适之父胡传。可马江战败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由高奏凯歌变成被发配张家口的罪臣。胡传不忘旧情，给境遇凄惨的张佩纶寄来二百两白银，张佩纶却将胡传所赠白银与左宗棠、刘铭传等人的馈赠，一一作书退回，其“文人的清高，疆臣的风范，名节的向往，立言的理念”耀然而出。而他在日记中记录的与妻李菊藕（李鸿章之女）“小酌”“赌棋、读画”“煮茗谈史”等情形，又是文人雅士闲逸雅致、与妻相契相求的生动体现。在此之前，我并不了解清末的清流派，以为那不过是些清闲相投的文人写诗作画的“文艺沙龙”，或是风格、流派相同的文人“朋友圈”，当我看过其中的成员——邓承修、陈宝琛、黄体芳、张之洞之后，才发现他们不只是风雅闲人，而是一批在朝在野、亦朝亦野的政治文化精英，有时甚至起到朝廷智囊团的作用。小平不但写尽张佩纶的修养和风骨，也描绘出清流派的历史形象。

举国之内，无人不称羡辛亥革命中的鉴湖女侠秋瑾，可名响一时的“清末三才女”的另外两位却知者不多，她们是极享时誉的书法家、诗人吴芝瑛和浙江石门宿儒杏伯老人之女、自号忏慧词人的徐自华。三人皆是慧心不凡、侠心相得的奇女子，因相得相通、肝胆相照，这三人曾拜盟互换兰谱，结为三姐妹。吴芝瑛赠秋瑾对联“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秋瑾亦有诗回赠：“芝兰气味心心印，金石襟怀默默谐。”后来，吴芝瑛还资助秋瑾东渡日本留学。秋瑾留学归来，三人又自筹资金，在上海共办《中国女报》。秋瑾就义后，吴芝瑛即着手著《秋女士传》，另作《记秋女侠遗事》；徐自华在其《鉴湖女侠秋君墓表》中记秋瑾“悲歌击节，拂剑起舞，气复壮甚”。其实秋瑾回浙江组织起义、在与徐自华谒岳坟时便约定好，若就义，即请她埋其骨于岳坟侧。为履行与秋瑾的约定，徐自华于1907年11月27日“冒着风雪渡钱塘江至绍兴，趁夜秉烛入文种山寻觅秋瑾停厝处。她与吴芝瑛商定，将秋瑾的遗骨加木椁舁至杭州，由她来购地安葬”；因购地款不够，吴芝瑛又出丧葬费二百元，终将秋瑾葬于西泠桥畔岳坟侧。只此一点，三位才女的情与义，足以照亮当时幽暗中国的半个夜空。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人人敬慕的民族英雄，但多数人只了解他抗英禁烟的坚毅不屈、民族大义。小平写道，林则徐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心和勇力，因为他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向西方学习第一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抗英禁烟之举上，贬戍新疆四年被重新起用，继而到西北大漠边陲考察时发出的警言，后来也变成现实。林则徐始终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作为其立世做人的标准。说起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三代人的学问与才情，学界无不折服，可小平却关注到陈宝箴眼见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几欲跳楼、陈三立拒绝日伪拉拢绝食五日而亡等鲜有人提及的史实。此外，如弘一大师李叔同、“革命和尚”苏曼殊、徽班进京大老板程长庚、湘绮老人王闿运、“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一代代的“四公子”……小平都辅以扎实的史料，使其鲜活的形象一一跃然纸上。

《毕竟东流去》的副名为“清史笔记”，既然称“笔记”，无论是叙史还是述人，皆以真为本、以思为轴。为“求真”，以大量史料为据，一遍遍考证；为“求准”，不能不冷静客观地比较、思辨，从而用今天的视角重读百年前的人和事。读这本书，能得到学问与韵致上的双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