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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和迷茫？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6月28日 09:22

原标题：为什么现代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和迷茫？

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现代人更加感到孤独和迷茫？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

美籍德裔社会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创作的心理学著作《爱的艺术》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我对你有问题”栏目在去年分享了这本书。本期“我对你有问题”为你分享他的另一部心理学著作《逃避自由》。在这本书中，艾里希对于现代人不断争取、获得自由后，却又不断发生异化、逃离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分享人 Irenne 向本书提出了七个问题，并在书中找到了答案。

#01

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如何出现和发展的？

答：弗洛姆提出， 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其含义随着 “人把自身作为独立分离的存在物”加以理解程度的不同，而不断变化。

具体如何理解呢？如果你观察过孩子成长的过程，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天生就能区分自己和他人的。出生几个月后，他们才能辨别另一个人，认识到“我”和“你”是有区别的，几年后，他们才不再将自己同宇宙混为一谈。

在被誉为“儿童心理学经典之作”的小说《牙买加的风》中，英国作家 R·休斯深入刻画了一位10岁儿童个体意识觉醒的过程：“一件对埃米莉至关重要的事发生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是谁了。她正在漫无目的地闲逛，胡思乱想着蜜蜂和美丽的仙女。突然，一个念头划过脑海，她意识到她是‘她’。她定神凝望，开始打量自己的身体。”

弗洛姆称这个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有别的过程为“个体化”，个体化进程的开始也是自由的开始。个体化过程中，孩子逐步拥有自由，可以不受束缚地自由地（free to）表达自我，但同时也开始远离（free from）曾帮助他并为他提供安全的世界。因此，孩子感到焦虑不安，为摆脱这种感觉，他开始思考自我的定位，并试图在陌生世界中找到安全的生存方式。

《圣经》中人被逐出天堂的神话也反映了这种人与自由的关系：人违反上帝的禁令，吃下了分辨善恶的智慧果，从此打破了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不再从属于自然。从教会的角度看，这无疑是罪恶的。但从人的角度看，却是人类首次自由的行为，是自由的开端。

然而，在离开了天堂的甜蜜束缚后，人突然发觉自己赤身裸体，并因此感到羞耻。离开上帝庇护的人形单影只，顿时察觉到自己的渺小，恐惧异常。新获得的自由成为诅咒，焦虑和无能为力感相伴而来。

与之相应，自由发展过程具有双重意味。其积极方面是指个人力量的增强，人开始有能力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其消极方面则是指个体化程度的加深，冲破束缚、成为“个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孤独感和无能为力感。

#02

为什么现代人更容易感到孤独、焦虑和迷茫？

答：要深入理解现代的问题，需要了解自由的历史变迁。

提到中世纪，你会想到什么？闭塞、愚昧、剥削……彻头彻尾的黑暗时代。但历史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这个时代是被理想化的： 经济活动服从人的需求，人际关系直接而恒定。人自降生起，在社会体系中就拥有了不可变更、毋庸置疑的位置，无需怀疑生命的意义。社会角色方面，人是农民、是工匠、是骑士，而不是偶尔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的人。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世纪的人具备高度的安全感。 这个时期，“个人”尚未存在，个人自由也未被剥夺。

文艺复兴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开端，人充分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实体。有产阶级兴起后，中世纪曾带给人的安全的社会结构被摧毁。 新自由使人的力量感倍增，但同时也产生了孤独、怀疑、焦虑的情绪。典型表现是人开始疯狂追逐名声，就像埃及人建造金字塔，基督徒信仰永生，当人际关系无法再提供安全感、生命意义遭到怀疑时，名声可以借他人的价值判断和反应，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

宗教改革则进一步帮助人挣脱了旧束缚。中世纪早期的经济伦理观认为，经济活动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生活本身才是目的。而到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发展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获得财富和成功成了目的本身。人从集体制度统治下被解放出来，在经济秩序中的固定位置不复存在，任何事情都开始依赖自身努力，命运转向冒险与获利，追求物质财富成为压倒一切的嗜好，人愈发感到孤独和焦虑。

到了现代社会，人最终失去了他在社会中的固定位置，渐渐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对生活目标产生怀疑。在强大的市场面前，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他自由了，也孤立无援，备受威胁。

这种情况下， 人会通过拼命做事，来降低和麻痹不确定状态所带来的负面感觉。这类似于个人被焦虑和恐惧袭击时的状态：病人期待着几个小时后医生的诊断，他感到焦虑。在等待的过程中，他通常不会静静地坐着，而是踱来踱去，向碰到的人问问题，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或是继续往常的工作，只是比平时干得更卖力。这些行为受焦虑驱使，他在试图通过种种努力来克服这种无能为力感。

#03

自由会给人带来负担吗？人们为什么会选择逃避自由？

答：是的，自由会给人带来负担。

相较于积极面，自由具有消极面这一特点，更难被认识到。

我们通常认为，自由就是“摆脱外在束缚”，即摆脱旧式权威的控制。外在权威被消灭得越多，自由也就越大。但弗洛姆提出，外在的束缚只是自由的“旧敌”，内在的束缚才是“新敌”。 当我们为战胜外在束缚感到欣喜时，却对内在束缚置若罔闻。

比如，我们理解的“信仰自由”是允许人遵从自己的意志去信仰国家和教会的权力，但现代人却普遍丧失了信仰的能力，只相信能通过自然科学方法证实的事物。我们理解的“言论自由”是人可以自由地发表看法和观点的权利，但现代人不受他人影响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却日渐减弱。

自由不是个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自由日渐增大的过程中，“旧敌”被削弱，“新敌”却越发强大。挣脱权威束缚使人独立自主，但也使人陷入孤立，只要人格无法得到自由而充分地发展，种种问题便会应运而生。

经济领域的变化印证了这个观点。昔日劳动者相对独立，商人依赖技术、服务和知识谋生，工人熟悉自己效力的企业，和周围环境构成具体的联系。但到了现代化超级大企业中，人成为流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被赋予高度专业化的任务，与在同一位置上的数以百计的其他人形成激烈竞争，一旦落后，便被毫不犹豫地解雇。老板是个陌生的人物，人们很少见到他，企业全貌是模糊的，个人更多了解的只是与自己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几个部门。这种情景下， 即使个人成功机会相对更大些，却没有了安全感，感到微不足道，无法控制整个局面。

随着这种感觉的加深，人往往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追求积极自由，改变现状，通过爱与劳动与世界相连。二是逃避自由，这也是多数人更倾向选择的，借助与他人趋同、依赖外部权威等方式，继续保持当下的生存状态。通过避免自己做决定，来避免承担改变可能带来的后果。比如，安慰自己说，“大家都是这样生活的”、“我没得选”。他也因此重新感到安全，不再做更多的努力与尝试。

他自由地使自己陷入不自由的境地，就好像这种不自由是不可避免的。

#04

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依赖权威？

答：我们通常并不能感受到自己对权威存在着依赖，这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

首先，权威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有些权威很难被发觉。

相对容易意识到的是公开权威，它既包括直接要求和禁止个人做某事的外在权威，也包括以良心、职责为幌子向人发布命令的内在权威。 而常被我们忽略的，是装扮成常识、科学、道德、舆论的匿名权威，它们往往威力更大，仅靠外在劝说就能发号施令。比如广告宣扬说，“抽这个牌子的香烟——你会喜欢它的清凉”。在这种形式里，命令和命令者踪影全无，我们不仅失去了反驳对象，甚至根本都意识不到自己被命令了。

其次，我们对权威的依赖往往是轻度的、朦胧的。

很多人的所做、所感、所想与自身之外的某种权威有着微妙的联系，我们会期望他保护、照顾我们，也期望他对我们的行为后果负责。比如心理咨询中，来访者常常对分析师形成深深的依赖。这种依赖通常以寻求引导和保护为目的，被依赖的对象往往是父母、妻子、丈夫，他们与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我们产生依赖，并认为这个关系是“真正的爱”。

意识到对权威存在依赖的事实后，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知道，这种依赖为什么会发生呢？

正如前文提到的，自由如此沉重，为克服无法忍受的孤独和无能为力感，人会开始期望摆脱自由这个负担，来重新感到安全。以对人性深入洞察和剖析而著称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描绘道，“最迫切的需要是找到一个可以投降的人，尽快把他这个不幸的‘受造物’与生俱来的自由交给那个人”。

于是，依赖权威成了重要选择。我们选择放弃自身完整性，试图与某种我们认为更强大的权威合为一体，成为它的一部分，分享权威本身具备的力量与荣耀。生命意义的问题只需交由我们所依赖的权威来回答，人生选择只需交由权威来决定，就像教徒受到上帝的庇护，婴儿受到母体的保护，个人将自我置于权威的保护之中，从而重新感到踏实与安全。

#05

为什么我们总在满足他人的期待？

答：你可曾遇到这种情景，在博物馆看到一幅名画，明明心里毫无共鸣，却下意识地觉得自己应该拍手叫好？或在看风景时，明明觉得平平无奇，但想到它曾出现在明信片上，顿觉增色不少？

弗洛姆将这种行为定义为“机械趋同”，意指个人把自己塑造成他人期望的某种人格样式，认为自己应同他人一样。其作用类似动物的保护色，与环境越相近，就越难被辨认，也就越安全。

通常，我们认为自己可以随己所愿地思考、感觉和行动，我体验到的思想、情感和愿望都是“我的”。但实际情况往往要更复杂，它们其实是外界灌输给我们的。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大家关心的是“我认为”的内容到底是对是错，而不是“我认为”的是否是“我”认为的。

似乎有些拗口，举个例子。在一场催眠实验中，A被催眠暗示他来房间的目的是阅读一本手稿，现在手稿丢失了，是B偷窃了它。醒来后，A环顾四周，未能找到手稿，于是果断要求B交出。争辩过程中，A勃然大怒，不仅指控B，还罗列了一系列他偷窃的合理理由，仿佛这些真实发生过。假使这个时候有另一个人走进房间，这个人丝毫不会质疑A表达的是否是他“自己的”观点和感觉，只会判断他的指控是否正确。

这正是思想虚假性的体现，在博物馆看名画的体验与之类似，我们重复着权威的观点，却坚信这是由自己的思考得出的。

除了思想，愿望也存在虚假性。我们以为愿望来自于自己的欲望，但很多时候只是在屈从传统和责任等压力。就像很多人受到社会时钟的影响，认为年龄到了，就应该走向婚姻，但在结婚的前几个月里，他会突然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恐慌。当然，如果他“理智”的话，就会压抑住恐慌，宣称自己确实想要结婚。

思想和愿望的虚假性，最终会导致伪自我取代原始自我。 我们以为积极的行动（intense activity）是行动自决的证据，但其实这只是在更努力地扮演别人期望我们扮演的角色。

自我在多数时间里是受到压抑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在梦里、在幻想中、在喝醉时，我们会重新与自己多年未曾经历的感觉和思想相遇。自我的丧失，让人对自己的身份深表怀疑。现代社会，这种怀疑越发强烈。诺奖作家皮兰德娄提出的“我就是‘你期望的我’”，表达了人试图通过满足他人期望，来获得他人连续不断的认可，以确信自我存在的现象。

#06

外界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和情感的？

答：你是否想过，为什么天真无邪的孩子往往会提出富有哲学意味的、触及世界本原的问题，而当他们成为大人后，这些问题就消失不见了？

弗洛姆认为，教育最初就是不鼓励原创思想的，而是把准备好的思想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比如孩子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结果往往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成年人的认真对待，甚至有些成年人会以玩笑的方式给出不诚实的回答，这种态度严重挫伤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学校教育通常强调掌握关于事实的知识的重要性，认为只要知道越来越多的事实，就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于是，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被花在了学习越来越多的事实上，这反而挤压了他们思考的时间。

而成年人同样也无法逃脱这种影响。面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政治、经济、道德问题，外界常见的两种方法常会把我们弄糊涂。

第一种方法是“专家控制”，即 专家断言这些问题太过复杂，普通人没有能力自己思考并得出结论。其结果是，大众开始怀疑和讽刺宣传印刷品，或天真地相信专家的所有观点，恰是这种讥讽与天真，反映了个人思考能力的受挫。

另一种方法则更为常见，就是 通过碎片化的信息破坏人对这个世界的结构性看法。电视、网络、媒体传播的碎片信息，使分散的事实代替了整体，在自由的盛名下， 生活被解构，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碎片。成年人面对这些，就像面对一堆零散的积木，因为不知道最终要搭成的房子的模样，所以感到困惑，只能盯着手中无意义的小碎片看个不停。在以上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外界对我们的思维产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影响。

而外界对我们情感的影响，也常常发端于孩童时期。比如，早期教育中，被教导的友善压倒了自发的友善。孩子被教导要与人为善、微笑待人，即使其他人对他不善，也要懂得理解与忍让。如果早期教育暂时没有起到效果，那么这种教导会在孩子长大后，由生活压力继续完成。 日常与他人相处时，如果他不面带微笑，别人会说他缺乏“令人愉快的人格”，而当他想向别人售卖商品或提供服务时，这种人格就更必不可少。

正如弗洛姆所言，出于种种原因，外界正通过教育、专家控制、碎片化等方式对人的思维和情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把人塑造成生活在该文化里应有的模样。

#07

怎样实现真正的自由？

答：弗洛姆提出，我们需要追求的是积极的自由，它意味着充分肯定个人的独一无二性，认同人天生平等，但也天生有别。它要求人在“自发性”的作用下，通过爱与劳动完成创造活动，与他人、与世界重新连为一体。

其实“自发性”我们并不陌生，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在瞬间察觉到自身的自发性的。无论是看到美丽风景而由衷激动时，苦苦思索后发现某一真理兴奋时，体验新鲜的感官欢乐时，还是对某人萌生情不自禁的爱意时，我们都能体验到自发性带来的魅力， 这些时刻也是人真正感到幸福的时刻。

但作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劳动强调的不再是满足某种具体需求，而是出售商品这个抽象目的，大众由重视创造活动能给人带来的具体实在的满足，转移到只看中成品的价值上。 其结果是，人在劳动中失去了实在的体验，转而去追求成功所带来的虚幻幸福。

弗洛姆在书中写道，“生命有它自己的内生动力，它要生长，要得到表达，要生存下去”，这是人自发的反应。正如前文提到的，人天生平等，也天生有别，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高级写字楼里体面光鲜的白领，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追求社会普遍认可的“成功”。能够尊重并培养每个自我的独一无二性，恰是文化里最有价值的成就，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下，人才能真正实现积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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