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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周有光民俗译文两则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10月24日 16:00

原标题：新发现的周有光民俗译文两则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王道

第一则

《民俗学是什么》，关于民俗调查的科学途径

近翻阅民国民俗旧刊，发现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的一篇译文，有关于民俗调查的主题，原文作者为英国学者。其实早在1933年，周有光留学日本时就曾关注过语言学，并在当地学习日语，同时留心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吴方言的研究，尤其是评弹语言的研究，因此后来他推动了《苏州评弹记言记词》一书在日本的传播。但使人们知道他的翻译成就则是1986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出版，周有光当时还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为此“周百科”的外号也算是“名至实归”。而这篇有关民俗的文章，则是英国著名女民俗学者班恩女士(C.S.Burne）的代表作，书名为《民俗学是什么》（又名《民俗学手册》），当时可以媲美人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的相关著作。此文其他章节曾有福州协和大学教授陈锡襄（北京大学毕业，曾赴英国伦敦留学）翻译刊登，而周有光则是该著作“序论第二段的翻译”。

年轻时期的周有光

一周有光有意接触民俗学？

这篇署名“周有光译”的《民俗的采集和记录》长文发表在《民俗学集镌》第二辑，该专辑于1932年8月1日出版，由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娄子匡编纂，当时由中国民俗学会发行，杭州景山书局、上海开明书局代售。看到译者署名，曾使我一度怀疑，是不是重名？因为刊物上皆为民俗学名家，顾颉刚、钟敬文、娄子匡、江绍原、周作人、赵景深等。而周有光似乎并未有接触民俗学的记录，但是在文后有一个作者介绍：“周有光，前光华大学英语助教，现任《民众教育季刊》编辑。”

这就可以证实是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无疑了。

周有光先生从苏州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当时大学学费还是靠着亲友给凑齐的。1925年周有光因为“六三事件（学生运动）”离校转入光华大学就读，他后来的夫人张允和女士也是在该校毕业，并曾在光华附中任教。1927年，周有光从光华大学毕业，当时迫于经济压力，没有继续出国留学，先后在光华附中、光华大学部教书。有段时间他追随孟宪承去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后又转至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而《民众教育季刊》就是该校编辑的校刊。该刊创刊于1930年12月1日，出版地位于杭州。当时周有光正好在该校任教，显然是会担任这一职务的，须知他早在苏州就读时，就曾参与张家《水》杂志的编写工作。

1932年，张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与在杭州工作的周有光常常约会。周有光也曾经写道：“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在上海结婚，接着便一起赴日留学去了。因此这篇文章是当时周有光在杭州时所翻译。可知他当时有心接触民俗学，取其实用主义，有利于推动国内的民俗调查。

周有光与张允和

二民俗调查，先与“土人”交朋友

周有光在翻译原文时尽量使用的是与中国人口语相对应的词语，当然有些限于当时的语境，还没有完全实现地名、人名统一。

“无论在那（哪）种地方采集民俗，第一件应当注意的事，便是和土人要先成立友好的关系。一切违反谦逊、辞让、虚心的行为，都是成功的绝大障碍。”周有光的翻译显然是不像今天的语境习惯，但是具体的意思却已经表达明白，这里说的“土人”在文言文里曾有相同表达，实际上就是本地人。他接着译，说从事风俗采集的人士要从服装和用具上注意，不要给当地人以突兀和炫耀的印象，要态度和蔼，穿着质朴，尤其要注意当地的礼貌和习惯，尽量做到就像是自己到了昔日的好朋友家中一样，不给人唐突的感觉。而且要注意一般的日常之外的事情，要注意多倾听当地人的自述，安静的聆听，尽量不要发问。他还以原文的举例说明，既不能像是牧师听到别人陈述的离奇事件而假装惊讶，更不能听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大为讥讽。甚至对一些地方的古怪的约定，如某地的地保一定要是双胞胎才可以当选，大为讥笑。上述种种行为是绝对的忌讳。

对于采访人来说，要对土人抱以极大的同情。注意吸收和理解他们的各种怪异故事和行为，就好像是真实发生过一样。“我们必需先明白：国内外文化较低的风俗，在我们看来固属怪异，而在实行这风俗的土人的观点看来却是敏感而合理的。困难在与捉住（抓住）这个观点和发现隐藏着的意义……”周有光在译文中还举例说明，国外有个民俗学家金斯莱女士，一次乘坐土著人的独木舟在西部非洲的河道中行驶，突然岸上有个男子向他们开枪，她就上岸去责问那个男子为何做这种凶狠的事情？后来才明白，这男子最近遇到一个伤心事，他的妻子跟着邻村男子私奔了，他需要对乘舟前来的任何一个外来人开枪，只要这样做，全村的男子就会帮着他去找邻村人算账。这看起来有点荒诞，却是当地人因循多年的习俗。为此金斯莱认为，作为旅行者，或者外来者，要想获得真正有效的民俗信息，仍需要得到在当地居留者的帮助，或是获得当地人认可的一个白人的介绍，这样就能够进一步获得土人的信任。要从当地人礼仪、会晤、馈赠等各方面去熟悉和习惯，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小事。

1913年，民俗学家邓伯尔爵士在英国伯明翰市对着人类学小组演讲时说过，“没有别的事情，会比对于这些小节的错误更容易离间行政官和他的人民了。”

从周有光的译文可知，班恩女士的这篇文章特别实用，如文说明，一个外来客，可能比当地富有身份地位的人还要容易采集到有效信息，沙泼先生曾在沙摩色脱州一个家庭的仆人处采集到了一些名歌，仆人的音乐技巧并没有为主人所注意。这是因为外来客更容易对当地的一切细节引起好奇，并富有更深入的观察力。“商人和居留者知道教士和文官无从知道的事。可是也有许多关于社会制度和礼节的珍贵知识，是由不易获得信任的人们采录的，所以就令得不着人家的坦白相告，也不应忽略了其他可有的机会。”

周有光与张允和漫画。丁聪绘

三注意有形和无形的信息

从周有光的译文中，可以得知，班恩女士要求采访民俗信息时，要先做好自身的功课，譬如学习好“万有精神论”、“灵魂论”、“自然的单一”等方面的专业理论，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最好先着手于风俗，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及其连带的仪式。”

至于说采访土人的信仰，则需要注意各种偶然性的机会，如在法庭上、在病床上、在旅途中，或者在游猎时。住在旁加普的一位夫人，决心去杀死一只破坏她优良蔬菜地的鹦鹉，可是她的园丁却抢先过去，躲在一旁把这件事解决了。因为在园丁看来，女主人已经怀孕，如果她击杀鹦鹉的话，会对肚子里的胎儿造成危险。当一位男孩离开本地，一定要带着一把刀才可以上路，但这把刀却不是为了杀了谁，或是伤害什么肉体，而只是一种信仰方式的展现而已。

“我们还须注意见着的禁忌和其他禁例，并探询它的理由。每一个禁忌必定有，或以前曾经有，一种信仰叫做它的背景。”译文中提及，很多琐碎的生活细节，可能就是具体信仰的构成，有时我们获得一种臆说，藉着这些信仰作为证明，就得出了明确的答案，从而获得民俗全结构（即整体面貌）的基石。直接去探究这些信仰的内容，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当地人出于一种先天性的信仰，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和出奇之处。因此需要我们从具体的巫教仪式，或是当地有些知识的人士入手，这些都是“用金钱收买也不是常能窥得其隐的。”

有时我们需要把自己掌握的同样内容与具体人交流，如所谓的巫术，还有“魔舞者”，在这种交流中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和内容。氏族、部落、地方的秘密会社，以及他们的社团，都可能隐藏着民俗信息。

当然，这里还需要花上时间，如斯拨罗脱先生在房可佛岛住了两年，才发现了一个宗教理论的完整的特殊体系。太罗爵士经过十二年才发现爱奴人的蛇祭礼。还有一些民俗则需要采集人亲自入社才能获得信息，即亲身实施一个加入的仪式之后，才能知道一个从未听说过的神的名称存在。“哈同博士说：保留本来面目的野蛮人，最能坚守重要礼节及其相关的一切事项的神圣，并有可惊的缄默守秘和自制的能力。”在印度一些地方，就连自己和妻儿的姓名都是保密的，只有对他们的神才能开放这些信息。

很多民俗信息是有形的，如搜集“符箓”，还有一些则是无形的，隐藏于情歌、儿歌、咒语、预兆之中，“和猎人应谈鸟兽，和樵夫应谈树木，和园丁应谈植物，和牧人应谈牛羊，和主妇应谈烹调和洗濯。养成从具体而入抽象的观察及工作的习惯，是基本的采访规则。”

1995年国内推出的《民俗学手册》

四携带必要的采集工具

这篇译文中，还着重提及携带工具对于采集有效民俗信息的必要性。当然前提是打消被采访人的顾虑，否则不要轻易取出采访工具。在取得对方信任之后，尽量使用笔和本子记录，即使是身处于同一的国度，也不要忽视了方言带来的隔阂，乃至于专业术语的误解。不能以英文记下来的术语，必须要使用原有的土语，不加翻译。

“每篇记录之后，应附陈述者的姓名，性别，寓处，及情状，并注明他或她是否能作两种语言。”到文明未开化的地方，要携带一本《人类学遍览》。还要携带一台照相机、一台收录歌曲的留声机，留声机除了录音，还可以吸引当地人，娱乐等。

有关记录的方式，该文指出，要用红黑两种墨水笔，本人亲见的，陈述者主要的叙述，用黑水笔记录，其他的材料则以红笔记录。笔记本必须用活页的。每一事项记在一页纸上，待有时间时把它们拆开重新分类。而对于民俗刊物来说，还要注意以下五点：

A、说明和土人（当地居民）谈话用的是土人语（当地方言），不完备的英语，或由翻译者转达。

B、名称务求正确，不要误称氏族为部族，灵物为偶像，咒祸为祈福。

C、多记实在的事件，少做一般的叙述。多用第一人称来描述。

D、自己观察而得的事实，和从别人听见、通过书籍看见的事实，应小心分别。从印刷物上得来的印证应紧依原文。

E、完全分清自己所见的证据，和从别种方法得来的知识。自己的观感或意见，也要分别书写，作为绪言或结论。

从周有光的翻译中，可以发现当时为了普及科学的民俗调查，对于班恩女士的论著是比较推崇的，在之前陈锡襄的同本书译文中，还详细列出了民俗学的范畴，如信仰类的天地、植物、动物、人间、人造物、人生与灵魂、神灵、占卜、咒术、疾病与民间医方；风俗类的社会与政治、个人生活仪式、生产与工业、斋日与节期、竞技与游戏；还有故事与歌谣类的，故事、传说、歌谣、俚语、谚语、谜语等，译文中还引用1846年托马斯先生的具体定位，“民间的旧俗”指代民俗，可知中国民俗文化探究与西方相关议题的早期对接情形。也可知周有光在金融、语言学之外的另一个领域的兴趣所在。

第二则

《歌谣与小曲》

在发现了周有光的译作《民俗是什么》之后，很快在《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刊第三卷）上，又发现了周有光的一篇译作《歌谣与小曲》。原作者同样是班恩女士，而周有光正是该刊物的编辑之一，可知他这一时期对民俗研究之倾心。

这篇译作后面还特地作了编者按：“是篇是英国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学概论》第十七章的录译。”从译文可知周有光是从英文译为中文，且尽可能尊重原著，使用的词语可能与当下有误差，同样不碍理解论文含义。

一语言学助力翻译学

“歌谣是一种方面繁多而无隙不入的人类表情的方式。歌谣的研究从哪一个观点着手最为妥善，这是不易说定的。歌谣的起源或许是由于初民对于人类发声能力优于动物发声能力的感觉，其后又进而相信人类发声能力胜于其他事物或现象（随后又渐渐发现人类的发声唱歌胜于其他任何的声响，如水声、风声、虫鸣等）。可是这不过是猜度而已。民俗学者所注意的，是确定歌谣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审查它所进入人的生活部门与它所变化的各种旋律，在低级文化中，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乐音与其他制作的声音对于‘法术宗教的’仪式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音乐应受民俗学者的特别注意”。

在译文中，充分解释了歌谣的概念和用途，可谓是较早研究民谣学和小曲的专业理论。其中谈及歌谣可能与阴间相交通的“诉说”。无论是印第安故事，还是北美地区，都有此类的歌唱和祈辞。就连欧洲较高文化地区中也有同样的习俗。巫师的咒语，“几乎都是用韵语表达的。”而很多地区，“战歌、情歌、摇篮歌、祭歌、婚歌都无疑地在最初是有法术宗教价值和祝祷的性质的。”在一些地方，甚至需要咏唱歌谣以鼓励耕牛工作，或是以歌谣鼓励奶牛产奶。

而劳动之所以与歌谣密切不可分，或许是为了宗教，也或许是为了鼓励劳动者的整齐一致的实际效果。就如同桨的规则击水，战士的步伐，都会促动歌谣的律动和节拍。摇船最是被歌谣所支配者，全世界都有这样的话：“我们的歌声入调，我们的划桨合拍。”水手使用船上绞盘时所唱的《船夫歌》，在1908年夏季航船时依旧使用，而且是船长独唱，水手们齐声附和。

“舞踏（一种类似踢踏舞的形式）也是一样，伴奏的歌谣能振起跳舞者的精神，并齐一他们的脚步。野蛮人的舞歌，普通（遍）是一再重复的短词，有如我们的合唱。北欧和西欧的‘小曲’原来是舞歌。在法乐群岛，现在还以它们为舞踏之用。在别的地方则较古较美的小曲则仅保存叠句，作为跳舞者合唱齐步之用。”

从译文中可知，周有光先生从那时就开始留意语言学，音韵学、叠句、象声词、“仅表神情声音（有些古字和外来语已经废弃，但其发音则可以作为人物表情神情使用。）”的古字。这些都有助于他对于民俗学的翻译，对于无法翻译的古字词，则是照录出来。“这或许是已经废弃不用的古字，或许是不完全的外来语，或是仅表神情的声音。”

周有光、张允和（左）与叶至美合影。

二欧洲小曲与叙事歌谣

文中对于歌谣和小曲的发展，也有着较为科学的推理和追溯。合唱歌的独唱部分往往是叙事的，有的是随口编唱，有的则是连续创作的，而且带有戏剧性的情节和场面感。其中有些重复的部分则成为真正的“小曲式”歌谣的特征。

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歌谣唱词来证实相关理论，并对小曲和歌谣发展进行了分析。“欧洲的小曲是否起源于宗教，我们不能知道。疑是小曲的起源的合唱舞，是在晚间教堂庭院中举行而被教士斥为渎神的，这件事暗示与异教的仪式有关系……”小曲故事多带着悲剧性，而散文体的民间故事则不同，追溯小曲的发生不会早过十二世纪，因为那时“节韵”开始代替了“头韵”。有的小曲没有叠句或合唱，而有着明显的“吟游诗人”小曲的特征。

“叙事歌在最初期有小曲的形式，这已无可怀疑的了。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特征，在伴着舞蹈而歌唱的一段一段地叙述的传说或民间故事中，和前文所引的儿童的唱歌游戏中，”从而可以说明，传说是以歌舞叙述出来的，一个领唱者先把每一节歌唱出，许多跳舞者依着他重复唱，每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徐徐地绕着舞姿转动，顺着似俄罗斯的“波弄奈士舞”。

译文中还陈述了一首长达六十多节的小曲，叙述了在开惠岛（这个歌谣流行的地方）对岸的大陆上，“文化女杰”阿培尔的部下建造一所“男子屋舍”又拆毁的冒险事实。从叙述中可以发现，这个民族造房子的过程，以及使用的工具和材料，还有他们对于生活的信仰。歌谣的后半段还叙述了，这些人乘坐的竹筏在水中沉没了，连同他们带来的番芋、香蕉等物。阿培尔把自己变成了一条条鱼，又变成各种的鸟，来拯救人民，并把他们送达开惠岛，指导他们种植各种可以搭设木筏的植物。

从一首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澳大利亚母亲寻子歌谣中，作者认为，歌谣可能是诗歌未诞生前的用于娱乐的野蛮文化，并具有史诗的粗率形式之叙事法，到了后一时期，则被有意地编制和背诵，以纪念民族的英雄们和他们的事迹，以及民族成长的苦难。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弹唱诗人”的新职业，并成为新的阶级。有的则是由君主直接雇佣，或仅依听众所付的代价而生活。

这些“吟游诗人”的出现，多是配着弦乐器进行歌唱，而诗和歌的作品多是口口相传的，而且并非是哪一个作者所创作的。

三情歌的余韵

在译文中，情歌的部分占了相当的篇幅，其中还做了引述：“我的指环戴在你的指头上，现在不要再回去。你是我的老情人，现在不要再回去。你的誓约是在我的指头上，现在不要再回去。你一向没有骗过我，现在可要再回去。我骑在快马背上，我的爱站在绿的泉水旁；我要在那里坐一会，我要看她的动着的脸，我要完结了惨淡的犹豫。”

对于希腊近代的民间歌谣，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其作品更加完美了，“多安静呀，这些山，多安静呀，这些草原！他们等待的不是死亡，年老并不苦难。他们等待的只是春天，和五月，和夏季的日光……”

“单独的歌谣和故事一样，是很容易流传的，游牧者，水手，或奴隶都把他们带到遥远的僻地去。附属的歌谣不宜和单独的歌谣记录在一起，应与它们所附属的仪式，节目，祭典，或其他机会联合记录”。这是全文的最后结尾。可知周有光对于民俗调查的记录译文，也是与之一体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该刊物还做了作者介绍，周有光当时为该刊主任编辑，与之同刊的作者有松村武雄（日本民俗学者）、林文铮（国立艺专教务主任）、周学普、秋子、黄翼、黄石、程懋筠、温达平、赵景深、刘大白、谢六逸、钟敬文等，可谓是当时多家院校的著名民俗学者，并都有译著，再次证明，周有光当时应该是有志于此的。

（责编：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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