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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一切的人，在绝望中等待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8月30日 09:33

原标题：怀疑一切的人，在绝望中等待

写下了《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列王》等作品的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和二十世纪的诗人”。他受徐志摩推崇，被伍尔夫视为文学榜样，与狄更斯齐名，韦伯称他是“英国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在大部分读者心中，哈代似乎仍只是那个爱写乡村普通人悲剧的“现实主义作家”，晚年写了一堆数不清的诗歌的白须老诗人。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文学纪念碑”丛书最近推出的《托马斯·哈代传》中，传记作家迈克尔·米尔盖特评论哈代是一位“悲观的社会向善论者”，而他的作品则是对“人对人的不人道”的抗辩。那么哈代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生？如何永葆旺盛创造力，为何对人类命运保持清醒的悲观主义？

打开《托马斯·哈代传》，哈代生活中大大小小诸多方面都在传记中得以全新阐释，包括他的家族背景，他作为诗人略显笨拙的摸索自学之路，他与第一任妻子以及她与他家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他的爱欲纠葛，他与那些抱负不凡的女性作者之间隐秘的合作，他参与自己官方传记的秘密写作，以及他如何借助唤醒记忆的技巧将卓越创造力延续至耄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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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一切的人，在绝望中等待

文 | [加] 迈克尔·米尔盖特

译 | 王秋生

哈代生于乡野，出身卑微，终生保持着对自然的敏感与对乡村生活的依恋，孩童的眼睛和记忆里，留下了对英国乡村风土人情最后深情的一瞥——

上博克汉普屯哈代家村舍，珀西·巴特勒拍摄

哈代本人这样看待英国风景，即“逝去的人们用双手在上面刻下了印记”，并在《林地居民》中写下了给一个偏僻乡村带来生活意义的必要条件：

它们是一种古老的联系，在观察者视野中，对每一个物体几乎都有详尽的传记了解或历史了解，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他必须了解那些历史上存在过但他未曾见过的人，他的双脚曾穿越过从他的窗口望去一片灰暗的田野；回忆起他们吱吱作响的犁不时地翻起那些草皮；他们的双手种植树木，覆盖了对面小山的山顶；他们的马和猎犬踏破了那片林下灌木丛；什么样的鸟儿会影响到那种特殊的蕨类植物；什么样的关于爱情、嫉妒、复仇或失望的家庭剧在农舍、宅邸、街道或草地上上演过。

《绿林荫下》开篇第一句写道：“对林地居民来说，几乎每一种树木都有自己的声音和特征。”然而，他对自然世界的反应并不是博物学家那样的。他知道动植物的俗称，而非学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它们了解得不够。正如他对威廉·阿切尔所说的：

“在城里长大的男孩往往比乡村男孩更欣赏大自然，但二者对大自然的认识却不尽相同。城市男孩会跑过去采摘一朵花，而乡村男孩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但是这花已经成了乡村男孩生命的一部分。它生长在他的灵魂里——他不想把它别在自己的纽扣扣眼里。”

然而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哈代从故乡来到伦敦，伦敦是都会也是险恶之地，无论是对初来乍到的建筑师，还是已经步入文坛的作家——

1862年4月17日，二十一岁的托马斯·哈代乘火车从多切斯特前往伦敦——那一天是星期四，这是他一丝不苟记录下来的——当时的他并不是一个外表特别吸引人的年轻人。他上唇的胡子已经长得浓密而气派，头顶的头发有轻微的波浪卷儿；在1861年拍摄的照片中，他露出一张微笑的脸，渴望展现出一种传统的维多利亚式的英俊形象，亚历克·德伯《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主要人物。这一人物就是一个例证，虽不能说是用漫画手法描绘的形象。但是哈代的身高明显低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平均水平，虽然他比童年时更健康、更强壮，但他的体格仍然不够魁梧，缺乏风度。广泛的阅读、穆尔兄弟的影响以及他们榜样的力量教会了哈代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博克汉普屯学不到，甚至在多切斯特也学不到，但他仍然缺乏处世经验和社会保障，而且其言谈举止毫无疑问还透着乡土气，这些在当时都相当重要（正如哈代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因为伦敦人对初来乍到的乡下人的看法是如此高傲，以至于“从乡绅到乡巴佬，每一个乡下人的目标都是尽早摆脱自己的方言”。

他在伦敦文学界相对欠缺经验，这使他面临着一些世界上特征最为鲜明的危险。伦敦重视便利、能量、派头——如沃尔特·贝赞特那可靠的创作能力、埃德蒙·高斯那无限的适应能力——而哈代的天赋都不在这些方面。伦敦用新闻业的机会来诱惑他，致使他变得琐碎，加剧了他面对当代舆论时的脆弱性，并用纯粹的消遣削弱了他——包括过多的流言蜚语、行业谈话、外出就餐和“与时俱进”。

乡村生活与城市文明的二元性，也渗入了哈代的作品之中——

博克汉普屯和多切斯特截然不同，无论是在社会方面，还是在环境方面。哈代未来小说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天在两地之间的旅程，一个仍然与过去几个世纪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保持着联系的“牧羊人和农民的世界”和“一个拥有巡回法庭和高级市政官的，以及发达到拥有铁路、电报和在伦敦出版的日报的城镇”。

十八世纪已经给英国农村带来了重大变化，但下面这种说法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即哈代出生的时间使他正好赶上看到英国乡村世界的最后一眼，特别是在如此保守的一个郡，乡村基本上未受到来自中世纪的干扰，但是十九世纪期间的种种新生力量——人口膨胀、城市化、铁路、廉价印刷、廉价进口食品、圈地运动、农业机械化和经济大萧条、教育机会的改善，以及移民的压力——将给它带来巨大的冲击。回首往事，哈代哀悼在他有生之年，古老的英格兰乡村遭受到了如此巨大的破坏，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性。

哈代看到这一切正在自己身边崩塌，就像亨查德一样，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它们经受不住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攻击，然而它们留给人们的是一种悲惨的失落感，为的是一种古老的、根深蒂固的、英国式的生活特质的消失，这种生活特质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也是永远无法复兴的。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对自己在世界和宇宙中的地位的诸多困惑，皆归咎于她母亲告诉她的东西和她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之间的“两百年的差距”。哈代本人很清楚这种差距的性质和意义，此外他还有一种感觉，即他自己作品的一些主要的复杂性和模棱两可性可以说是源于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他童年时期通过口头传播的、高度本地化的乡村至理名言，加之对英国国教音乐和仪式的强烈感情；另一方面是他通过学习书本知识，对十九世纪思想中一些更激进、更持怀疑论的趋势的接受。很明显，解决途径采取的形式更多的是共存而非冲突，因此，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类不可能知道宗教所关心的诸如上帝以及来世等问题的真相，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知道，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知道的。

哈代十六岁就成为了建筑师的学徒，似乎要理所应当的父承子业。但哈代并不满足成为建筑师，他一边学习建筑，一边他梦想着接受大学教育，然后做一位乡间牧师。

多塞特特恩沃斯教堂，由哈代于1869年修复

那些狂热的“中世纪主义”和宗教复兴主义的日子里，人们对希克斯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需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过于频繁的名义上的“修复”会引起大规模的破坏，这一观点主要是由古建筑保护协会提出的。显然有必要保持古老教堂的结构，以便继续将其用于原始用途，但是——正如哈代本人多年后在《教堂修复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这是一种公开承认他自己无意间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职官员、教区居民、建筑师和建筑商的狂热尝试经常会引发灾难，他们试图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不规范的东西规范化，使原本格调多样的东西变得风格一致，并为了追求效率而使那些不方便但古色古香的东西变得现代化。哈代特别痛惜的是对古代延续性的破坏：“毕竟，生活不仅仅是艺术，那些吸引我们的建筑物的（也许是）设计欠佳的轮廓，已经被十几代祖先所见证并进入其中，这超越了对建筑品质的更微妙的认可，倘若真的有建筑品质存在的话。”

哈代后来在伦敦找了一份薪水优渥的建筑师工作。每天除了工作之外，他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读书，他觉得自己被禁锢了。

哈代第一笔文学收入的收据

这种自我教育的过程，哈代坚定地追求了数年，并为此付出了长时间的、令其疲惫不堪的艰辛，但却徒劳无果，尽管这对哈代作为作家来说具有一定的长期价值，然而其具体目标终未实现；一种自卑感和怨恨感一直萦绕在他心头，这源于其学校教育的不完整性，其特殊标志是他没有获得过大学学位。

正是在这一年，或许是这一年的夏天，哈代发现自己长久以来所珍视的、基本上是寂静派的、生活在乡村的抱负最终破灭了。他让霍勒斯·穆尔给他寄一份“剑桥大学学生指南”，强迫自己面对个人处境中令人难过的现实。他的财力远远不够，尽管他后来声称父亲会借给他所需要的任何额外资金；他对大学入学的准备远远不如过去几年自己所装出来的那么充分，尤其是在希腊语方面；而且所需要的时间让人细一思忖就感到沮丧。他跟玛丽解释说：“我发现，把开支加起来，再考虑到我应该等待的时间，我的想法未免太过牵强，因此不值得再心存这样的想法了。”这似乎很荒谬，他补充说，“以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来赖以生存”——这一判断很快在《一个年轻人的生存警句》的四行诗中得到回响，该诗写于同一年：

一所毫无意义的学校，

在那里我们必须

付出我们的生命，

或许才可能学会生活的真谛！

只有傻瓜才会对那些课程硬背死记，

它们使我们没有时间去追求珍贵的东西。

虽然这一决定令人痛苦，但却带来了一种缓解甚至解脱的感觉。

2月10日的一则笔记，辛酸地谈到了他过去、现在和未来职业生涯的诸多特点：

“我发现，我性格中的某些缺陷妨碍了我与同行业的其他人并驾齐驱。当建筑学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候，我却对它心生厌恶，文学亦是如此，唯一能使我对它保持热情的方法，就是不要和其他业内人士混在一起。”

哈代追求事业的同时，也在追求女性——

哈代的红颜知己弗洛伦斯·亨尼卡

哈代随时准备好与在大街上、火车车厢里、公共汽车上，事实上是在任何公共场所瞥见的女人浪漫地一见钟情，即使是暂时的。

哈代早期关于女性的诗歌，如爱情诗、失恋诗、“嫌恶”诗等，其心绪和论证范围太广，无法帮助我们深入洞察他在这一时期的感情，除非将其归为一种总体模式，即矛盾心理和缺乏自信并存，以及在罗曼蒂克的热情和郁郁寡欢的自责之间的快速交替转换。

哈代后来与富贵的、有头衔的、漂亮的女人们的世界的关系模式，在他首次访问朴次茅斯时就已初见端倪——即使事实上在几年前，在他对朱莉娅·奥古斯塔·马丁和杰纳维·史密斯的反应中尚未让人察觉到。他很清楚那个世界的奢侈浮华，那种矫揉造作的高雅，使身居其中的女人们如此勾魂摄魄。“但是这些女人啊！”他在1890年初伦敦的一次社交聚会后惊呼道，“如果给她们穿上粗布衣裳，将她们置于萝卜地中，那她们的美将焉存呢？”然而，无论是这种意识，还是他对下层阶级受迫害妇女的深切同情——对那些像苔丝一样真正在萝卜地里劳动的妇女的同情——都不能阻止他享受上层阶级女人给予他的社交和智力陪伴，也不能阻止他对她们的个人魅力作出反应。

步入文坛后，哈代又陆续写下《远离尘嚣》《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作品，这些小说中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虚构的威塞克斯，这也成为了哈代最大的个人IP和文学品牌。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也像他一样，往返于“牧羊人和农民的世界”和“拥有铁路和电报的城镇”，也在古老的乡村智慧和现代激进的怀疑论之间反复横跳。

德伯家的苔丝

他也同样被自己作出的不可撤销的决定和选择所困扰：失去的良机，没有说出口的话，未选择的路，太晚意识到或太晚重新赢得的心上人。他的许多小说和故事以及一些最辛酸的诗歌正是取决于那样的时刻，那些带着所有的讽刺和绝望被唤起的时刻。几乎总是有一个女人“付出代价”，她发现自己被命运的捉弄或性格上的缺陷所剥夺或背叛；摧毁苔丝的，与其说是亚历克对她的性剥削，不如说是她被自己心甘情愿倾注全部信任和爱情的男人彻底背叛。无论《德伯家的苔丝》的具体来源是什么，它是在强烈涌动的人类悲悯的推动下创作而成的，这种悲悯贯穿于整部作品，体现为叙述者几乎不加掩饰地拥护女主人公的所作所为，这样一种拥护被那个具有争议的副标题所证实，即“一个忠实呈现的、纯洁的女人”，在最后一刻，哈代还是忍不住加上了这个副标题。

无名的裘德

他很快就注意到了多塞特民间传说与弗雷泽所记录的一些异国风俗和信仰之间的一致性，他记录的关于叔本华的一则笔记指向了《无名的裘德》的方向：“悲剧。‘只有当智力上升到使一切努力皆是徒劳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的阶段，当意志发展为自我毁灭的行为，戏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与此同时，哈代还在致力于《无名的裘德》书籍版的最终出版。8月，他完成了打印稿的准备工作——他向亨尼卡夫人描述这是一个将手稿“恢复”到其“原始状态”的过程——并为其撰写了一篇故意带有挑战性的序言：“为一部由一个男人写给成年男女的小说；它试图自然地处理烦恼与狂热、嘲弄与灾难，它们可能会紧跟着人类已知的最强烈的热情而至，毫不含糊地指向目标未实现的悲剧，我不知道在处理过程中有什么可以例外的地方。”

尽管于它们的接受者看来，这样的意见一定是不礼貌的，但是对于哈代而言，它们是显而易见的陈述，在他对人类命运的悲观看法中是固有的，这种悲观看法赋予了他勇气——抑或是赋予了他残忍——来处死苔丝，毁灭裘德。

在小说家生涯功成名就、却因《无名的裘德》不堪恶评之苦后，哈代在世纪之交重拾蛰伏半生的诗歌抱负，转以另一种间接、平静和退隐的方式让人继续看到其思想的原色——

哈代的《长眠的歌者》手稿的首页

那是源于哈代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期待，即从小说家的余烬中获得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而成为诗人。

哈代一劳永逸地确立了他的哲学诗的特点和主导情绪，即沉思、痛苦和不安。上帝是“不知情的”，自然是盲目的或沉睡的，控制欲强的厄运对人类苦难漠不关心，诗歌叙述者本人是“一个曾经怀疑一切的人，/ 在绝望中等待”。

哈代直至生命尽头，不受年龄所限、不为声名所缚，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动力与热情。他说，已经无所谓写什么，握着笔就能激发出情感。或许，哈代本人并不像他作品中那样悲观——

签名的托马斯·哈代照片，约1900年

他写信跟格雷夫斯说，哈代“脸色苍白，沉静寡言，举止文雅”，全神贯注于拿破仑时代的多塞特。在拜访完麦克斯门之后回到营地，就像从安睡中醒来一样，他说：“哈代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尊严和成熟：他正如此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在我所能感觉到的范围内，他的精神里没有任何欲望或野心；然而，他却对这个世界抱有如此多的幻想和希望，而处于幻灭的中年时期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海市蜃楼。他们过去常说这个人是悲观主义者，但实际上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富于幻想的期待。”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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