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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念晚年的王季思先生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9月07日 09:12

原标题：忆念晚年的王季思先生

□黄仕忠

我是王季思先生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从1986年秋到1996年春，我自读博士到留校，追随先生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如今，先生离去已将近三十年，近来读亲朋所写忆念先生的文章，恍然间觉得先生那蹒跚的身影似乎并未远去，令我有重闻謦欬的感觉。于是掇拾思绪，写下我的忆念。

我读博士时，先生已年过八十，但仍然写了多篇超过一万字的论文：大多是自己列出提纲，然后通过讲述，与助手、学生合作撰写。我也曾根据先生的提纲与讲述，为他整理过两篇论文。

年过八五之后，先生还通过口述，写了一些短篇论文。最后的两年，则是在家人和学生陪伴下，写一些随笔和回忆文字，从千余字到数千字不等。这些随笔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一篇是《我的老年心境》，另一篇是《祸福交乘冤亲平等》。后一篇，看题目，我以为会讲“宽恕”，或是像鲁迅那样的“一个也不宽恕”，先生却说：“我感激那些信任我赞助我的同志，也不忘记那些从反面激励我前进的朋友们。”

至于诗词短章，是先生一直都在写作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连口述散文也变得艰难，但每年春节仍然自拟春联，在元旦时吟咏新篇。甚至当他只能卧床，连翻身也不方便时，仍在床榻上吟咏诗句，让守护在身边的儿女记录下来，有时候也寄给朋友看，如林芷茵先生就收到过“半章”诗篇：“世味尝来惯，浮生认不真；药医不死病，佛渡有情人。”虽谈不上是华美的辞章，却依然可见不老的心声。

所以，先生的小女儿小雷说：“爸爸的最后几年，有意识地用诗词文章来证明他的生存。”

我对小雷的说法深有同感。记得有一次我陪侍先生散步，他说，脑子要经常用，夏（承焘）先生晚年不写文章，脑子很快就退化了；我因为经常写些小文章和诗词，所以现在脑子还能转动。——夏先生晚年深受病患困扰，但心态的“放平”，可能加剧了老年痴呆蔓延的速度。而王先生在晚年仍然努力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十分乐意与年轻人交往，感受那些勃郁的生气，因而在暮年仍焕发着生命的活力。

1989年6月，我们三名博士生毕业。一个月后，先生退休，从此不能再招学生，但黄天骥老师仍然恭请先生来指导学生。那时先生行动已经不便，说话乡音更重，写字手抖，但不仅继续校读《全元戏曲》十二卷，完成编纂，而且对学生、对来访的年轻学者、对于团队建设，都是认真地提出指导意见，并一直保持着写作状态。

先生在给上个世纪40年代一同参与抗日演剧的林芷茵的信中说：“我去年暑假后也已退休，但《全元戏曲》有待完工，同时也还写点小诗短文。我以三句话自约：即退而不休，动而不劳，衰而不落。偶然写点东西，可以克服老年人的失落感。”

王先生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对后学的奖掖扶助，更是众所周知、众口一词的。他早年深深受惠于吴梅（字瞿安）先生，甚至在逃婚时曾住于其家；瞿安先生则藏书任用，悉心指导，竭力推荐。所以王先生对学生、晚辈一向宽厚，通常是先肯定鼓励，再批评建议，并且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逢年过节时经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由于表扬多而批评少，看起来似乎是只说好话而不作批评。王先生说，学生资质有高低，老师的责任，是让学生有所进步，不必要求皆有成就。

有一次，上海戏剧学院召开会议，寄函给先生，请他推荐人参加。由于当时中大的老师们都有事不能去，先生说：那就让仕忠去吧。——你还可以顺便回家探望父母。我听得先生此言，当时眼睛就湿润了。

黄天骥老师说，先生的女儿曾经埋怨：“爸爸就是爱学生，不爱子女。”先生嘿嘿一笑，不作辩解。

80年代后期，我去北京访书，拜见师友时，有师长对我说：“你们王先生是圣之时者。”——黄天骥老师也在文章中记述了他曾听到同样的话。——“圣之时者”，原是孟子评价孔子的话，说他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

先生年轻时就接受“五四”新思想，勇于抗争，有叛逆的精神。他以注五经的方式注《西厢》，关注底层的通俗文学，本身就是这种新思想的体现。所以，跟上时代，与时俱进，是他毕生的追求。直到经历“文革”，才开始有所反思。

先生的反思与自我批判，大量散见于晚年的文章与交谈中。1981年9月，先生请助手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完成了一篇《王季思自传》，经过先生审定，发表在《文献》第十二辑，先生特别在文后加了一段附记：“……问题是传文对我过去走过的弯路，如学术工作中的贪多务博，主次不分；在十年浩劫中的随风俯仰，缺乏定见等，没有指出。”这篇自传随后收录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先生又将“在十年浩劫中”改为“在历次运动中”。1993年，中山大学举行“庆祝王季思先生从教七十周年大会”，大家纷纷赞扬他的成就与贡献，先生却在致答辞时说：“在这条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一些坑坑坎坎，也走过一些弯路，写过一些错误文章，既批错了自己，也损害过别人。”

我们可以看到，王先生在晚年对自己的过往，是不停地检讨自责，不断地自我批判，反复地声称“过去走过弯路”“我一生做过许多错事”“失去了独立思考”，每每表示忏悔。他其实“毕竟是书生”，我们却从来不见他有过一丝一毫的自我辩解，既没有原谅自己的过错，也从来不曾有推诿于时代、潮流的话语。

他的大儿子王兆凯更是直言，王季思与陈寅恪走的是不同的道路。1954年秋天，王家搬至东南区一号的一楼，与二楼的陈寅恪成为邻居。这是一栋独立的别墅，旧称“麻金墨屋”，原住一户。后加墙作隔分，住两户。陈家住二楼，从北面大门进，出门左转有一条白水泥路，东至大路。王家住一楼，从南面的原后门出，另有一条小道出行（今已去掉，连成草坪），接南侧小道，经小道折往东，才能至大路。

2011年时，有记者问王兆凯：“两家关系怎么样？”时年七十九岁的他答道：两家关系，《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不是写了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据黄天骥教授回忆，“当年，我去拜访他，他常提醒我说话声音要轻一点，以免影响楼上的陈老先生。我知道，他对陈寅恪教授由衷地敬佩。”

一个人的人生，漫长而又曲折；一个人的思想，经历过动荡岁月，必会如过山车那样高低跌宕。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大浪中，是如此的卑微与渺小，如果不能看到人生的起伏波动与特定时代的关系，如果不能完整地看到全过程，恐怕都不免会失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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