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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性创作者的声音与成就，不该被历史忽略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9月14日 22:18

原标题：这些女性创作者的声音与成就，不该被历史忽略

女性的思想与声音在历史上曾一度被遮蔽与忽略，但她们的作品往往保留了女性思考的痕迹及先锋性。纵观古今中外，以伍尔夫、简·奥斯汀、紫式部、王安忆等为代表的女性写作者，她们的创作不仅对女性有价值，更与整个社会的思考与进步息息相关。

9月12日，“走在时代前沿的女作家、女诗人”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围绕女作家、女诗人们作品思想与形式上的先锋性，深入展开对女性写作、认知、情感及艺术创新的时代价值的探讨。

“走在时代前沿的女作家、女诗人”与会学者合影

忽略与觉醒，取代与掠夺，旧调与新声

在上半场“女性与中外文学史”的发言中，任一鸣研究员通过《定义前沿：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的觉醒与参与》指出，英国女作家群之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能够崛起，除了有阅读能力、有闲暇的英国女性数量在18-19世纪逐渐增多，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女性对文学批评的觉醒。

19世纪以前，英国文学史的书写和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都由男性强势把控，女性创作的作品如果得不到男权文学评判标准的认可，就很难被接纳进文学殿堂，更遑论被列为文学经典。伍尔夫等英国女作家意识到文学作品迈向经典之路上权力政治的身影，提出女性在确立文学价值观方面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这些发声打破了文学价值标准的单一性别视角，为女作家开拓了更为自由随性的创作空间，女作家们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更自由地创新艺术手法，由此带来了20世纪英国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繁荣。

李艳丽副研究员在《日本女性作家的可能性——“其他”与盐野七生》的发言中，指出日本文学史上有不少女作家做出卓越贡献，却被男性话语或光芒所遮蔽、导致普通大众并不了解她们的贡献及存在。比如大众较为熟悉的紫式部，不仅创作出《源氏物语》，其“好色物语”“物哀”的审美情趣也在其后千年间不断被延续。清少纳言（《枕草子》）、藤原道纲母（《蜻蛉日记》）、菅原孝标女（《更级日记》）、和泉式部（《和泉式部日记》）等几位王朝女官，也留下了物语和日记文学。但除了她们，外界几乎列举不出其他有影响力的日本女性作家的名字。

在日本公认的传统文艺最为璀璨的江户时代，甚至有三位女性的创新和创作，皆被男性所取代和掠夺：歌舞伎的创始者出云阿国，江户小说中“人情本”的元祖——永春水的弟子永津贺女，浮世绘大家葛饰北斋的女儿葛饰应为。如今以葛饰应为的名字留存下来的作品只有十几幅，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北斋的作品中有相当数量与应为有关。

目光放到我国晚清至民国，曹晓华助理研究员在《“诗”“歌”传统与晚清新女性》的发言中，指出在启蒙热潮的推动下，晚清女性的活动领域逐渐扩大，关于女学、女教、新女性的乐歌与改良后的俗曲小调时常见报传播。近代女性写作主体在文坛嬗变中逐渐形成，成为一百多年来现当代女性写作的精神原点。

张晴柔助理研究员在题为《杨芬若及民国妇女诗话新变》的发言中，介绍了民国第一部由女作家创作的诗话《绾春楼诗话》及其作者杨芬若。该诗话既延续了清代闺秀诗话的风流余韵，又体现出新女性的精神风貌，为民国诸多女性诗话奠定了关心时事、弘扬爱国的基调。此后1930年代的女性诗话宣传支持国货，1940年代的女性诗话鼓励从军报国，都体现出女诗人对政治的关注度与参与度的上升。

“这些‘不带闺阁气息’的诗作，令我们不禁思考，‘细腻婉约’是否真的是独属于女性的气质？这种文学现象绝不仅见于民国旧体诗坛，而是值得更广泛的讨论。”张晴柔表示。

“走在时代前沿的女作家、女诗人”学术研讨会现场

越界与跨界，突破与贡献，肯定与推广

在下半场“当代女性创作”的发言中，诗人、诗歌活动策展人张瑞燕（瑞萧）在《“被时间推出时间的‘她们’”——中国当代女诗人创作漫谈》的发言中，通过对中国当代女诗人群像的展示，分析了她们的创作心态，及其作品所涉及的重大主题和核心价值。

张瑞燕指出，除了重视对情感、时间等重大主题的刻画，50、60、7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对女性自我身份的怀疑和认同、性别身份焦虑、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和大胆描摹都是她们创作的内在驱动力。而80后，尤其90后和00后等新一代女诗人已经没有太多性别身份焦虑，也没有太多情感的压抑与诉求了。随着自媒体发展极大改变了诗歌的创作和传播方式，新一代女诗人们更认同信息碎片化时代的互文性、共笔化写作，也努力将诗歌艺术多元化、视觉化呈现，为诗歌的创作手法和审美表现上都带来了新的突破。

贾艳艳副研究员在题为《近年上海女作家的城市书写》的发言中，介绍了以王安忆、唐颖、潘向黎、周嘉宁、张怡微、薛舒、滕肖澜、王占黑为代表的不同代际的上海女作家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认为她们的写作构成了当下“文学上海”乃至整个“城市文学”亮眼的风景。

譬如王安忆的中篇小说《五湖四海》（2022），以改革开放为背景，讲述水上人家从水乡一步步迈向城市的创业致富史，在“大历史”与“小历史”的交叠互证中，建构“创业”和“寻根”的关系，展露出恢弘的气度。尤其是王安忆对修国妹这一女性人物形象的出色塑造，意味着她突破了近年来的创作瓶颈。

潘向黎的小说集《上海爱情浮世绘》（2022），着意于描绘都市斑斓世情背后充满古典诗意的生命景象，塑造了一系列有着现代闺秀气质的都市女性形象，构成了对上海“世情小说”传统的某种纠偏。薛舒的小说集《最后一棵树》（2023）、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心居》（2020）、唐颖的长篇小说《通往魔法之地》（2022），则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的自觉，探讨现代人亲密关系及情感危机中女性主体的身份建构。

在更年轻的作者笔下，张怡微的小说集《四合如意》（2022）、周嘉宁的小说集《浪的景观》（2022）、王占黑的中篇小说《半熟之士》（2022），集中地表达着对时代境遇下青年问题的敏感与关注，对各种边界的跨越，俨然已构成当下的某种写作态势。

任明副研究员在题为《托卡尔丘克与》的发言中，介绍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创作历程与创作思想。在他看来，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现代社会弊端的“温柔的讲述者”：“她的创作思想既体现了女性作家细腻包容的特质，也表现出对文学创作手法进行突破的强烈渴望。”他以托卡尔丘克2004年出版的《最后的故事》为例，提出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女性命运的寓言，也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敲响了警钟：“托卡尔丘克的思考与写作，堪称体现了现代女性对自身、对现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机制以及人类命运进行深刻反思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