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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赛、心理学和大学城社区——我们这个世纪的成长小说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09月22日 17:36

原标题：辩论赛、心理学和大学城社区——我们这个世纪的成长小说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李琬

《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是中文世界里出版的第一部本·勒纳作品，也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这位出生于1979年的作者已是美国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坚实力量，虽然出书数量不算多，但其锋利的叙事才能和他对现实的深彻洞察，已令其成为当今时代最值得期许的作家之一。

《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美）本·勒纳上海人民出版社

扁平日常生活里的火花四溢

一切虚构固然都与我们的真实生活密切相连，但有一类小说让人觉得格外亲近，仿佛具有“超写实”的效果：它比较接近我们实际的人生，缺乏戏剧性的成功、爱、死亡、背叛；主人公并非贵族、富翁或一无所有的被损害者，而是一些更接近我们的，有一定自由空间、私有财产和道德瑕疵的普通人；重要的是，它总是捕捉着即使我们在现实中也常常忽视的琐屑事物。勒纳的小说就属于这一类型。

小说主要聚焦于主人公亚当的高中时代，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但多个人物的叙述跨越将近半个世纪。亚当是高中辩论高手，也是诗人，他充满语言天才但又有些身心的小毛病，如偏头痛和紧张、焦虑；他的父母是一对心理学家，一家人在美国堪萨斯州首府托皮卡生活。这样的人物，比较接近我们周围的年轻一代：他们成长阶段的物质环境相对比较安稳，受到过比较完整的教育，有精力发展自己的爱好，有时还从爱好中获得凡俗生活所无法提供的激情与灵性体验；他们早熟地对这个晚期资本主义的、傲慢自大又缺乏创意、充斥复制品的世界感受到倦怠和不满。主人公的父母乔纳森和简也参与了故事的讲述。叙事视角在亚当和亚当的父母之间交替，节奏有条不紊，并不给人混乱的印象，甚至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音乐感。乔纳森和简的叙述提供了宝贵的心理学视角，将一个个发生在意识与内心的微型海啸袒露在我们面前。

勒纳的笔触具有独特的智性穿透力，不仅与我们分享着共有的情绪，也让我们了解这些情绪背后的动力和原因；他不是急于判断事情的好坏、价值的善恶，而是把生活中被忽视的那些阴影与光亮呈现给我们。勒纳的人物仿佛灵敏的探针，刺入我们当下的芯片，检测着如今几乎人人都有的精神症状。这些症状早已跨越国境和阶层，藉由电视和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弥漫——普遍的焦虑，过度求助于心理学治疗以及对心理学的质疑，彼此冲突的公共话语在人心造成的不理解甚至割裂，中产阶级的虚荣与虚弱……

作家本·勒纳

也正因为语言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智性支撑，作家得以在保持叙事步伐紧凑的前提下，将人的感受力延展到极致。我们在阅读中进入某种微醺状态，那是一种麻木与过度清醒的奇异混合——放大了的细节，增强了的喧哗与光线，加剧了的感觉，流利甚至压倒性的语言之潮。

细腻而不拖沓的描写本身，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构成了勒纳写作的最鲜明的形式感。比如，作者对光幻视现象（注视强光或者用手按压眼球后眼前出现的幻象）的描写就格外精彩：“这些形状在语言的重量下消散了，始终是不可抹去的私人体验。……他看见一圈圈红色或黄色光亮或羽毛形状的格子纹影斑，如果他努力关注的话它们就会开始摇晃，有时会有暗金色螺旋在他的视野里旋转而过”；“辩题：上帝派遣了小矮人来住在我的眼睑上折磨我。辩题：这不是真的。”叙事人意识与思维如此密集、如此强烈，他将扁平的日常生活变为火花四溢的灵启，在我们的视网膜和内心同时留下斑斓的映象。

成长是穿过语言进入真实

意大利学者佛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曾分析过19到20世纪成长小说的特征与功能：一，通过对青年主人公的塑造，反映出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变化；二，为小说建立起一种反悲剧的、反映现代经验的叙事结构；三，主人公性格是暧昧多面的、非英雄的，代表了日常、世俗、可塑造的主体。莫雷蒂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心理学瓦解了个人的统一形象，青年在永葆青春的自恋式欲望中背叛了自身，个人越来越显现为整体社会的一部分，富有个性的、统一的自我主体也面临崩塌。

然而，勒纳笔下的心理学视角虽然打破了统一和固定的人物主体，却并未瓦解成长小说的功能与主题，反而是重造了成长小说，因为“成长”本身的意涵也在时代特征和公共生活的变化中发生流变。经典的成长小说模式是讲述在诸多不确定性中，一个少年如何获取自己确定的社会位置。而在属于我们的当下，当离开家乡、获取某个社会位置变得并不十分困难，勒纳获得了新的形式和主题，他的小说引入了特定的行业知识和这一行业的“局内人”叙述声音，不仅显影出世俗生活的多层褶皱与色彩，也借此更为有力地反思了公共领域介入个体塑造的装置。

书中最浓墨重彩的篇章，是关于辩论与演讲训练的。勒纳细致展现了一个高中辩手需要付出的种种努力和那些高度紧张又不乏滑稽的比赛场景。让人赞叹小说结构之精巧的一个词是“阈值”，作者反复提及阈值这一概念，它不仅存在于心理学叙述中，也同样存在于辩论中。意识的阈值之下是神秘，或者说是无法被结构化的冗余，但在这些神秘冗余中，我们瞥见了生活的某些真相（比如乔纳森曾随机拿起某个错误的光碟，可能只是因为影片名字包含移民克劳斯死去的儿子的名字“弗里茨”）；在语言的阈值之上，当语速快到一定程度，那就是优秀辩手天才挥洒的领域，但也是人们滑入语言惯性甚至陷阱的原因。

亚当父亲乔纳森曾做过的“言语遮蔽”实验揭示了这两种阈值的关联：他让参与者戴上耳机，听随意挑选的一段文字录音，实验对象复述录音，他逐渐给录音带加速，而令他吃惊的是，很多实验对象在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就会开始胡言乱语，而且还都认为他们是在清楚复述录音段落——这不正是辩手和那些参与电视辩论的美国政客们所做的吗？

亚当和他的家人有多么清楚这种语言艺术之巅峰表现让人震撼的能力，也就多么清楚当它被政客所利用时，对民众带来的误导与危害：“用声音的外壳取代真实，润色先于复杂性，经过编排的即兴发挥，一切都致力于操纵、致力于取胜……政治辞藻的空洞，批量生产的餐巾纸盒，身份的工具化。”叙事人借助简的母亲之口说出，“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我们不想成为受过训练的语言机器，而只想保护我们真正认可的价值。对亚当来说，“成长”就意味着如何突破权势者借助媒体制造的重重表象，甚至突破自己的天才和优越，进入虽然艰难但值得为之努力的“真实”。

一个社区内部的情感交织

与这种进入真实的过程同步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密集互动。需要解释的是，书名原文“The Topeka School”，由于加上定冠词the，所指也并非某个特定的学校或机构，其中“school”有类似“纽约学派”中那种“派别”之意，大概指涉书中的这群人。

堪萨斯首府托皮卡(Topeka)是个有些特殊的城市，它属于美国中西部大学城之一，也显现着大学城的典型生态。在这个保守的“红州”（共和党占优势的州），亚当一家人和他们所在的心理学家社区，与当地一部分民众和宗教势力存在着隔阂，甚至发生了颇为显著的矛盾。亚当的母亲简写书成名后，因为批判性别之间的不平等、鼓励女性觉醒而受到许多保守男性的谩骂、攻击。这种隔阂似乎令亚当更加孤独，也更具有对于时代症候的反思能力。

不仅如此，这个社区让亚当在获得更好的教育和训练、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同时，对专业训练带来的傲慢与盲视多了一层解构的嘲讽——譬如，心理学家的人生经历最终让我们看到，尽管他们能理解潜意识里那些僭越的情感何以存在，甚至用颇为专业的眼光分析它们，但他们常常并不是克服了这些情感，反而是滋养了它们。

勒纳对于亚当青春时期的书写，在这个位于大学城的心理学家社区内部展开，而在这个社区之内，尽管人们有着许多交集和共识，也同样编织出复杂、纠缠的关系——简把她的闺蜜西玛当作心理咨询师，但后来西玛又在新书发布会上用简的秘密刺伤她；简成为畅销书作者后，乔纳森和西玛发展出一段婚外情；资深分析师、逃离纳粹的移民克劳斯仿佛也是众人潜意识里某个弗洛伊德式父亲；同学们试图包容学校里的边缘人戴尔，但让他暴露在人群之中，却让他更感到孤立……可以说，小说描绘了一幅细密的世情画。

这样集体性的生活情态，在许多中国人记忆里本来并不陌生，只是近二十年来，由于社会关系和居住模式的改变，这样的联结变得愈发稀少，小说也因此触动了我们怀旧与感伤的器官。勒纳的书写仿佛闪现出一连串幻灯、不太老的旧照片和带有温暖杂音的磁带：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器皿、小物件，90年代的说唱音乐，那些在同伴家里串门、由于所有房子都很相像而在深夜无意中走错门的经历——都用共鸣包裹着我们微微的心痛。

在幼年的亚当经历脑震荡后，克劳斯来看望他，给他带来的是半个世纪前就有的一个小盒子——盒子看起来是空的，但亚当忽然发现底部包含一个夹层，夹层里放着一枚银币，就像一个“包含无意识的盒子”。1940年，在离开柏林逃亡的过程中，克劳斯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当他把这个盒子交给八岁的亚当，仿佛也把半个世纪之前旧大陆的一部分银光闪烁的记忆交到了他手中。就是在这样具体的物件与情感流动里，不同的生命故事交织起来，单独的个体拥有了不只属于自己的、开阔的世界。

凭借开放性的叙事容器、耀眼的语言能力，《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在探讨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同时，并没有变成一部议题化的小说。这是一部通向他者的自传体小说，也是一部讲述如何越过语言和修辞的门槛进入现实的成长小说，它关注的核心仍然在于如何塑造更好的人性，而这种人性也正是构成集体生活和社会的质料。

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已经界限模糊、高度融合时，本·勒纳的小说向我们揭示，我们依然有能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建设，并为朝向他者的世界带来好的影响与改变。这样的成长，就是在缺乏信仰与共识的世界，抵抗虚无与沉沦的漫长旅程。（责编：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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