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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述“中国故事”的话语情境与经验生成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5月10日 07:16

原标题：文学叙述“中国故事”的话语情境与经验生成

获奖评语

《主体的延展与叙事的自觉——“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情境、维度及范式》系统、全面、深入地对“文学叙述中国故事”这一新时代重大的文化政治学命题进行了学理性阐述和分析。由此解读并构建出诸多中国文学发展“方向性”和“未来性”的理论话语、范畴维度与叙述方法，显示出对这一命题的深刻理论发现与整体意义认知。

“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自觉，是在既有的东、西文明格局中的一种后殖民主义话语和思维模式的延伸与实践，是对自我话语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多声部共声话语场域当中“重要单元”的诉求和确认，其中包含了文明差序格局中被西方殖民主义话语所遮蔽的“本土真实”的重新书写，对全球现代化进程所造就的中国社会的“本土丰富”的多元书写，以及在文化强势主义所造就的单极价值生态中对“本土经验”的构建书写。但“叙述中国故事”也应警惕本质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狭隘叙事陷阱，而须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叙事旨归，建构世界性和民族性、传统性和现代性、审美性和真实性、地方性和整体性兼备的“人类普世共同体”的文学观念。

“中国故事”是一个相对主义式的命题，其关键词是“中国”与“故事”，前者指涉文学创作的民族性、生活性、整体性，后者涉猎文学创作的本土化、时间化和审美化，而“叙述中国故事”的潜在指向则是世界性、人类性和多元性。

文学叙述中国故事，仍然是在既有的东、西文明格局的思维框架中，所进行的后殖民主义的文学延伸与话语实践，其根本指向在于建构本土文学的主体性，以此祛除西方文学话语的隐形牵制，并在世界文学的多元话语格局中赈济一种东方式的文明理念。因此，文学书写中国故事，注定既非漫无边界、流于概念表象，以为“只要写的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自然就是中国故事，对此没有必要去特别重视”，亦非在西方想象的视野下以概念自造、文化偏见或抽象玄想对“中国故事”进行民族寓言化的自我表述，而是要求文学创作主体以对现实生活、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思维结构等的体验、热爱、关切、熟稔、审视乃至反思当中，构镜“繁复”的“中国故事”，在局部但深刻的创造性的文学叙述当中，呈现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现实与大众精神的整体面相。

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学要呈现的“中国故事”，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学精神传统的“续接”，包括重拾文学的古典主义传统，重振作家的人文现实关怀，重启作家的文化先觉意识，重现中国文学的美学本体范式，重拓中国汉语的表意空间；另一方面包含着对既有中国文学叙述内容和叙述方法的一定程度的“断裂”，包括作家以全球化的文学视野观照中国、以本土化的人道情怀参与中国现实、以文化现代性的美学意识构建文本世界、以人类命运哲学的普遍经验审视国人生活的日常纹理等。

第一，在全球化格局中，文学叙述“中国故事”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学主体性的构建吁求。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历史磨难和殖民坎坷，激发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内生动力，与之相适应，中国文学也是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难当中开始了痛苦的自我革新，从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论”、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严复的“天演论”、胡适的“文学改良论”、鲁迅的“启蒙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基本是在汲取西方文学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典型的“外发式”的现代性发生。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之间的抵牾纠葛，是中国作家普遍的主体意识症结，并在这种抵牾中走向了迥异的文学方向，乡土文学、左翼文学及其后世派生文学，抑或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及其文学谱系衍生，西方文学精神与中国审美传统之间的内在拮抗，不断催生着中国文学在“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方向上的探索、构建与前行。因为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意味着历史惯性的“断裂”，暗含着观念体系的“重建”，以此实现文学话语的整体型构建，包括文学的语言、文体、观念、结构、意象、审美等一系列文学的物质符号与精神意象，而这种现代性方向的重建与转型，虽然并未忽略对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等传统资源的或显现或隐的化用，但基本是以西方文学为范式开展自身的改造和革新，包括文学观念、语言文法、叙事范式、审美形态等，这种西化式的文学现代性变革，固然有世界文学彼此互动交流的必然律使然，但最根本的仍然是世界文明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

当然，西化或者欧化引领下的中国文学的实践效果也是显著的，那就是历经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的百年发展之后，中国传统文学逐步具有了文化世界性因素，获得了在世界文学流通场域当中的限制性话语权。或者说，中国新文学之“新”正是在于其文学思想和艺术形态，已经是一种中华与西方、精英与民间、中心与边缘、现实与抽象、历史与精神等的“融合一体化形态”，也是在这场文学现代性转型的构建过程中，中国文学实现了对传统与现代、古典与西方的双重扬弃和双重接纳。尽管如此，在中国文学内部的异质文化形态的对话乃至对抗过程中，特别是在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的时空蔓延中，西方文学话语的幽灵始终横亘于中国文学上空，直至在现代民族主义复兴以及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的文化感召之下，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或是美学形态，早已在不自觉当中将西方文学奉为文学的圭臬，当然其中深隐的是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主流圣殿的文化渴望。但是这种跻身世界文学殿堂的不二法门，却隐藏着因为迎合西方世界对东方或对中国的“后发现代性”想象，而存在叙述中对本土现实和中国自身的合西方意识形态性的刻意改造。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改造，无论是出于西方殖民主义式的文化偏见，还是中国作家进行自身表述时的隐秘迎合，甚至只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和国民精神的一种“他者化”观察，在世界文学场域当中，改装所造成的文学想象，或者遮蔽了国人情态的丰富，或者掩盖了中国现实的多元，抑或制造出民族国家的错象，这种文学形象的累积在国际跨文化交流中，与政体属性、媒介宣传、文化历史、人物塑造乃至经济模式等一道，抹杀了“中国”本应具有的真实而复杂的境况，也无形中充当了西方文学叙事构建自身“民族优越等级”形象的反差性甚至否定性的“文学注脚”，“很清楚地，过去三百年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的主要问题之一，正是源自于西方社会理论传统的原则与范畴经常误解了他们所想要澄清的对象”，“这些模型的狭隘性部分肇因于它们主要奠基于（或多或少忠实于）西方历史经验。然而这样的经验基础并不足以核准社会或历史理论去达到其所宣扬的普遍性目的”，“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似乎标示了一个从贝尔纳到伏尔泰以降的比较四海为家的（cosmopolitan）态度的一种退化”。当前中国作家叙述“中国故事”的集体诉求与文化指向，不仅是接着叙述，还要重新叙述——要还原、回归和重塑“中国”作为独特的、具有历史延展性、变异性和可能性的“这一个”的主体性本相——既要呈现出中国曾经所遭受的历史荣辱，中国文化曾经的迷茫自卑，中国国民的蒙昧封闭，也要直面中国正在发生的变迁转型和崛起进步，更要展望或寓言中国未来的历史机遇和危机可能。

当然这一愿景绝非空洞而抽象的说教，而是要求中国作家在敏锐性的聚焦与创造性的叙述当中，通过语言、文体、人物、典型、情境、结构、符号、意向、修辞等文学本体性传统的重启和再造，以及政治、科技、历史、生活、社会、价值等网络交织中对人的普遍情感和精神嬗变的敏锐捕捉或深刻反省，来进行“莎士比亚化”而非“席勒式”的文学性展示，以此消解历史化情境中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所附带或所形塑的文化等级偏见、意识形态对抗和殖民主义歧视等他者化中国的刻板想象，重构中国故事作为世界文学故事之重要单元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应对全球化的文学同质化权威，对中国文学的叙述内容与叙述方法所暗含的侵袭或同化的积极反抗与文化救赎，也是对中国作家以深邃的思想建设、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深厚的经验方式，叙述中国故事的叙述能力、美学创造和文明转化的自信寻觅与主体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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