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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其善者而明用之”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3年09月11日 05:06

原标题:“择其善者而明用之”

楼宇烈

我国古代哲人在修养问题上有极其丰富的理论阐发和实践原则,我们要根据时代需要“择其善者而明用之”,选择精华,阐明其现代意义,运用到现代人的修养生活。儒家所讲的修养,实际上包括一个人的文化、艺术、性格、品德等多方面。

文化修养

文化修养,首先是文化知识的提高。由于儒家强调道德教育和修养,所以许多人认为,儒家轻视一般的文化知识,这种印象是不全面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以从事社会国民教育为主要职业的一个学派。他们的教育内容,包括童蒙识字和各种专门知识的传授。孔子认为,通过学习《诗经》,不仅可以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同时也可以增加许多关于鸟兽草木方面的知识。

孔子注重因材施教,在他的学生中,既有以德行著称的颜渊、闵子骞等,有专长于政事的冉有、季路等,也有语言方面的专家宰我、子贡和文学方面的专家子游、子夏等。可见,儒家对文化知识教育非常重视。只是他们反对为知识而学知识的倾向,强调学知识要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品质。

在今天新知识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人们如果不能提高和更新文化知识,必将被淘汰。但是,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知识在迅速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是否有利于人的精神生活提升?

儒家所讲的文化修养,不仅是知识的高低多少,也表现为一个人的礼仪风度。今天,我们许多人似乎特别欣赏那些在礼仪上不拘小节的人,认为这样很“潇洒”。我们对中小学的文化教育,主要偏重于知识传授,对他们基本礼仪规范养成的教育很不够。礼貌、仪表、风度反映了一个人文化素质的高低。在《仪礼》《礼记》等经典以及许多儒者的家训、学规中,有大量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的礼仪规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经过新的解释后,可以作为今日礼仪教育修养之用。

艺术精神

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富于伦理精神的文化,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具有艺术精神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犹如车的两轮、鸟的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儒家对艺术教育和修养的重视,丝毫不亚于伦理教育和修养。

艺术修养有助于道德修养,是完善人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先秦儒家文化中,艺术教育和修养的主要内容是“诗教”与“乐教”。孔子教育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认真地学习古代诗歌,可以感发人的心志,提高观察能力,习得表达感情的方法。

对于音乐,儒家把它与“礼”相提并论。音乐最能深刻感动人心,最能迅速变化人的性情,体现了一种和谐精神,同时也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孔、孟、荀诸子,都注意到不同音乐可以对人产生不同影响,有的使人哀伤,有的使人悲壮,有的使人端庄。所以,儒家十分重视音乐的格调和品位,认为一首好的乐曲应当是美与善的统一。

艺术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是一个人内心感情最直接的表露,反映了他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和追求。艺术创作中立意的正邪,欣赏趣味中格调的高低,反映或影响到一个人品格或境界的正邪与高低。追求艺术完美与人生完美,在终极上是相通一致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精神的体现。

变化气质

儒家在修养论中提出了“变化气质”命题。所谓“气质”,与个人某些先天生理特征有一定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受后天环境影响形成。

变化气质就是性格修养。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认为,求学最大的益处在于使人自觉地改变气质,而变化气质与能否虚心互为表里。

儒家强调的“变化气质”,主要指涵养与意志等方面的锻炼。一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的人,人们一定会说他缺少涵养。曾子是一位特别注重修养的人,他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人们熟知的名言。一个人做到曾子所说的“不耻下问”,需要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古语说:“人道恶盈而好谦。”“满招损,谦受益。”“君子以虚受人。”至今读来仍是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

价值选择

孟子为“大丈夫”立了三条标志,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果能做到这三条,一定是无愧于天地、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利”“公私”“苦乐”“生死”等人生面临的现实价值选择问题,对人们进行品德修养教育。

讲到“义利”问题,儒家倾向重义而轻利、先义而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在当今世界,如果有人按汉代大儒董仲舒所提倡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训条去做,或许会被有些人视为迂腐。其实,无论哪一个社会,总有一些只问耕耘不计功利的“迂腐”者,他们真诚和高尚的品德无可非议。我们并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这样去做,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也不会希望社会每个成员凡事都斤斤计较功利。当然,更不会希望人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因此,希望人们做到清初大儒颜元修正后的训条“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也就不是过分要求了。

在“公私”问题上,儒家提倡公而忘私,反对假公济私。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和“私”的具体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处理公私关系上,儒家强调的这些原则至今仍然正确而有效。

在“苦乐”问题上,儒家历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富论苦乐,而是以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否论苦乐;又以个人苦乐不算什么,众人苦乐才是真正、最大的苦乐。历史上所称道的“孔颜乐处”,是一种安于物质生活贫困、追求充实精神生活的“乐”。孟子反对“独乐”而强调“与民同乐”。北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表达了儒家的“苦乐”观。

至于“生死”问题,孔子说“死生有命”,代表了儒家对待自然生死的基本态度。对来自社会原因的生死问题,儒家总是与“义利”“公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反对“苟且偷生”。儒家这些基本观念和精神,至今也是值得肯定的。

知行合一

儒家在修养上十分强调“知行合一”,也就是说,修养不但要在认识上弄清道理,而且要身体力行。

儒家讲修养,首先讲立志,就是要有宏大、坚定的志向,明确自身的责任和奋斗目标。子夏说,广博地学习而且志向坚定不移,诚恳地讨教而且联系实际思考,这样仁德就在其中了。宋儒程颐进一步解释说:“学不博则不能守约,志不笃则不能力行”,指出了坚定的志向对于修养实践的重要性。

儒家以“反求诸己”“改过迁善”“见贤思齐”为修养要旨。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总之,任何行为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都应当“反求诸己”,发现自己的不足或过错,不足者补足之,有过错则不讳言,勇于改过。诚如孔子所说:“过则不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积极主动学习别人的长处,这就是儒家常说的“见贤思齐”。同时,如果见到别人身上“不贤”,则应当反思,自己是否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在“严于律己”方面,儒家提出了“慎独”的修养方法。荀子最早提出“慎其独”命题,并把它与“诚”联系在一起。只有做到诚,才能慎其独;只有慎其独,才能显示出至高的品德,才能支配万物、教化百姓。

言行不一是儒家修养论中为人所不齿的。孔子说:古人不轻易说话,就是怕自己在行动上做不到。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羞耻。这些都是要求人们在修养中做到言行一致。一个人立志固然要宏大,但如果他只言而不行,反而不如那些立志虽不宏大,却能说一点就做到一点的人。

儒家认为,要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从“修身”做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并不认为修身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因为社会经济的决定力量大大超过道德教化力量,但我也不认为就应当放弃道德教化的努力,否定自我修养的必要。人应当用创造的物质经济成果,为净化人的生活环境、提升人的道德品格服务。物质文明越发达,精神文明就越重要,自我修养也就越不可缺少。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更多详情请参阅《中国的智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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