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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考就抓进考场 在北海公园举行的金朝大考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3年06月28日 14:44

原标题:不来考就抓进考场 在北海公园举行的金朝大考

月淡长杨晓色清,

天题飞下寂无声。

南山雾豹文章在,

北海云鹏羽翼成。

玉槛玲珑红露重,

金炉缥缈翠烟轻。

谁言夜半曾前席,

白日君王问贾生。

这是金末元初诗人杨奂留下的《试万宁宫》一诗,记录了他参加金朝科举中最后一场——御试时的状况。万宁宫是金朝皇帝的离宫,在今北海公园一带,自金世宗完颜雍起,这里成御试之所。

从杨奂的诗中可见,御试在凌晨进行,尚“月淡”。试题下来,大家埋头答卷。“南山雾豹”典出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其中记录答子制陶,三年家富三倍,荒废功名,家人朋友都来庆贺,答子的妻子却说:我听说南山有黑豹,雾雨时7日不出外觅食,为什么?是为了让皮毛长出绚烂花纹,所以才藏起来。后人常用“南山雾豹”比喻正在蛰伏的学子。

“北海云鹏”典出《庄子》,喻一夜奋起。

全诗最后一句从李商隐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来,汉宣帝求才,得贾谊,可谈到三更半夜,却只问神鬼之事,不及天下苍生。杨奂的意思是,通过御试,马上会被皇帝重用,不会再有贾谊那样的经历。这也体现了金朝科举的特点:在录取率高、给官快方面,金远胜唐宋。

遗憾的是,杨奂并没通过考试,他到元朝才出仕。从杨奂的诗中可见:其一,金朝科举发达,非辽朝可比;其二,制度完密,竟错过杨奂这样的大才,可见有弊端。到杨奂时,金朝读书人普遍对科举不满,问题究竟出在哪?

(金)赵霖《昭陵六骏图》卷(局部) 金国一直在修孔庙

金朝崛起于草莽间,早期以朴野闻名。据《金史》,初期任官唯亲,即“太祖(指完颜阿骨打)征伐四方,诸子皆总戎旅”“兄弟子姓,才皆良将”。

金朝高层一开始便重视人才、尊重文化。

早在天辅二年(1118年),完颜阿骨打便下诏:“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

再如建炎二年(1128年),金朝名将完颜宗维(即粘罕)攻占袭庆府(今属山东省),兵至曲阜,士兵贪恋陪葬品,想挖开孔子墓,完颜宗维不知孔子是谁,问辽降臣高庆裔(本渤海人,是完颜宗维的亲信),高庆裔说:“孔子是古之大圣人。”完颜宗维立刻发怒说:“大圣人的墓岂敢冒犯?”将申请掘墓的士兵都杀了。军过曲阜,秋毫无犯。

第二年,完颜宗辅(金世宗完颜雍的父亲)又率军过曲阜,“命曲阜知县‘引诣圣庙’,‘登杏坛,望殿火奠拜’”。

金朝建立后,在各地修复孔庙,直到亡国前,相关工程仍在继续。

一方面,金朝对中原文化有朴素的敬畏心理,另一方面,金朝称帝仅12年,便灭辽国、北宋,占据大片领土,却找不到足够多的、有管理汉地经验的基层干部,不得不主动学习汉文化。

初期的主要方法是抢。

天辅五年(1121年),完颜阿骨打下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兵围汴梁时,金朝大臣刘彦宗对完颜宗维、完颜宗望说:“萧何入关,秋毫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经以归,皆令则也。”二帅深表赞同。

不来考就抓进考场

除了抢书,也抢人。

《金史》称:“金初未有文字,世祖(完颜劾里钵,完颜阿骨打的父亲)以来渐立条教。太祖(完颜阿骨打)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用辽朝旧人之外,金朝在与南宋打交道中,多次扣留对方使臣。

从政和七年(1111年)到绍兴十一年(1141),金国共扣30多人,有洪皓(《松漠纪闻》的作者)、洪迈(洪皓之子,《容斋随笔》《夷坚志》的作者)、朱弁(朱熹的叔祖)、张邵(张籍的第六代孙,张孝祥之叔),而宇文虚中、吴激(米芾的女婿)转仕金朝。他们被清人庄仲方称为“借代异才”。

抢来的人太少,不敷应用,金朝遂仿辽朝故事,试开科举,即“太宗(吴乞买)继统,乃行选举之法”。

一般认为,金朝在天会元年(1123年)始设科举,天会二年(1124年)首次开科。整个金朝,共开科38次(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天会是金太宗吴乞买的年号,虽设科举,却不由他控制,而是统兵的元帅掌控,南北士人“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备考,即“辽人应词赋,两河人应经义”,称为“南北选”。此时金朝科举无固定的制度、程序,即“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考试内容临时定,录取人数、考试时间也没准。

据学者都兴智在《金朝科举制度的特点》中钩沉,因士人拒绝考试,真定榜只好武装押解73名旧进士入场,在燕山榜,甚至“传檄诸州搜索,又免其课役以诱之”“时有士人不愿赴省,州县必根刷(根刷,意为彻底追究)遣之”。

女真科举也难考

海陵王迁都北京后,“南北选”合一,成了“通选”,也采取了糊名、誊录等制度。

据学者郭长海、姚虹云在《试论金代科举制度》中钩沉,金代科举分四级。

第一级是乡试,秋季进行,“悉以本县令为试官……榜首曰乡元,亦曰解元”,解元可直接参加会试,初期“凡二人取一”,海陵王时“限四人取一”,金章宗时“五人取一”。后来乡试被取消,并入府试。

第二级是府试,在大城市中进行,地方高官主持,舞弊机会少,“试闱用四柱,揭彩其上,目曰‘至公楼’,主文登之以观试”,即考场设在“至公楼”,主考登楼监考。乡试取消后,府试第一名称解元。

第三级是会试,早期在尚书省礼部考,除府试成功者,皇帝“袒免”的亲属和宰执之子可参加,乃至五品散阶官员亦可参加,第一名称“会元”或“省元”。海陵王起,会试改在东京辽阳、西京大同、北京大定、南京开封四座城市进行,一般是六取一。

第四级是御试,在中都进行,海陵王时设在同乐园。同乐园在金中都西墙外,又称西苑、西园,与鱼藻池相连,据《日下旧闻考》:“西出玉华门曰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尽在于是。”今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以南附近。

金章宗时,御试改在今北海公园进行,考试成绩“于广阳门西一僧寺门上唱名。至迁都后,命宣阳门上唱名,后为定例”。

另有女真科举,以翻译、策论为主,目的是保留女真传统文化,但到金章宗时,各民族考生都能参加女真科举,难度渐与普通科举相等。

只好崇拜苏东坡

《金史》称:“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形成“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的局面。

学者孙孝伟在《金朝选官制度研究》中指出,金朝科举问题多多。

最受指摘的是搜检过严,不尊重考生人格。在金朝,入场考试,考生须“解发袒衣,索及耳鼻”才能过闸,金代文学家耶律履称:“尝以乡赋,一试有司,见露索失体,即拂衣去。”从此不再参加科举。金朝适当做了改变,让考生“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更不堪。

这体现出金朝教育的问题:作为征服王朝,难对开国时的残暴做出合乎道德的解释,只好模糊处理,因而刻意回避经学,独重文采,甚至成了“金以词赋举进士”。

金朝也试图扶持“国朝文派”,有一定经学基础,却始终无法改变儒者“无专门名家之学”的局面。

为避难堪,苏轼受推重。明儒宋濂说:“自海内分裂,洛学在南,川学在北。金之慕苏,亦犹宋之宗程,又不止宝爱其书而已。呜呼!士异习则国异俗,后之论者,犹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置品评于字画工拙之间也。”

苏轼喜佛教,不甚重“华夷之辨”,主张“深戒用兵”,不“构隙四夷”,且他才气逼人,诗文书画词皆领袖当时,最合金朝皇族们的胃口。

金世宗完颜雍曾问丞相耶律履,宋臣中谁最优秀,耶律履认为苏轼最优,并说:“世徒知轼之诗文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才。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金世宗下令国子监刊印《东坡奏议》。

科举筛出一批奇葩

苏东坡有很多经学著作,金朝却绝口不谈。表面看,“苏学盛于北”,却非真苏学。所以金人对苏学理解肤浅,清代学者翁方纲说:“金人之尊苏,不独文也,所以士大夫无不沾丐一得。然大约于气概用事,未能深入底蕴。”

苏东坡反对王安石的“三舍法”。“三舍法”将太学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官员子弟免试入学,平民子弟考试合格入学。“三舍法”把学校变成科举工具,苏轼称“三舍既兴,货赂公行”,金人遂不再究问,亦反对“三舍法”。

不能谈经学,只能谈策论,策论指议论时政、向朝廷献策的文章。惟参加科举的学子无实际工作经验,信息亦不灵通,所写策论毫无实用价值,以此论才,岂能不误?可金朝给官又特别大方。

宋代科举成功,先释褐(平民穿的服装),吏部铨选合格后任官,金朝则直接授官。唐代进士授九品上,金代状元则正七品上,甚至是从六品上。

据统计,金朝三品以上官员中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海陵王时是6.4%,世宗时是29.7%,章宗时是60%,越来越多。

据学者王德朋的《论近代科举之弊》,1191年,词赋状元是王泽,宋使送来枇杷,金章宗让王泽写诗,王泽写不出,竟借口不认识枇杷。1197年词赋状元是吕造,重阳节时,金章宗让献诗,吕造竟写出“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的劣作,时人嘲为“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

科举本为求才,却求来这样的“人才”。金章宗曾生气地说:“今时进士甚灭裂,《唐书》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

百年养士 竟得其反

科举被扭曲,金朝陷入无才可用的困境中。

学者王峤在《金朝“龙虎榜”考论》中,对比了金朝两次科举“龙虎榜”(指当届考生成绩突出,涌现人才颇多)。

一次是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后来官至三品以上、出任地方大员者达半数之多。这次科举成绩突出,因金世宗提高了考试难度,据《金史》:“(世宗)谓宰臣曰:‘自来御试赋题,皆士人尝拟作者。前朕自选一题,出人所不料,故中选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题难则名儒亦擅场,题易则庸流易侥幸也。’”

这一届的张行简、张岩叟、李仲略、贾益、刘昂等皆入正史,但多有背景:张行简的父亲是礼部尚书张暐,贾益的父亲是秘书少监贾少冲,张岩叟的父亲是中都路都转运使张大节,李仲略的父亲是礼部尚书李晏,刘昂七代登科……

科举成了家族实力的较量。

卫绍王至宁元年(1213年)也称龙虎榜,涌现出宋九嘉、张天纲、高斯诚、雷希颜等人物,结果出乎意料:仅张天纲一人官至御史中丞(从三品),其余多一生未超正七品。

此时金朝统治者已意识到,科举出身者无经学功底,道德上不可信,能力还不行,遂“重吏员,轻进士”,引起儒生集团不满。时人称:“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吏权太盛,大量士人归隐山林,拒与金朝合作,甚至投奔元朝,与金为敌。

北京城中,金中都留下的痕迹不多。如今去北海公园游玩的人们,览风光之美,亦可抚今追昔,感慨系之。

(原标题:金朝大考在北海公园)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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