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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此情可待成追忆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2年06月28日 10:01

原标题：谈古论今｜此情可待成追忆

此情可待成追忆

2022-06-28来源：大众日报 08版

□ 本报记者于国鹏

6月21日，记者在淄博市淄川区蒲松龄纪念馆采访。蒲松龄先生在文学领域的杰出成就与坎坷人生际遇，令人慨叹。而自推行科举制以来，文人与科举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更给后世增添了无数话题。

纪念馆内，蒲松龄生平陈列室的《前言》部分简练又生动地勾勒出蒲松龄一生光景。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享年七十六岁。蒲松龄自幼聪慧好学，立志于科场，然到老无成。为养家糊口，以教书为业，一生穷困潦倒，历尽坎坷。科场的不得志、理想的无法实现，促使蒲松龄奋志著述。他将自己的满腔孤愤注入笔端，留下近二百万言的不朽之作。因代表作《聊斋志异》享誉海内外，他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的这些文学和文艺作品都已成为世界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宝贵艺术财富。

科场何能尽如人意？少年得志者有之，至老年仍失意者亦有之。蒲松龄恰恰是后者。他天资聪颖，又诚笃好学，且有志于科场，然而连年不利。在文学上，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聊斋志异》海内外闻名，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各类电影、电视剧、戏剧、戏曲、绘画作品，不计其数。到今天，小说正被译成多种外语版本，获得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被大家经常忽视的一点是，蒲松龄并非只有一部《聊斋志异》，他还留下了众多的小说、诗词、文赋、俚曲、杂著、戏曲等，其中亦多上乘之作。科场的失意落寞，与文学创作的光彩夺目，形成了强烈反差，让人对蒲松龄的科场不利生出更多更强烈的同情。由此也带来了诸多猜想：蒲松龄如果科场顺利，早早高中，他还能写出流芳千古的《聊斋志异》吗？如果仕途顺利，他能创造出什么样的政绩，他的治理能力能达到文学成就这样的水平和高度吗？这些政绩与文学成就相比较孰轻孰重？如此种种，确实令人生出无限遐想。

《前言》最后一段，只有一句话：“历史是公正的”。细细品味这句话，更觉意味深长。

自有科举制度以来，科场上就留下数不清的悲欢，蒲松龄只是其中一位。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分析，不可否认，大量优秀人才正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脱颖而出，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种种原因，科举制度也留下许多遗珠之恨。其中，有些无法弥补的遗憾，有些并不完美的人生经历，却成就了这些科场过客不一样的文学人生。

比如，仅仅因为被要求避父李晋肃名讳，李贺连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也没有。韩愈惜其才，专门为此写了《讳辨》一文。韩愈在文中写道：“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可见，那些认为李贺应当避讳的人，因为韩愈劝说李贺参加进士考试，连韩愈也放在一起责难。为此，韩愈“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引用相关制度条文，引用前朝各种事例，来说明让李贺如此避讳之不合适。韩愈甚至直截了当地反问：“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即使有韩愈这种在政坛和文坛都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发声，而且发声有理有据，最终依然无济于事。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教授在《史讳举例》一书中，根据相关事例研究得出“唐时讳法，制令甚宽”的结论，同时也非常清晰地指出，“今唐人撰注诸史中之所以广避者，习尚使然。”他对韩愈为李贺发声一事也有提及，认为“故韩愈《讳辨》，力斥讳嫌名之非，至比之宦官宫妾。可见法令为一事，习尚又为一事也。”从这个分析可以了解到，陈垣认为，时人要求李贺避讳，更多乃是习尚的原因，而非仅仅从法令角度衡量。

按陈垣教授这个解释，唐时避讳把“习尚”当作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韩愈虽“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亦未起到明显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贺无法通过这一渠道求取功名，心情悲愤而又无可奈何，不到三十岁即郁郁而终。李贺在文学上的成就，有值得称道之处，尤其是他的诗歌浪漫奇幻，辞采瑰丽，为他赢得“诗鬼”之誉。唐时进士科以诗文取士，李贺文才如此出众，以至于“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却走不通科考之路。无论是法令还是习尚的原因，这账全算到李贺自己身上，是不是确实有失公平？

李商隐的科考经历则更复杂。前期，他也是屡屡不中，后来，受到令狐绹延誉推荐，顺利考中进士。这一特殊的科举经历，先是给他带来欣喜和荣耀，继而又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困扰和痛苦。因为他由此卷入“牛李党争”中。

“牛李党争”是唐后期朝廷中两派士大夫的朋党之争，即由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发生的党争，前后持续了40多年。对李商隐有举荐之恩的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属于“牛党”。而后来，李商隐又到“李党”王茂元手下做官，并娶了王茂元的女儿。如此一来，李商隐处于两边不讨好的夹缝中。

按《唐才子传》记载，令狐楚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赏识，“楚奇其才，使游门下，授以文法，遇之甚厚。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楚善于锴，奖誉甚力，遂擢进士。”著名文史专家周本淳教授考证认为，开成二年十一月令狐楚卒，相关记载乃误绹为楚。

另据《新唐书》记载：“令狐楚帅河阳，奇其文，使与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岁具资装使随计。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令狐绹雅善锴，奖誉甚力，故擢进士第。”

由此可推知，令狐楚欣赏李商隐之才华，令狐绹与李商隐之间也情同知己。父子二人又都与高锴非常熟悉。高锴知贡举，令狐绹即毫不犹豫地举荐了李商隐。据记载，高锴特意询问令狐绹，朋友中与谁交情最好？其实，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可以推荐或者需要照顾的人才？连问三次，令狐绹都回答：李商隐。在李商隐《与陶进士书》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记录：“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书文纳贡院。既得引试，会故人夏口主举人，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盛行应试之人向主考官或者有名望的人行卷，以求取推荐；也准许那些有名望的人“递条子”向主考官举荐人才。李商隐自称“文尚不复作，况复能学人行卷耶”“然此时实于文章懈退，不复细意经营述作，乃命合为夏口门人之一数耳”，可见，他并未主动行卷，写文章也并未特别用心，而最终得中进士，显然得益于令狐绹的大力推荐。

后来，李商隐又受到节度使王茂元的赏识。王茂元镇兴元时，对李商隐也是非常器重，“素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

李商隐此举引发巨大争议，人讥其“诡薄无行”，于是“共排摈之”。令狐绹成为宰相，“恶其忘家恩，放利偷合，从小人之辟，谢绝殊不展分。”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受到令狐绹的冷遇。有一年的重阳节，李商隐再次拜访令狐绹不遇，提笔写下了一首题为《九日》的诗，并题写在令狐绹家的客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人问，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回忆了令狐楚对自己的赏识和提携，亦表达了希望令狐绹回心转意重新接纳自己的愿望。这首诗确实也起到了效果，按《唐才子传》记载，令狐绹“见之恻然，乃补太学博士”。

综观李商隐的一生，得之在于科举，失之根本原因，细究起来也脱不开这方面的关系。然而，他又因此深陷党争之中，导致一生抑郁不如意，不知复盘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他到底会有何感想？

除了李商隐外，与他合称“小李杜”的杜牧，也深受“牛李党争”影响。杜牧同样希望左右逢源，结果同样也是左支右绌、苦不堪言。

所谓不平则鸣，无论是李贺还是李商隐、杜牧，他们人生经历之坎坷无疑令人慨叹，而他们独特人生经历所滋养的文学世界又是如此瑰丽多彩。幸还是不幸，用什么标准去评判，还真是颇费思量。

杜牧先是进士及第，复又制策登科，风头一时无两。《本事诗》记载，杜牧与一二同年到城南游玩，至文公寺，遇到一高僧。其时，杜牧正志得意满，自以为名满天下。但是，高僧对此一无所知，就连他最为骄傲的科场“累捷”，僧人也回答“皆不知也”。杜牧对此十分惊叹，他写道：“家在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他真的悟到了吗？从他后来的言行看，他的体悟并没有多深刻。否则，他可能会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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