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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求会评《藕香零拾》|朝着陈寅恪再进一步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3年07月12日 12:40

原标题:张求会评《藕香零拾》|朝着陈寅恪再进一步

《藕香零拾》,张旭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2023年3月出版,336页,58.00元

胡文辉撰《陈寅恪诗笺释》,命我写序,旭东先生对拙序颇为欣赏,令我意外又开心。其后,他的长文《陈寅恪与傅斯年》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连登两期,评论陈傅关系客观而公允,钦佩之余,我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回他将已刊文章集结成《藕香零拾》一书。奉读之际,又让我对他有了新的了解。

《藕香零拾》收文三十五篇(含代后记),第一单元为《关于陈寅恪》(六篇),第二单元《关于傅斯年》(一篇),所收即《陈寅恪与傅斯年》,第二十三单元《关于钱谦益》(两篇),先介绍钱谦益作品之版本,再以最长一文对《柳如是别传》“钱氏家难”一章予以补订,仍是陈寅恪研究。而关于吕思勉、陈垣、顾颉刚、牟润孙、陈宝琛、郑孝胥、黄秋岳、汪辟疆、黄永年、黄裳、现代学林各单元,也多多少少和陈寅恪挨着连着。全书描绘的是知识分子的群像,但着墨最多的显然是陈寅恪,因此,未尝不可将张著视为一本研究陈寅恪的专书——而且是朝着陈寅恪又迈进一步的佳作。

“书外之序”

《陈寅恪为他人所作序》是《藕香零拾》开篇之作,作者看得很重,读者也很认同——胡文辉赞曰“深获我心”,“另述感想二章,以当应和”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书后》,见胡文辉微信公众号“历史的擦边球”,2023年4月11日)。

旭东先生也许不是最早关注陈寅恪序文的学者,但能将十四篇序言打成一片,综括其通义,总称以“书外之序”,已足以让他更高一层楼。而“书外之序”一名,应该是他的首创:

陈寅恪先生一生为他人作序共十四篇。陈先生学术以外的文字不多,仅《寒柳堂记梦稿》几篇而已,为他人作序倒成为他思想表达的方式。这些序引往往不严守本书而逸出书外,其所论荦荦大者,又无不与本书关合,既不离学术本身,又呈现思想的张力和精神的力量。晚辈唐突,称之为“书外之序”。(《藕香零拾》,第1页。以下引自该书者,仅标注页码)

十四篇序引中,作于1940年的《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被旭东安排为重点剖析的典型范例,因其最能彰显思想张力和精神力量,故被旭东赞誉为“绝世雄文”(第2页)。胡文辉“另述感想二章,以当应和”,也因此序而起。

支愍度、伧道人之典,纵逾古今,横越内外,其内涵呈层递累积之态势。张文、胡文前后辉映,正可合而观之:

著《明季滇黔佛教考》的留在北京的辅仁大学,为其作序的恰恰漂泊在滇黔边域。……然而此段所表彰者并非支愍度,而是伧道人。……此典讽世态、正人心,其意甚明,而其言无疑已逸出书外。……当日为陈援庵作序使用此典亦不过言二人俱未事伪,与《明季滇黔佛教考》所述明末遗民逃禅之事,书里书外,两相映衬。然读者若不囿于一时一地而读,此典被赋予更丰富之内涵。后来,陈氏“万物皆流,金石独止”的气质被这个典故演绎得淋漓尽致。(第3-4页)

陈先生假借此掌故,意在强调学者须抱学术真诚态度,不能因时势之压力而有所改易,“无为遂负如来也!”如其所言,两人一“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一“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或留或行,或在沦陷区或在大后方,然皆未降其志,不负所学,此所谓“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岂不美哉!……反观寅恪、援庵二氏,则1940年之南北相望,至1949年乃成南辕北辙。……则寅恪终不改其为伧道人,而援庵真成支愍度矣!(胡文)

“书里书外”“逸出书外”是十四篇序言的整体特征,《陈寅恪为他人所作序》既为代表,则其含义必定丰盛,窃以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点:其一,二陈俱不事伪,仿佛明末遗民之逃禅;其二,二陈抗战时俱未树新义,犹如伧道人能坚守旧义;其三,二陈晚年南辕北辙,“南陈”仍是伧道人,“北陈”已作支愍度,一如古典中二人之分化;其四,寅恪序文因不严守本书而逸出书外,故可由此移彼,改作他书之序;其五,十四篇序文中,四篇无缘随书刊布,皆赖寅恪文集方得以流传,俱成名文,“真成书外之序矣” (第5页)。

回看全文,“书外”凡七次现身,走笔至此,忽生一念:篇名既已汰旧 (《陈寅恪为他人所作序》初名《陈寅恪的序文》,首刊于《读书》2009年第6期),不如再换新题——《陈寅恪的“书外之序”》。未知旭东以为如何?

“由‘趋新’转向‘守旧’”

“纵观我国学术史,每个时代,大抵都有新旧之争,然皆未若清民之际为烈。似乎可以说,‘新旧之争’四个字成为民国学术史的关键词。然何人为新,何人为旧,既难截然一划而分,而旧中蕴新,新又返旧,更趋复杂。” (26页)因此,《藕香零拾》很自然地聚焦于民国学术流变之轨迹,而又以“探讨新旧之间的变奏与平衡” (83页)为重点。

章太炎、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杨树达、顾颉刚、钱穆、吕思勉等学界大佬的旧人旧事,经过旭东的精心编排,最终以鲜活而真实的形象呈现在民国学术史的舞台上。后世观众在大饱眼福耳福之余,也隐约看到了那条旨在平衡新旧的路径——既要“使用新材料”,又要“融通中西” (32、34页)——亦即秉持杨树达“温故知新”、陈寅恪“不古不今”之义 (42页)。

旭东尊崇义宁之学,而不画地为牢,治学能取众家之长,行文常补时流之失。他有缘担任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之责任编辑,故能对吕氏之“通贯”与“执微”有真切体认 (77、79、87、88页),并从中有所获益。试举一例,《新旧之间——民国学术流变管窥》之所以断言陈寅恪“由‘趋新’转向‘守旧’” (37页),是因为旭东找到了证据:

1930年,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劈面惊艳:“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几句话,旭东以为“一反常态,辞气较苛峻”,“无异于新旧之间的宣战”。(34页)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了王国维治学的三种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旭东再浓缩为两点,即“使用新材料”和“融通中西” (33-34页)。

1935年,陈寅恪在清华课堂上的言说更趋温和、客观,而且与章太炎本年在苏州所作演讲《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颇有相契合处。太炎不再一味坚持旧说,寅恪也作出相应的调适,证明新旧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平衡的空间。平心而论,旭东这一节论述还可以更加细密一些,不过,称陈氏“于太炎一说,已有所取” (38页)也能站得住脚。

以义宁之法补义宁之书

旭东研究陈寅恪的文字已颇具规模,如果让我来做排行榜的话,《钱曾与严熊——〈柳如是别传〉钱氏家难章补论》排第一,《陈寅恪为他人所作序》居其次,《陈寅恪与傅斯年——也相倚靠也相难》只能排第三 (原因详后)。

说来惭愧,拙文《陈宝箴致俞廉三未刊信札释考》(与俞声恒合作),曾与旭东的《钱曾与严熊》一同揭载于《中国文化》2016年春季号,可惜的是,当年只是瞥了一眼,并未细读。这次接奉新著,第一遍通读,恍如拜读寅老的《柳如是别传》 (以下简称《柳传》),一时间云里雾里;再读而三读,终于发现了它的真和美——真在所作考释推断堪称的论,美在治史行文能得寅老精髓。

《钱曾与严熊》一共五个部分,导言介绍作文缘由,既拎出线索,又给出钥匙:

陈先生当日撰《柳传》,遗阙很多材料,此为事实。以“钱氏家难”为例,其间几个关键人物,如主犯钱朝鼎,从犯钱曾,替钱家诉讼之严熊,他们皆有诗集,然条件所限,陈先生都没能看到。《柳传》所采皆“间接人物”之别集,如归庄,如顾苓,一在昆山,一在苏州,非“钱氏家难”之当事人,未亲与其事;至于龚鼎孳、宋琬诸人,更隔而远矣。故推论、俟考丛集,如果有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276页)

追溯之余,不忘分析,随即抛出新材料,仍不忘合乎情理之推测,现场感和沧桑感交织而生:

这三个人的集子,钱朝鼎的尚未现身。钱曾的集子一直隐匿人间,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现身美国,才知道是盛宣怀旧藏,由谢正光先生详加笺释,让我们更多地了解遵王生平。而严熊的《严白云诗集》传了下来,由邓之诚文如先生收藏,但可惜没有派上大用场,……我们知道,清初别集最难得,邓先生藏清初别集达七百种,材料虽夥,一时未顾得用;陈先生避居岭南,又没得用,故严熊的集子不啻虽存而实亡。有意思的是,《柳传》最后一条材料,用的是邓氏《骨董琐记》,更退一步讲,陈邓二位互通有无,陈先生得《严白云诗集》而用之,《柳传》中“钱氏家难”便逼近真实一分吗?恐不一定。因为事情往往是这样,一个材料必得另一材料两相激发,才产生出新的问题,引你追逐向前,若得不到激发,则此材料必在沉睡中,无用也。严熊的集子为陈先生所用,也许会偏得更远,因为这个材料必得钱曾的七个集子相激发,才能射出火光,而钱曾的集子陈先生是无论如何用不到的。(277页)

导言最后一段,仍在勾引读者步步深入:

谢正光钱曾七集的公布,解决不了钱曾与严熊的关系问题,但可以解决钱曾与牧斋的关系问题,已是巨大的收获。(278页)

正文计四节:其一“牧斋与遵王”,理董钱谦益(牧斋)与钱曾(遵王)之关系;其二“严熊及其家世”,介绍严熊(武伯)其人其事其家世其交游;其三“钱曾与严熊”,考证牧斋两位门生之复杂关系;其四“结语”,论断水到渠成,持平之中不乏新意。

旭东此文,凸显新材料钱曾七集之新价值,激活旧材料严熊诗集之新作用,为证其“巨大的收获”洵非虚言,请将此文与旭东介绍何焯藏钱曾《初学集诗注》抄本的另一文 (265-275页)相结合,撮述如下:

遵王之曾祖、遵王之父,皆与牧斋不甚相得,但遵王在父亡后改弦更张,从牧斋问学,往还之间渐入法眼,由族曾孙转而为门徒,又升为密近之爱徒。牧斋藏书楼不幸付于灰烬,心灰意懒之际,将烬余之书举数赠予遵王。究其原因,大约有二:一为知己之感,犹如蔡邕以书赠王粲;一为助力遵王完成牧斋诗注,希冀遵王“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求身后之名。牧斋易箦仅月余,遵王“不知为谁所诳,负恩讨债”,逼死柳如是,此即“钱氏家难”。牧斋逝后三年,遗作《钱注杜诗》由遵王谋划刊刻,“已算不甚负牧斋”。牧斋卒后十一年,灵柩入葬,遵王似未参加,“是不愿参加,或不许参加,不得而知”。牧斋在世时,遵王已开始为其《初学集》作注;家难后,遵王“不辩解,亦不道歉”,“不改夙诺完成注钱”,为常人所不能为,稿成而不停修订,直至离世。《初学有学诗集笺注》堪称遵王“一生的心血”,最终以此完成了自我救赎。牧斋“蔡邕赠书”在先,遵王“侯芭传玄”于后,虽满含酸楚,仍可称佳话。

严氏为虞山名门,四代与牧斋均有交谊,武伯外家文氏亦与牧斋有关。牧斋另外两位重要弟子归庄(玄恭)、顾苓(云美),与武伯皆善。玄恭与武伯,“可能性格接近,相交最深”;云美与武伯,“在家世上亦有联系”。严氏一门忠烈,武伯本能自树立,身兼忠贞之后,又增慷慨之气。其人威武豪壮,诗酒纵横,如燕赵雄杰;其诗效乐天、放翁,一泻千里。同窗之日,遵王与武伯已有争宠呷醋之小举动;及绛云楼烬,主人举烬余归遵王,蛾眉曾有人妒,更是难免;钱氏家难暴发,遵王迹近癫狂,武伯仗义执言,予以讨伐,雄踞道义、舆论之制高点。约在家难后七年,经众人相劝,两人“重归于好”,且有唱和。然武伯集中,语及遵王者虽不在少,却无推心置腹语,家难事概不提及,对遵王作注不负乃师之功业亦视若无睹。遵王也不欲钱朝鼎和严武伯之名入己集中,“今从钱曾七集中,不能见此二人之名号”。可见芥蒂难销,“同床异梦”依旧。家难事,武伯谅朝鼎而怨遵王。然柳如是死,朝鼎“实有首功”,武伯却在事后很快与其恢复关系,“未如与钱曾关系如此之僵”。厚此薄彼,亦可见积怨之深。

侯芭原有二义,钱曾、严熊本可分而任之,然当日情形,势不能分,最终为后世留下无数感喟。旭东将遵王、武伯并列为“两位侯芭”,公允而恰切。以新材料为根基,张文又引入新知识,再进一解:

所有公案皆私案,人与人之关系为第一关系,公案不过私案之集合与掩护罢了。武伯即把遵王此事做成公案,无法翻了。归庄、顾苓未参与家难事,非亲历者,皆与武伯要好,赖武伯传递消息,则消息可以形成垄断。(317页)

余潜山首倡在前,胡文辉加其邃密,终使“以陈释陈”成为笺释陈寅恪诗之不二法门。旭东此文虽短,同样有迹可循,可称作“以义宁之法补义宁之书”。此外,前辈学者卞孝萱认为《柳传》最能反映陈氏治学方法,他特意拈出的四条 (一、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二、笺释诗词:古典字面,今典实指;三、发现钥匙:明末人诗词中暗藏姓名;四、无懈可击:正面论证与反驳疑问相结合,传统考据与逻辑推理相结合。详卞孝萱《读〈柳如是别传〉》,载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28-144页),至少有三条为解析张文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于我而言,张文留下的深刻印象至少有两点:一是无论对钱氏家难之两造,还是对盲目殡足之寅老,均能抱持“真了解”“真同情”,时时可见悲悯情怀;二是行文繁密而不枝蔓,字词驯雅而不诘屈,“迷恋义宁先生文字” (第4、5、20页)的张旭东改良了陈氏文风,故而较《柳传》更好读、更好懂。

最大的遗憾

旭东往时作文和此次修订,未知何故,两次都没有使用最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这也许是《藕香零拾》的最大遗憾。

《陈寅恪与傅斯年》初刊于2016年,在此之前,《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早已成为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书,其中的关键性史料却未能在张文中得到运用,以至于出现一些讹误。张文刊发之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等新材料陆续出现,相应地催生出新的研究成果。既然是修订再刊,理应增补新材料、吸纳新成果、调校旧结论。可惜的是,张文在这两个方面似乎都可以再作完善。

先以1937至1943年陈寅恪及其家人的行踪作为讨论点。1937年7月1日(旧历丁丑年五月二十三日),陈寅恪第三女美延出生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12页),张文称“美延5月23日出生” (62页),联系上下文,自然会被理解为阳历5月23日。9月14日,陈寅恪之父散原老人辞世,寅恪在北平主持丧事。“国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极劳累,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叩首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多种因素”促使他在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因不愿在沦陷区教书,“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 (陈流求、陈美延《先父陈寅恪失明的过程》,载宗璞、熊秉明主编《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40-41页)。由此看来,张文径称“其右眼于1937年散原去世时痛哭,视网膜脱离渐趋失明” (72页),容易误导读者。

1937年11月3日,陈寅恪挈妇将雏逃离北平,约在27日夜间到达长沙,在亲戚家暂住数天,12月上旬另行租房安置。“当时临时大学因长沙圣经学院校舍不敷,将文学院设在南岳的圣经学院分校。临大文科师生1937年11月中旬相继抵达南岳,而12月15日校方即奉令迁出,于是师生们纷纷于1938年1月下旬再至长沙。”但陈寅恪“一直留在长沙”,“曾在临时大学短期授课,并未去南岳”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119、133、135、136、287、295页)。因此,张文所述“11月13日”离京、“11月20日夜间抵达长沙临时大学” (62页),皆不准确。

张文又称1939年9月陈寅恪返回昆明 (63页),实则10月中旬从香港启程返回西南联大,10月20日抵昆明 (《也同欢乐也同愁》,154-155页)。而1942年“6月末抵桂林”(64页)的说法,直接与下文自相矛盾:“陈寅恪一家只在桂林待了一年,从1942年8月到1943年8月。” (69页)

经查对,张文所用材料似乎主要来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而未使用后出的《也同欢乐也同愁》。事实上,前者的一些不够精确的说法,已经在后者得到了订正 (《也同欢乐也同愁》,295页),如能对校,不难发现区别并作出正确选择。

再来看看陈寅恪“不肯指导人”的问题。2018年,《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不久,我曾应陆灏邀约,为《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撰作书评,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此话题。我的基本结论是:傅斯年对陈寅恪“不肯指导人”这一指责,确实能在郑天挺日记里得到新的验证,但仍要具体分析主客观原因,而不应该将其放大。我在文章里两次“喊话”旭东:“辨析傅陈关系史的最好文字,迄今为止,窃以为仍然要数张旭东的那篇长文——《陈寅恪与傅斯年》,《日记》带来的若干新材料或许可以为他的长文增添新内容。”“即便《日记》的这则新材料貌似更多地倾向于支持傅斯年的批评,依然动摇不了我对张旭东观点的认同。” (《张求会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首刊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2018年3月7日)现在看来,旭东也许当时没听到,也许后来忘记了,反正在新刊文字里找不到郑天挺的身影。

陈寅恪研究已成显学,在众多专著中,我最推崇的四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诗笺释》《在西方发现陈寅恪》,我把它们比作司母戊大方鼎的“四足”——稳稳当当,扎扎实实。旭东的《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一文,至少可以采用补记或附记的方式,对陈怀宇的重要研究成果作出一定程度的呼应。请允许我再当一回文抄公,移录数段以结束本文:

《上海书评》(2010年1月10日)学者访谈栏目刊出《施奈德谈民国非主流史观》,施奈德说:“陈寅恪对当时的欧洲史学以及理论,到底理解到什么地步,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他用的几个术语,比如‘同情之了解’,很可能是来自德语‘Mitgefühl’,‘mitfühlen und verstehen’就是‘同情和了解’。”我不懂德语,不知究竟如何。(24-25页)

学界常常亦有人将所谓出自寅恪先生的这一用语写成“同情之了解”,其实不是寅恪使用的短语“了解之同情”。寅恪并未使用“同情之了解”。(陈怀宇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326页)

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一语应出自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所用之Einfühlung一词。寅恪使用此词可能来自他自己游学欧美的学术阅历,或者是自己翻看西洋哲学书籍、史籍,或是借助密友吴宓的帮助,或是来自其在哈佛的师友白璧德。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寅恪显然对赫尔德的密友歌德十分熟悉,对欧洲古代史、近代史也不算陌生。我们目前虽然不能找到寅恪提到赫尔德的直接证据,但这种历史的内在联系正是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正如胡适先生所指出的,“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有时史料虽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因而寅恪与赫尔德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以合理的想象来建立。(《在西方发现陈寅恪》,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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