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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张弛谈昆德拉：他令人尊敬，但他不是文化装饰品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7月13日 15:17

原标题：专访 | 张弛谈昆德拉：他令人尊敬，但他不是文化装饰品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翻译引入中国以来，米兰·昆德拉的读者涵盖作家、学者、知识分子、通俗大众，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昆德拉热”。他笔下人物反崇高、反浪漫、流亡等生活态度曾经成了一代人追逐的时尚，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21世纪，进入流行文化领域，“生活在别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度成为时髦金句，还带火了Kitsch（刻奇）这一概念。

如今，他的离世又掀起了一波怀旧的文学情怀，因为即使这位作家从未踏足中国，却没有几个中国“文青”没读过他的书。人们纷纷分享着自己或是高中、或是大学时读到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回忆起卡列宁的微笑，一同被开启的还有尘封多年的停留在青春时代里的阅读时光。

事实上，距离他最后一部作品《庆祝无意义》出版也已经过去十年。这十年间，米兰·昆德拉的名字在这个愈加复杂、多样和撕裂的当代文化中渐行渐远，成了一个远去的文化符号，似乎只有他每年被动“陪跑”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才会被大众和媒体再度提起。

日前，南都记者专访了法国文学学者、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弛。1995年至2004年，张弛赴法国巴黎三大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旅法期间几乎读完了昆德拉的每一部作品，回国后更是选择米兰·昆德拉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之一，2013年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文化视野中的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

作为昆德拉在中国最早的一批读者之一，张弛教授意识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昆德拉在中国成了一种消费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当时的人们热衷于谈论昆德拉以满足审美的自我崇高感，甚至将作家“爱豆”化的粉丝行为，使得昆德拉在中国陷入了他自己所批判的Kitsch（刻奇）的陷阱之中。

作为一位极负盛名的传奇作家，米兰·昆德拉多年来始终躲在作品背后，刻意回避公众、“遮掩”个人生活和历史，学术界则乐此不疲地围绕昆德拉的作品与生活展开充满矛盾与悖论性的理解与评说。但总体而言，张弛教授认为，国内读者对昆德拉的认识存在许多谬误，甚至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并不能读懂、不能真正理解昆德拉。

张弛，法国新索邦大学（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硕士、博士。现为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法语学科专业带头人与博士生导师。曾任索邦大学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系访问教授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特聘教授。

【专访】

南都：你是国内最早读到米兰·昆德拉的一批读者之一。请你回忆一下当初读到昆德拉的感受？

张弛：我是1987年底或1988年初读到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当时我们都比较喜欢读西方的现代派小说。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特别，有一点点感伤，也有一种怀旧，但同时叙事手法跟现实主义又不太一样，我就开始关注他了。后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是《生活在别处》。我们八十年代读大学的人都喜欢诗歌，都有青春的激情，这本书正好吻合了我们青春期的幻灭感。

后来我去法国留学，《被背叛的遗嘱》的中文版出来了。有个同样喜欢昆德拉的朋友买了寄到巴黎给我。但是，我用《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这两本书的法文版写了我在法国读博士课程的理论研究文章。我在法国基本上把昆德拉的每一本小说都买了，回国后我就转到专门研究米兰·昆德拉了。后来，我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完成了《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年内应该可以出版。

南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昆德拉在中国被不断传播、翻译、出版，常年畅销，总是能吸引着不同年龄和层次的广泛读者。你认为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张弛：我觉得昆德拉是一个很聪明的作家，他写得非常聪明、睿智。他讲故事的方式既不是像福克纳那种意识流的，也不是像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叙事，他能把对历史、对个人存在的反思，和故事性结合得比较巧妙。所以，他的受众既有具有研究水平的学者，也有高中生、大学生，受众面比较广。

南都：这么多年来，米兰·昆德拉似乎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他自己抵抗的“媚俗”反而让他变成大众文化符号的一部分。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张弛：其实，昆德拉最主要的两个主题，一个是早期的反思历史，一个是后期的反思存在。但他不论是谈论历史还是存在，都是从很深刻的哲学背景出发的思考。在《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里，他会不断谈到笛卡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他对哲学思想是相当熟悉的。他想得深，但写得比较浅白，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自己看懂了。

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萨特的，回国以后发现：很多关于萨特和波伏娃的文章把他们描写成浪漫的眷侣，谈论他们的爱情，把他们包装成一种偶像式的崇拜对象。老实说我是反感的。我们的当代文化“表演性”太强，包括谈昆德拉的文章也有很多谬误，昆德拉变得像一个文人装饰品，仿佛谈论昆德拉就证明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坐在星巴克里捧着一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曾经成了“文青必备”。我想昆德拉看到这个画面一定会皱眉头。

南都：昆德拉一直极力保护私生活，晚年更是隐身状态，从不在媒体上露面。关于他这种生活状态你是怎么理解的？

张弛：我在法国访学的时候，有些朋友说可以帮我联系昆德拉本人。但是他这个人是比较挑剔的，可能你哪一句话说不好，他立刻对这个人就很不客气。所以，我想还是算了，不去见他了。我不是昆德拉的粉丝，我是个独立学者，我想跟他保持距离。我不需要和研究对象捆绑在一起以提升自己的声望。我相信昆德拉也是这个样子的，他是很有个性的人。

南都：昆德拉 “陪跑”诺奖这么多年，有人认为这是诺奖的损失。你认为呢？

张弛：我十多年前就说昆德拉已经没有获得诺奖的希望了。其实我一直希望他得奖，但告密事件出来以后，他成了一个道德上有亏欠的人，昆德拉和诺奖基本上就没戏了，我也不再期盼他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南都：你自己如何评价昆德拉在文学界的地位？

张弛：虽然我很喜欢他，但他还不能进入我心目中最好的作家的行列。因为昆德拉的写作太过聪明，他向我们揭示了历史的悖论，揭示了我们存在的自我欺骗。那么，我们存在的真相、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我认为他是给不出答案的。他在否定和批判之后，一直拿不出重建肯定的方案。我认为昆德拉把尼采的虚无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我自己也反思，年轻时我也是个虚无主义者，读卡夫卡、萨特、昆德拉能够引起心里的共鸣。但是，我内心也渴望着重新获得肯定的答案。我既然还要活下去，我学了那么多知识，我努力去写博士论文，这一切总得有一个能够说服我的意义，我总得找到一个我能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但是，昆德拉直到他去世，他始终是停留在这样一个否定阶段，他的否定只不过是让我“否定”得更加细腻了。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够打破幻觉的人，我们希望他能够为我们指出一个方向，重建理想价值。这一点我觉得他还是达不到的。

其实在接受你采访之前我很犹豫，因为他的离世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响，都在说昆德拉对自己有多大影响，他的离世对自己是很大的打击，我就会变成这场“众神狂欢”中的一个不和谐音。转念一想，作为一个学者，我有义务去传达独立见解，以提升公众的理性思考。到今天，昆德拉依旧是我高度敬佩和尊敬的作家，他给我带来很多的启发。

采写：南都记者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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