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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丛谈 | 清代皖志：取材和义例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7月12日 10:46

原标题：方志丛谈 | 清代皖志：取材和义例

▋方志丛谈

清人在修志实践中论述方志取材和义例的颇多，比较重视理论上的总结。而对于续修方志，他们反对对旧志增饰修订，主张保持旧志原貌，更不宜将旧志内容挪移续志，续志应自成一书。

原文：清代皖志：取材和义例

作者 | 巢湖学院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张安东

图片 |网络

方志编纂理论是方志理论的核心，清代方志的纂修者对此作过比较系统的论述，在志书的取材、体例、记述内容、纂修方法、编纂人员素质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探讨。本文以清代皖志为例，对方志的取材和义例作初步探析。

重视理论上的总结

清人在修志实践中，论述方志取材和义例的颇多。《合肥县志》（嘉庆）修纂者认为，修志必须做到：第一，确定志书体裁；第二，志书内容的采录编列必须有依据，荒诞渺茫不录；第三，收录志书的人和事，不隶邑境者不录；第四，附会虚妄之说不书；第五，内容互见者归并。地方志本系载民生休戚之事、因革之务，但事物万有，专在修志之人慎为抉择，不繁不简，采摭精当，方能使志书发挥作用。对于方志取材的原则，《休宁县志》（道光）修纂者何应松论曰：“毋或滥，其假托虚辞不足以风世励俗者，虽势力豪盛，必以摈；毋或遗，其忠孝节义以及一行之善、一技之长，虽子孙零落，淹没不彰者，必以录；毋或怠，其穷乡僻壤为往来道路所不经者，必亲至而确咨之，以殚厥力。”方志为传信之书，强调核实征信，善于缺疑。《东流县志》（嘉庆）编修者提出：“志尚征实，所以传信，事一语必据其所自来，采自经史子集者注见某书，其或旧所载而未及考者注见旧志。”艺文志是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收录诗文词赋及传序碑记等，有着补政述敦教化的作用，而某些艺文志又录之过滥。对此，方志纂修者多有论述。“艺文志所有碑记、传序、诗赋，必于地方实有联系，庶可登录。……兹惟有鉴于是故，不敢妄置一词。”（《重修五河县志》凡例，光绪二十年刻本）“郡邑山川、寺观等记咏，及诸先哲奏疏、题吟，取有关系政体者，具载艺文。”（《滁州志》凡例，康熙十二年刻本）“艺文一门只载书目，其有著作关乎地方，文字出于名宿者，略仿《史记》《汉书》之例，分别收于本文之下，他如游戏应酬之作，风云月露之词，一概不收，以免冗滥。”（《祁门县志》凡例，同治十二年刻本）这些看法大多坚持艺文志收录“必有关地方利病及山川形胜者”，因此对规范艺文志的采录范围，有补偏救弊之作用。

关于方志编纂体例与方法，清代方志纂修者也重视理论上的总结。《桐城县志》（康熙）编修者论曰，文有定体，志书应从简，以求谨严；文各因时，志书门目应随时增减；文有后先，志书内容安排，沿袭旧者先，增续者后；文有定评，评价人物应有事实依据；品类宜清，门目安排应以类相从；采集宜慎，艺文收录仅系经国之言、大雅之遗；崇尚宜正，对荒诞怪异之事以逸事录，存而不论；制有原委，对事物记载考镜源流，不宜漏载；籍有主客，对入志人物应分清籍贯，外籍流连本地之人宜入流寓传；志书褒美不遗一节之芳。

关于续修方志的集中论述

续修方志，事关重大，清代志家对此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他们首先论及续修方志的原因和重要性。如韩克均认为：“国家功令，凡州县志书阅六十年辄一编纂，盖条例之详定，教令之要束，章程之迁改，岁有变通，非随时缀录，则考治者无所循，而胥吏或因以诡法，其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贤人文士之事迹可纪言行，可以备文献者，久湮没不称，即放失而莫稽，尤非所以表幽阐微，敦劝风俗者也。”吴自立曰：“夫志何以必修？盖以今之志志昔也，后之志志今也。后之不修，昔将安继？倘前事修明，后事缺略，是有志无志也。抑且岁月浸久，字磨版轶，遗文湮没，传信传疑，皆无可考，失此不修，是有志无志也。”他们均提出增补续修方志对资政决策、阐扬风教、保存文献的作用。至于如何续修方志，张星焕认为，对前志要“冗者删之，缺者补之，其体例之未合者厘而正之”；曹德赞则认为，续修方志应“重为厘定原本旧志，证以太平府及芜湖、南陵等志，并博采历代地理及现行赋役全书则例，下逮碑版文集之属，叅互而考订之……不厌其烦，伪者证之，支者芟之，续今所有”。杨显德认为续修应视具体门类而定，指出续修的重点是人文社会的变迁，而对自然地理方面的内容仍因旧志，此见较为中肯。

由此看来，清代方志的纂修者多主张续修志书应增补于前，或续编于前。作为续修，要么在旧志基础上修订增辑，要么依前志体例、类目增补，续志的形式变化不大，真正重修的不多，创修的更少。如《含山县志》（康熙）对《含山县志》（顺治）的续修，主要是“折衷前志，摭拾旧闻”“遵功令，照豫式，除河防、封建、帝王、隐逸、方技、杂辨地方之所无者阙之，余类与诸子分曹雠校，若图考、若沿革、若星野、若疆域，则昔讹而今正，若城池、若学校、若公署、若祠祀、若丘墓、若户口、若田赋，则昔略而今详”。当然，对续志的编纂也有不同看法。黄崇惺认为，“班孟坚改《史记》以为己书，人或非之，然史家断代为书，不得不尔。若省府县志，随时增修而亦效之，益无谓矣。如罗鄂州《新安志》文章之美，盖未易到。后为志者，但当别为一编，以续其后，不当取鄂州之书而擘削之，以分录己书之中”。苏霍祚指出：“使后之人有志于为政者合前志而并观之，其移风易俗之心不于是乎在耶？虽然续亦未易也。……今余之续绩志也，亦何必删繁就简，揣摩增饰，没前人之功，擅一己之能，而后快于心哉？”他们均反对对旧志增饰修订，主张保持旧志原貌，更不宜将旧志内容挪移续志，续志应自成一书。这些看法对于修志实践都很有指导意义。

[全文将刊发于《上海地方志》（季刊）2023年第3期]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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