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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栋：现代人永远不真正属于一个地方｜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作者专访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10月19日 13:51

原标题：邵栋：现代人永远不真正属于一个地方｜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作者专访

转眼间，邵栋在香港生活已经十年，从内地赴港的学生到如今的大学老师，他的身份似乎发生了变化，又似乎没有变。有一次，邵栋坐出租车，司机问他是哪里人来香港多久了，在听到回答后还不忘记评价一句：“我懂了，就是和内地的那种农民工差不多对吧？”

邵栋觉得，作为现代都市的成员，大多数人都很难摆脱“异乡人”的身份，“永远生活在别处”。因此，在学术和教学工作之余，他所创作的小说也大多是以“异乡人”作为主角，书写他们的漂泊和焦虑。在第一本小说集《空气吉他》中，邵栋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性的幽微，向我们展现了文学的情感力量。

作为文学研究者，邵栋致力于现代文学的研究，他坦言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张爱玲，却依然不免受其影响。或许长年生活在香港，又阅读大量的民国文学作品，让他的文字显得有些不同。作为专业读者，研究工作赋予他更好的文学眼光，也让他能以更轻松的心态面对创作。

与不少年轻作家不同，邵栋坦言自己的创作灵感并非来自真实生活，而是二手经验。事实上，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都市人的生活也越来越依赖于这种二手经验。邵栋敏锐地把握了这点，并将其作用于自己的创作。他谦虚地说：“我斗胆来书写生活，写小说，就像空气吉他一样，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意淫’。”

但是，另外一方面，作家也总是会将自己的经验植入自己的创作，邵栋的写作离不开他生活的城市。

他说：“我大部分的创作是关于香港的——不断寄丢信件的西营盘邮差与港大女孩；为了赎罪而制作骨灰钻戒的顽固老人；中学女校生和她未曾谋面的笔友，因为张爱玲的一本书而产生的奇妙连接，这些都来自于与本地市民接触的机缘，或本地朋友和我说起的各种猛鬼离奇的故事人物。他们用言语与虚构的方式，补足了我本地生活经验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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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23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作者访谈第三期，对谈嘉宾是入围作品《空气吉他》的作者邵栋，请大家持续关注后续更多作家访谈。

邵栋《空气吉他》

2023年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将于10月24日揭晓，敬请期待。

小说就是不相干的生趣

文学奖：能否简单介绍你的创作历程，为什么会动心起念开始写小说？你说《空气结他》的九篇小说是工作的间隙完成的，那前后写了多久，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邵栋：我从小就喜欢写小说，中学要写周记，我从来不写散文杂文，只写小说，每礼拜一篇小说，雷打不动两小时写完。因为喜欢写小说，所以大学读了中文系，但读了中文系发现除了对文学史有个概念，阅读上更加自觉之外，其实对写作帮助不大，甚至写作学术论文的高度逻辑性和大量理性分析，有时候与文学创作很冲突。

《空气吉他》是我在写作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期间的时候写的，一半是在2013年2014年，一半是在2016年和2017年写的。平时都在玩，踢足球看电影打游戏去音乐节，一旦要交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写小说。就是明明知道时间很紧张，还是要写，有种犯罪的快感。就好像考试之前一天在图书馆复习，明明什么都不会，不认真看明天就要挂科，但是突然之间在图书馆书架上发现一本侦探小说，太好看了，太开心了。放假之后看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张爱玲在《烬余录》写：“人生所谓的‘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对于搞研究的我来说，小说就是不相干，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不会全职写作，全职写作就变成相干的事了，就不好玩了。每篇小说具体写作的时候其实都很短，不会超过半个月，但没事就在心里盘算各种故事，这个过程比较长，也是最快乐的部分。困难完全没有，因为我的写作没有功利性，就是为了开心，写不出来就不写，没有非完成不可的目标，本来就是研究之于的放松，如果觉得累，我就去打游戏或者踢足球。

文学奖：“空气结他”并非该小说集的一篇小说，而是你对自己写作的一种描绘，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无中生有”的虚构，能否展开谈谈这个命名？

邵栋：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我喜欢听摇滚乐，尤其是后朋克和后摇，戴上耳机，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什么也不管。我也不会弹吉他，但听到那些solo段落多希望自己也能这样表达，我多希望我能像梅西那样盘带射门，契诃夫那样写作呀。可事实上我就是一个普通乐迷、球迷、读者，我也没有太多生活经验，很多情感都来自于书，电影，博客这些二手媒介，我斗胆来书写生活，写小说，就像空气吉他一样，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意淫。“以为我自己可以”。这不只是一种谦虚的表达，也是实情。

另外，其实小说集的名字并非小说集中的篇目是一个传统，干宝《搜神记》里面没有一篇叫《搜神记》，袁枚《子不语》中也没有一篇叫《子不语》，更不要提鲁迅的《吶喊》，《彷徨》，或者张爱玲的《传奇》了。

共通的身份焦虑

文学奖：“异乡人”是你小说很重要的形象，某种程度上，你似乎执着于书写漂泊的人，这么做是有意识的吗？

邵栋：异乡人是一个城市文学史上很久远的传统，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且有很多旅行经验，自然会书写到异乡人。这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有次在九龙坐的士与司机闲聊，司机问我来香港多久了家在哪儿，我都一一作答。他又问，你现在在香港工作，那多久回去一次呢？我说，过年的时候回去。他便转过头来和我说，我懂了，就是和内地的那种农民工差不多对吧？我说，是是是，师傅你总结的太好了。这段对话似乎提醒了我，作为现代都市成员中那种不可摆脱的异乡人身份，永远生活在别处，工作性质的不同并不会影响这一本质。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讲过一个理论，惊颤经验（chockerfahrung），他通过研究波德莱尔的诗歌，捕捉到巴黎都市生活中琳琅满目的要素给异乡人心灵的震荡，而这在农村小镇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中尤其明显。所以我小说里会写到，从农村到城市，或者从外乡到香港，年轻人还是会渴望熟人社会结构当中的亲密和支持，渴望跟本地文化产生联系，但有很多困难，大城市人和人的距离很远。这个过程十分艰难，青年的动力和资源没有达到一定地步，但他们还是想试一试融入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而不是自己孤零零地在城市中生活。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态，我也很着力地去描绘这样的状态，希望在小说中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共通的身份焦虑和疏离心态。同时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共通的困境，如米兰昆德拉所谓“生活在别处”，现代人永远不真正属于一个地方，这也是永远值得书写的境况。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些是蓝领阶层或者更底层边缘的人，大部分来源于我的现实观察和情感体验。我中学时暑假曾在一个很高级的饭店打工，见过包厢里的海鲜盛宴，也见过后厨员工餐的简陋，试过下班后汽车坐过站的疲惫。我也曾经在广州的一个城中村住过，里面电线排布杂乱无章，24小时都会有人醒来。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点在于，住民的手机还是蛮不错的。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不是特别好，没有办法很快买到一套房子，但他们很需要让人知道自己赚到了钱，而表征就是能买一个好手机，这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夸耀的事情。这样的所思所想让我动容，所以我很想去观察他们，并且希望通过虚构的方式来尝试体验他们的生活。再加上我父亲是记者，一直都有观察底层生活，也是受到家庭影响。

文学奖：当然，身份的焦虑也在你的小说中时有体现，不论是《钻石山》里的人物的“逃港”背景，还是《鹦鹉》中的女间谍，抑或《走马灯》里来香港读书的大陆学生，你对这类人群为何格外关注？

邵栋：因为我就是港漂学生，所以这个群体我相对比较熟悉，大家都有类似的焦虑，我本身生活经验已经不多，长期呆在高校，这也是我写作的重要取材。而且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香港和内地在如何认识身份方面差异很大，所以在香港容易有一种边缘的心态，边缘心态和边缘身份容易有戏剧性。一个平时很节俭的人在香港可能花钱会比平时奢侈一些，在陌生的环境下行为举止可能也大胆一下，仔细观察会发现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文学奖：香港是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地方，也是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地方，身处香港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中，你的写作是否受到这种相对特殊城市经验的影响？

邵栋：如今在给香港本科生上创意写作的课程时，我都用广东话来给同学们讲学。虽然经常会有错漏和空耳现象，但这依然是我坚持的讲课方法，入乡随俗，客随主便。而语言之上，是对粤文化，有关戏曲，民俗，美食的尊重和兴趣。

香港，在我成长的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我出生的时候常常啼哭，但只有电视上播映《射雕英雄传》，我才能止啼，给父母两个小时的喘息。“香港摊”成为了时新小商品市场的代名词，遍地开花，我幼时就读的西直街小学门口就有一个这样的夜市，售卖这来自湾区的时兴玩意，磁带，海报，杂志，各类小电器等，每当晚上吃完饭，街坊们都会去夜市逛逛，寻觅那些来自南粤的意外之喜。而录像带中的香港电影成为我和当时小伙伴了解那个国际都市的重要想象资源，盗版影像中那些恩怨情仇、怪力乱神、嬉笑怒骂成为当时我们学会爱、学会冲动、学会是非的另一个课堂。

而与此同时，因为父亲是记者，当时引进影片在地方上会组织看片会，所以他经常带我去闭门的放映会，观看之后可能会公映的引进电影，父亲带着我看了许多成龙周星驰，而我如今都记得放映的会议室里，那些记者人手红塔山吞云吐雾，荧幕外宛如仙境。后来电影院开始放映香港电影，我们几个小朋友成为电影院老鼠，在检票员的帮助下，逃票看了许多电影，见证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随着年纪长大，学了文学和电影，王家卫的电影也成了自己南来的理由，也因此去了很多电影拍摄地，远至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这些有段香港电影和湾区想象的故事，后来都凝练成为了我小说《走马灯》中的重要线索，小说的写作也成为当初迷影的一种成长记录。

因此我大部分的创作是关于香港的，不断寄丢信件的西营盘邮差与港大女孩；为了赎罪而制作骨灰钻戒的顽固老人；中学女校生和她未曾谋面的笔友，因为张爱玲的一本书而产生的奇妙连接，这些都来自于与本地市民接触的机缘，或本地朋友和我说起的各种猛鬼离奇的故事人物。他们用言语与虚构的方式，补足了我本地生活经验的不足。

不自觉受张爱玲影响

文学奖：在你的小说里，可以看到不少对1990年代的怀恋，尤其是在《江南商场》一篇，反复出现的《拳皇》、“红塔山”、游戏厅等名词很容易让一代人有代入感，这种“怀旧”似乎成为当下流行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你是如何理解这种“90年代情结的？

邵栋：怀旧的原因是现在的很多艺术，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或者说人人都是艺术家了，大家对于很多事情已经不肯定了。所以常常怀想那个最近的那个黄金时代。其实我的情况不大一样，因为我就是九十年代成长的，再早的写不了了，儿时的记忆大多集中在那个时段，倒并不是因为怀旧，我觉得那时候也没有那么玫瑰色，有很多社会问题。

我小时候还有一些计划经济末期的产物，供销社，粮店和饭票，这些我小学时还经历过见过，但少年成长时期就是加入WTO，整个消费文化都改变了，许多地方原本都有自己城市的山寨可乐、山寨雪碧，很快这些作坊式的经济体就被舶来品打垮。过往的社区结构也变了，小时候住平房，和周遭小朋友的互动方式，自然与如今楼房的结构非常不同。实际上，我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都经历过改造，搬迁和拆除，有种沧海桑田的感觉。

文学奖：你说你算不上喜欢张爱玲，但还是有不少读者在你的小说里阅读出了张爱玲的况味，尤其是最后一篇《1995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直接用到了张爱玲的名作，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邵栋：我本身并不十分喜欢张爱玲，觉得她的故事稍微有点雷同。但后来发现不自觉受她影响，一切源自她的一篇叫做《封锁》的小说。小说描绘了封锁阶段一辆电车上，陌生男女来得快又去得快的爱情。作者对于虚拟关系的描绘，对于都市人面具下的真情，谎言中的默契有着非常动人的描述。因此可以说，张爱玲在上个世纪就预言了我们当代生活中的荒谬，以及荒谬中的爱情生活。孤独的人在城市中对于虚拟生活的依赖，构成了生活本身。这很打动我，而这也是我想在小说中书写二手经验的重要原因和相当重要的起点。而类似的二手经验就体现在《1995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这篇的故事中。

至于和张爱玲的相似性的话，我想是一种有趣的误会。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以五四前后的文学作为我的主要研究时段。所以看多了民国时期相关材料，尤其是通俗小说之后，我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语言训练，可能和普通的语文训练略有不同，这也是常常为编辑所诟病的。

实际上，现代中文的语法相当欧化，和过往的白话殊异其趣，我们如今的“坚持……不动摇”，“坚决贯彻”并不是传统中文的表达方式，比如港台的中文就和内地的中文表达略有不同，其实是因为来自于不同的传统，因而会有我的语言和张爱玲相近的理解，本质上是因为我和当下一些内地作家语言相远的缘故。民国小说在图书市场中最流行的代表就是张爱玲吧，所以会觉得我的语言和她有相似的地方。其实民国那批作家的文学语言，我比较喜欢周作人。

文学奖：我也注意到，你的小说有不少类型文学的影子，比如悬疑和武侠，也颇有一些“奇情”的影子，一般读者会觉得这些元素与严肃文学无关，你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邵栋：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实际上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不是二元对立的。四大名著在他们出现的时代，都是非常通俗的类型文学，不影响我们后世对他们经典性的追认。二十世纪出现后现代小说，遇到困局的时候，博尔赫斯这批作家非常认真借鉴侦探小说的写法，有了新的火花，二者关系并不对立。一些当代作家喜欢玩拼贴，运用了很多类型文学元素。当然，我是从来不考虑这些，我只考虑我写的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好玩，武侠小说没写过？来，整一个。悬疑小说这么弄弄，很带劲，来，写一个。我没有预设读者，我的读者主要就是我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她很喜欢看网络小说和类型小说，常常嫌我写的不够好看。

文学研究也要有幽暗意识

文学奖：你自己在后记里也说这是一个“文学凋零”的时代，但是你研究文学、教授文学也创作文学，你觉得文学的当代意义又是什么？

邵栋：我选择在高校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用早起，收入也还可以。我并不期待可以振兴文学，也没有很多正能量。当代主要视觉传媒，互动传媒很发达，年轻的朋友觉得游戏，短视频更吸引他们。我自己也研究游戏叙事和互动媒体，有一些游戏，比如巫师，荒野大镖客非常有深度。当代技术包括AI写作前景也非常好，文学现在很被动，竞争不过其他媒体。但文学也有他的优势，环保，成本低，门槛低，而且文字其实是很模糊，很主观的，千人千面，已经印出来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有很多变化的空间。可能当代作者要考虑这些问题。不过我感觉我退休之前文学应该还亡不了，暂时不影响我上班，其他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文学奖：你是研究文学的学者，可以说是专业的文学读者，也长期沉浸在文学史之中，这样的背景对你的写作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制约？

邵栋：有帮助的，最大的帮助就是我每学期开学前会把上课要教的篇目重读一遍，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感觉对自己的眼力有帮助。另外做研究可以知道哪些书读一个代表作就行了，时间有限，有助于做筛选，实际上市面上很多书都是差不多的，不用都读。

文学奖：你既是批评家，同时也是作家，你是如何平衡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张力的？

邵栋：其实这种情况很多见，鲁迅研究古代小说，闻一多研究楚辞，刘半农研究民俗文学，民国时候很多作者都是有学术实践的，当代的话张怡微是研究《西游记》的，评论家吴亮黄平，包括李欧梵许子东老师都写过小说。还有青年作家周婉京也有学术背景。

对我来说的话，其实学术有它一定的规范，包括受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强调理性和条理，框架和逻辑。但有时候解释了不了一些感性问题。历史学家张灏强调历史研究要有幽暗意识，文学研究一样是如此，有些感性问题可能是最关键的。但文学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直接的到达，它是有第一性的，先有文学才有文学研究。所以懂一点写作，或许对研究也有很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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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主题为“必须保卫复杂”，参赛作品也展现了青年作家对真实世界的精准洞察，以及令人惊喜的向外扩展的视野，评委们从文本出发，逐个剖析参赛作品中的现实关切、观看方式与叙事策略，并从语言、结构、叙事及完成度等方向展开评选。

本届评委团成员李翊云、马伯庸、唐诺、叶兆言（按照名字拼音排序）经过热烈讨论，依照多数原则表决，评选出五部作品进入决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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