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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我死后碑上刻“爱,怜悯,感恩”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3年06月15日 13:06

原标题:黄永玉:我死后碑上刻“爱,怜悯,感恩”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黄黑妮、李洁琴携孙黄香、黄田今日敬告:

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O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

黄永玉先生,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1924年7月9日(农历)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土家族人,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

黄永玉可能是最有趣的老头。90岁时,他出版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这部书是黄永玉从2009年开始“奋笔疾书”写就的。其中除了能看到许多黄永玉的手绘插画新作,还能再次领略到他风趣幽默的独特文笔。黄永玉曾感叹,“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黄永玉 1924年7月9日出生于常德县,祖籍湘西凤凰,土家族人,中国画家。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16岁开始以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其代表作包括《比我老的老头》、《一路唱回故乡》等。新京报资料图片,摄影/秦斌

黄永玉曾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提到死后碑上刻“爱,怜悯,感恩”,这是他对生死豁达的态度。今天这篇推送中,访谈部分采写于2013年,黄永玉出版了《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首卷,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黄永玉先生;2016年我们再次采访了黄永玉以及他身边的亲朋,彼时黄永玉出版 了《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中)》。在这些言谈中,黄永玉豁达、有趣的形象跃然纸上。今天我们重温这两次采访,在阅读中,我们一起缅怀这位远去的“老顽童”。

撰文及采访|孔雪 姜妍

文学行当

在时代阴影里晒阳光

“我为文以小鸟作比,飞在空中,管什么人走的道路!自小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谈不上挑食忌口,有过程,无章法;既是局限,也算特点。” 黄永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系列的首卷《朱雀城》中写道。

“无愁河”,没有忧愁的河流。黄永玉家乡的上游有一条“无伤河”。他改成“无愁河”,借河写“我经历到的、看到的、体验到的”,不是历史,没有编年。他不精挑细选人物和结构,不选择或舍弃所有的经历,落笔却是精妙的布局。

“黄永玉对待生活有一种态度:不拒绝,不选择。所有的事物和经历都会成为滋养他的东西”,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说。在与黄永玉相识三十多年的作家、记者李辉看来,黄永玉一直在以雕刻和绘画“养”他艺术生涯中排第一的文学行当,他的美术修养和画面感也化入其中,“一个人活在当下却在写现代文学的小说”。

“看黄永玉的书会发现一个人一直活在大时代的阴影下,还能晒自己的阳光”,李辉说。黄永玉曾有句自白,“悲伤很误时间,有人因此送掉半辈子光阴;把悲伤当成诗,那会好过点”。

他写过不少诗。在“文革”期间,他在“牛棚”里给妻子写《老婆呀,不要哭》——“你带着惺忪的喜悦,像个阿拉伯女孩,拥着被子只露出两眼,和我一起分享收获的恩赐”。可当自己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我来到这世界是为了看见太阳”,想起过往的黄永玉蒙起被子号啕大哭。哭完,还是要写记忆里闪亮的事。

这或许归于“文革”期间,同样受到批斗的表叔沈从文在街上与他擦身而过时的嘱咐:“要从容”。此外,还要有一些执拗和任性。

黄永玉所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

就像他将文比鸟,他也喜欢画飞在空中的动物。他从百科全书看到一只猫头鹰一年可食约一千只老鼠,为人类节约一吨粮食,便画了不少猫头鹰,还根据所画数量题上“一吨”、“五吨”。然而,在1966年和1973年,他因偏爱猫头鹰两度引火烧身。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被过度解读为“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明。

四五十年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惹是非,只是猫头鹰的习性,而黄永玉依然爱猫头鹰。并非纯真,只是抗得过打磨。他画过的那些猫头鹰活过了那个时代,此刻正在福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

再归故乡:

别轻蔑少年时的感动

2016年,黄永玉92岁。他记性好,还能回忆起泉州小伙伴们、和之后结识的那群“老头”们十几岁时的光影,那些关于第一幅画或是某封木刻毛笔信的往事,都是六、七、八十年前的事了。

这些老头们陆续离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图景也随人去而落幕。2012年黄苗子去世,他写悼文,第一句是“苗子兄死了”,但“凝重了几秒钟,想了想他温暖微笑的样子”。

不避讳世俗的吃喝拉撒,也不避讳“他妈的”和“乳沟”,他也不避讳谈生死:“意大利、西班牙那方面的人死了,送葬行列肃立鼓掌欢送,赞美他一辈子活得有声有色”。可黄永玉觉得苗子兄有“一件大事”没有做:那就是写一本厚厚的、细细的回忆录。“串在一起的大事,零零碎碎的小事……这会是一部多么有用的书,多么惹人喜欢的书!多么厚厚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黄永玉手绘作品

当“我们这帮老家伙剩下不多了”,黄永玉开始洋洋洒洒地写。八十年前,少年黄永玉在安溪、德化、泉州老城区的六年“浪荡”岁月仍鲜活地常在“老家伙”心中。从老泉州到如今福建第三大中心城市泉州市,嵌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这颗明珠已经历了建制、风土、人情的变迁。今天在这曾经叫做刺桐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一棵刺桐了。

这是中国大多数当下城市难以避免的失落。在黄永玉现居的北京,他的另一位好游艺的老玩伴王世襄,早已失去了在芳嘉园胡同住了80年的小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城里,黄苗子、郁风夫妇、张光宇、启功和沈从文、黄永玉叔侄常在此相互借书、谈诗画,而今往事如风。

黄永玉手绘作品

这番相互成全,是对世界不计较的老人对第二故乡的一点“计较”,全因他大半生难舍的回忆。

在1982年,黄永玉曾劝阔别凤凰多年的表叔沈从文回故乡,原因是“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鸣叫,哪儿都不想去”。而对于泉州这个故乡,黄永玉也在90多岁时以文学的方式回来了,原因或是他一幅漫画中的信念。那是一个稚气的小男孩坐在一块石头上,仰望星空,题词是,“别轻蔑少年时期感动过的东西”。

忆童年

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

新京报:你的小说从狗狗也就是你本人两岁开始写,一个孩子两岁多的事情怎么还能记得那么清楚?

黄永玉:我跟你讲,我不是两岁多才有感觉,我妈妈刚生下我时,我不晓得几个月,双十节灯会,做很多灯笼。女学生们晚上提灯笼的时候抱着我游行,我就能感觉到那个灯。另外提着灯笼要坐木船过河,我也有害怕的感觉,这两个感觉一直留到现在。

《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套装),黄永玉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从两岁多开始写起?

黄永玉:印象深,那么安静的一个环境,老房子的空气这么凝重,年轻人都去上课去了,我跟两个老太太在一起,我的婆(奶奶)和太婆。如果你抽烟,那个烟都是直的,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到现在我都印象这么深,觉得这么有意思……

新京报:这么平静的环境,随着太婆去世被打破了?

黄永玉:她是在大风大浪里稳定的陀螺仪,不停地旋转。老人家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一个陀螺仪。家庭起了变化,大概就是两个原因,老人家不在了或是老人家经济上供应不上了。太婆更有政治的感觉,她也没有钱,讲一句话可没什么特别的,但她在和不在可不一样。爷爷从外面赚钱回来养家,那是经济问题。

新京报:太婆去世,你第一次到了外婆家,那是不是你第一次接触全新的环境?

黄永玉:都是新鲜的,以前从来没有碰到的各种事情。我祖母也是小脚,但是没有让我看到过,但是外婆洗脚我看到,吓了一跳,怎么小脚是那个样子的。晚上睡觉我们头对脚,她的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到现在还在探索,对每一件事情都感到有兴趣。

观生死

小时候看杀头太多了

新京报:沈从文笔下也有很多土匪杀人的故事,你小时候对生死的观念会不会和别的地方成长起来的孩子不太一样?

黄永玉:看杀头看得太多了。小学一听到吹号,全校都跑去看杀头了,真的杀头就是一刀砍下去。到了黄昏放学,尸体都臭了,身体让狗咬了,头还在那里。我们把耳朵拎起来,扔到你身上。拿着耳朵的时候,耳朵烂了,头就掉了。当时对生死感觉很正常。抗战8年,又是轰炸,肠子粘在墙上,这种生活。解放以后到了“文革”我还怕什么?我才不怕呢!住到牛棚,有机会就出来玩。生死有什么了不起!

新京报:因为小时候看得太多?

黄永玉:我并不是说生死没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习惯了,对人生理解、对死亡理解的程度不一样。看死人看得太多了,这是社会性的杀戮。另外一种是风俗性的,我们那里把一个死人放到山上盖个房子,在尸体外面扣棺材,套四五个棺材,多少年以后就不臭了。我们下了学从棺材缝里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到了战争时候,抬伤兵来来往往,就不是很紧张,生死的界限不是太明确了。

黄永玉插画作品

新京报:“文革”的时候你怎么出去玩?

黄永玉:“文革”的时候我医疗本上全是病,全是假的,医生帮我签的。一签就有一个月的病假,我就在家里做烟斗啊,写生啊,去玩啊。还碰到过有些没有进牛棚的先生们,他们吓坏了。颐和园的谐趣园,我搭个帐篷,我们家都在那里。有个国画界的同志来玩,吓坏了,他沿着湖走过来叫我。“什么事?”“你回去不要说你在颐和园碰见我。”他没事也怕。我说“我什么时候到过颐和园?”

论写作

希望反映丰富多彩的时代

新京报:你这部小说容纳了太多东西,自己有考虑结构的问题吗?

黄永玉:我没有结构,按照年份写。现在正在写什么呢?写到学校,先碰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很有意思,一直到“文革”过后我们还有联系,懒洋洋的,对什么事都无所谓,是个印尼华侨,见谁谁都讨厌。他讨厌人家,人家也讨厌他。人家一生气,他就说“那那那我请客,小巴黎。”有的人不买账,请客也不理。就这么一个人。到了学校之后他不考试,在学校玩了一年多。跟我同班,比我大3、4岁。考试时脚都跷在课桌上,光脚,一边抠脚一边答题。老师说“你这个同学脚不要跷在桌子上考试。”十几分钟他就交卷了,什么都先交卷,最后看榜,他考第一。

黄永玉插画作品

新京报:后来还有联系吗?

黄永玉:到了解放后,他在侨委工作,讲话还是讲风凉话,到我家说“我没有办法啦,你现在当教授了。”有一次说要请我和我爱人吃饭,快走到餐厅时,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想吃东西。”我说“你这个混蛋。”“文革”后他又说请我吃饭,说这次真的请客。我找了7、8个他不认识的朋友,狠狠的,什么菜都叫,满满一桌。他吃一半站起来说“我这个人真无聊,请你们这帮无聊的人,花我这么多钱。”九几年在香港见,他又那个样子,说风凉话。所谓人性,他是个好人。这个人写完了,现在写另外一个。我也没有提纲,有提纲就限制了。

整个来讲,我希望反映一个时代,丰富多彩的。不是说这个是革命者,这个是落后的。

叹故乡

凤凰那种漂亮风格没有了

新京报:你的小说里也有很鲜明的时代背景,比如写到了村里人对照相的看法,对孩子喝牛奶的议论。

黄永玉:外面传来一些文明的事情,大家就很惊奇。两节手电筒照不远,买个四节的,白天也照。后来有六节电池,能打到山顶上的庙里头。很多东西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感觉,我们有我们的感觉。比如一大清早,河边都是雾,几百妇女在河边洗衣服,太阳从山上出来……城墙、城门楼子、老远的桥、山上的雾,这些城里的孩子看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不懂得把感觉标示出来,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受到浸润。汽车都没有见过,老远一个点子,像一座房子一样。坐汽车的时候,上面走了,下面没有走,这是乡下人的感觉。个人有个人吸收的方式。

黄永玉插画作品

新京报:发布会上,你也提到了凤凰子弟的一些好传统。

黄永玉:到1950年我回去了也是这个状况,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带几个香港朋友到凤凰。当时正好过年,我们到山坡上的一家做客,那个人家给每个客人做一碗酒酿加鸡蛋,客人放了红包。我们告别下山,那个老太太拿着红包追下山来,“掉了东西,里头有钱!”“就是给你的。”“那怎么行,不要不要。”然后半路有个客人说帽子不知道丢到哪儿。我说总会有人拿来的。果然一个骑车的人追上来问“你们的帽子是不是?”当时是这样好的,现在你再去看看……

新京报:完全不一样了。

黄永玉:所以我现在都不想谈我家乡的事,老百姓自己并不喜欢这种风气,一进城要收费。我说我不敢回去,把我作为老百姓的黑后台,我不能表态。当年那种漂亮的风格都没有了。

自谈终极

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对身外之物并不在意,那你在意的是什么?

黄永玉:工作嘛,我干活有个特点,画到快完总觉得遗憾,没有画好,到了下张又发现有点问题,整个过程就是个遗憾的过程。我不是故意谦虚,就是很老实地创作。但是写文章,我可是尽了力了,一个字一个字,写文章比我画画认真得多,好费力,所以也快乐,反复雕琢。

新京报:刚才谈到你对生死的看法,那你怎么看自己的终极问题?

黄永玉:我死了以后,不要骨灰,也不要盒,烧完了,家里人就回来了,不要带东西回来。跟很多没有家的老百姓骨灰一样,混在一起。我在农场的时候,去火葬场搬骨灰,那骨灰有火燃烧的磷脂味道,然后倒在水田里面,那个稻子长得特别好。我死了以后,骨灰倒在稻田里,也不要江河湖海,不要搞这个,死的终极就是这样的。那么打块碑,就刻上“爱,怜悯,感恩。”爱所有的人;怜悯世界上做这么蠢这么残忍的事情;感恩,多谢前辈对你这么好,多谢朋友的爱。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用得着吗?把我送到火葬场,朋友们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孔雪;姜妍;编辑:走走;校对:柳宝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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