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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在中国：《韦伯传：思与意志》对谈会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10月19日 14:12

原标题：马克斯·韦伯在中国：《韦伯传：思与意志》对谈会

10月15日下午，在古色古香的上海申报馆THE PRESS，浙江大学马克斯·韦伯著作翻译与研究中心主任阎克文与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赵英男，围绕着已故德国思想名家马克斯·韦伯的生平与作品，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谈。据悉，这位被视作“社会学奠基人”的学人将在2024年迎来他的160周年诞辰，同时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的新书《韦伯传：思与意志》的推广活动。本次活动还邀请了该书的译者黄自勤和高星璐，共同分享他们的翻译心得。

赵英男做了简要的开场。他表示，在国内有不少的学者都做过韦伯著作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但像阎克文这样持之以恒地投身于韦伯学说的人则寥寥无几。

作为《韦伯传：思与意志》的审校，阎克文认为，出版该书证明了出版社具有独到的眼光，另外，两位译者的译笔也都非常可靠，因此，对于进入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世界，该书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子。此外，阎克文还推荐了另外几本韦伯的传记或评传，相信在读过之后，人们能够对马克斯·韦伯有一个全面的理解。随后，阎克文指出，韦伯对于德国的学术思想及文化传统来说，是一位“叛逆型的人物”，尽管他熟稔哲学史、哲学人物、哲学理论等，但是他极少谈论哲学。其中的核心原因在于，韦伯是经验理论家，而非纯理论家，哲学不是他的学术兴趣。马克斯·韦伯的胞弟阿尔弗雷德·韦伯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二人的分歧在于，马克斯认为阿尔弗雷德的研究内容中，纯理论的部分过多，而实证研究的部分过少，若照此继续，研究将行之不远。最后事实证明，兄长的观点更为正确。

之后，阎克文谈及了韦伯著作的翻译问题。他介绍说，德文原版的马克斯·韦伯全集已悉数出版，共计56卷。目前英译本的规模只相当于全集的十七八卷，中译本也是如此规模，因为后者大体上是通过英文转译而来，极少通过德文。阎克文指出，这由此便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文本信息的流失和失真程度严重。举例来说，韦伯的名著《经济与社会》的英译者京特·罗特（Guenther Roth）是一位正宗的日耳曼人，在纳粹上台之后逃往美国，京特·罗特本人的英文水平老练，最重要的是，他终生都是韦伯研究者。但令人吃惊的是，其英译的《经济与社会》，“从形式到内容的扭曲、歪曲、失真和流失的情况，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彼得·拉斯曼（Peter Lassman）与罗纳德·斯皮尔斯（Ronald Speirs），他们编译出《韦伯政治著作选》后，英译本仅有380页，而玛丽安妮所编的全集版在不算上注释、索引的情况下就有560页。尽管他们声称，这样的技术性处理是为了“照顾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但阎克文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这纯粹是谎言，本身就是译者人格上的缺陷，不是说学术缺陷。”

至于中文世界的韦伯作品，阎克文举了台湾地区康乐、简惠美译本的例子，由于版本来源芜杂，包含了德法日俄英等语种，这对统稿方面造成了较大的阻碍，因此导致最后的中译本存在着“一个译者，一个译法”的情况。

在谈到韦伯的另一本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阎克文分析了韦伯的创作背景。马克斯·韦伯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的第一代欧洲知识分子的一员”，马克思主义在成为一个社会与政治动员的话语系统之后，存在着被简单化、教条化的问题，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在当时，这对欧洲人的影响极大。在韦伯看来，这种一元化的决定论是有缺陷的，因此通常来说，韦伯与马克思在思想来说是不可调和的对头，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二者的对立不在于意识形态，而是方法论。以“资本主义”为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阶段；韦伯的判断是，资本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经济现象，区别在于，这个现象是现代的还是前现代的。

阎克文不断强调韦伯思想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由经验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韦伯只不过是将之揭示出来而已。若只是浸淫于概念游戏，就捕捉不到经验世界。为了说明这一点，阎克文提出了“概念工具箱”的说法，借助形如责任伦理/信念伦理、三种支配类型等韦伯式概念，可以进一步挖掘经验世界内部的相互作用。

阎克文提到，韦伯思想具有反传统、反体系的特点，它并不是由于韦伯的早逝才在成体系的道路上遭遇中断，而是韦伯的“有意为之”。

赵英男继续提问到，这部超过1000页的传记，在呈现韦伯的形象方面，有何独到的特点？阎克文认为，克斯勒教授准确地把握到了韦伯的多元化问题。任何一个历史过程、历史现象，都是由多种原因、要素所决定，不论是军事、政治、宗教、文化还是经济。相较于其夫人玛丽安妮的传记，克斯勒在选材上更为多元和广泛。赵英男注意到一个细节，在韦伯大学第三个学期开始之后，作者便较少地大段引述玛丽安妮的报道，赵英男对此分析，或许这个时候韦伯无论是从思想还是人格上的这种成熟，可能到达新的阶段，人们已经无法依靠某一种单一的材料去理解这个叫做马克斯·韦伯的人，因此“多元化”是这本传记一个很突出的特征。

赵英男透露，阎克文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到12个小时，“偶尔有例外，我以为时间会少，他说有的时候会在15个小时”。阎克文表示，自己在读了韦伯之后，“有一个被导弹击中了的感觉”，并且从公共话语的角度来说，韦伯的学术价值到现在都不过时，用雅思贝尔斯的说法是，马克斯·韦伯“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赵英男回顾，美国城市圣路易斯不仅是自己学生时代曾经交流访学的地点，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斯·韦伯及其夫人也因彼时的“万国博览会”，曾在这座城市逗留许久。赵英男指出，在解读韦伯的著作与理论的时候，人们会意识到，在其作品背后事实上都有一个长期的关切存在，而这种关切影响了他的遣词造句、他对于文本结构的组织以及他对于理论资源的选取。赵英男特别提到，在韦伯的演讲《以学术为天职》当中，他说现代的学术生活其实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一个人“不会有享尽天年之感”，在这个意义上，生与死对他来说不是特别有意义。这种“托尔斯泰式的问题”，一反韦伯以往对世界所做的理性化考察，若是对韦伯个人经历有所了解，便能理解这种张力。

在对谈的最后，赵英男提到了韦伯的学术传承。赵英男引用了蒙森当年在韦伯执教资格论文答辩时对韦伯的嘱托：“孩子，接过我的长矛，我的手臂已经不堪其重”。韦伯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在如今依然存在。在对谈的最后，赵英男向阎克文抛出了一个问题：在如此多年过去后，我们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关心韦伯，他对于中国的意义何在？

阎克文回答道，韦伯的价值在于他所坚守的客观性，这不同于八面玲珑，回到最初所说的，韦伯是一位经验理论家，毕生都在从事经验研究，探究经验现实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韦伯当年在美国考察之后的结论是，美国社会的新教伦理精神已荡然无存，空有经济上的铁笼，此外，美国的“现代大众民主”存在着危险，它“往往就是民粹和反智的直通车”。除了阎克文从政治方面来阐述外，赵英男补充了学术的角度，他推荐大家阅读《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在其中，韦伯认为，将一项事业作为毕生的追求，一定有此人的价值关联在，但是在投入其中的时候，就需要一个非常客观的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角度来展开。阎克文也补充说，这要求一个人拥有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且对于一个人的判断和认知能力是绝对可靠的检验方式。

对谈结束后，二位译者也分享了自己的翻译体会。高星璐借用德语单词“Tanzbär”（会跳舞的熊），将《韦伯传》的翻译过程比作“戴着镣铐跳舞”，需要在自由表达与遵守翻译规范中做平衡与斟酌。

在提问环节，三位读者针对本书的副标题、韦伯的价值中立概念，以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文明类型国家的接受度进行了提问，得到了四位嘉宾的精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