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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张爱玲未曾完成的小说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10月24日 16:43

原标题：郑和下西洋——张爱玲未曾完成的小说

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成名的张爱玲，以擅长写新时代中旧家族青年男女的都市爱情与婚姻而著名。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刻画摩登爱情的作家，居然曾经想写一部以郑和下西洋为主题的小说。终其一生，张爱玲从没有到过南洋；可是，在她的笔下，南洋随时随处可见。

“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

1961年，身居美国的张爱玲对在香港的好友邝文美说，她想去东南亚看看。这封写于1961年9月12日的信上写道：“想在下月初一个人到香港来，一来是因为长途编剧不方便，和Stephen当面讲比较省力，二来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在香港住个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Stephen就是邝文美的先生宋淇。

那么，张爱玲准备写的故事是什么呢？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在整理父母和张爱玲的通信时，便谈到张爱玲想写而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的作品。他说：

上世纪60年代，张爱玲曾在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我父母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1963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

但这本小册子终归是寄出去了。宋以朗补充说：

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一般对她的想象。如果她写出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部书，至少不会用英文写，她在信中说：“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

可张爱玲说的是两篇东南亚背景的小说。那么，另一篇是什么呢？笔者觉得除了郑和之外的另一篇，可能是以苏青和她小叔为背景的故事。1957年，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我想把苏青与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Aroma Port，不过暂时不打算写。”Aroma Port直译过来就是“香港”，可是张爱玲最终也没有写。

其实，早在1950年代张爱玲就注意到了东南亚。想写郑和下西洋的小说，所以张爱玲想到东南亚去看看，可是最终她放弃了这篇小说。

“一个‘蕊’字零零落落，索性成了三个字”

但南洋却不时闪现于张爱玲的笔下。最著名者，莫过于《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倾城之恋》。这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场景：振保看到出身南洋的女主人王娇蕊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不由得噗呲笑了。

在这部小说中，华侨女生王娇蕊是红玫瑰，她皮肤黝黑，身材起伏，敢爱敢恨，不久便和前来租房的振保陷入热恋。最终，振保退却了。振保最终选择的妻子是“身家清白”的孟烟鹂，也就是白玫瑰。

张爱玲自幼生长在破碎的父权大家庭，一生没有安全感。当她自己在传统的父权制度下挣扎、反抗的时候，却无意识地把父权的阴影投射到华侨女生的身上。家学深厚的张爱玲在上海的圣玛丽娅女子中学学习，英文很好。作为中西教育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她常带着讽刺和嘲弄的口吻来评说南洋（马来亚）和侨生。

振保诧异于红玫瑰把“蕊”写成了三个字，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张爱玲对于华侨同学中文的印象。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士洪评论红玫瑰的名字时说：“你们那些华侨，取出名字来，实在欠大方。”张爱玲则讽刺马来亚文明说：“马来亚是在蒸闷得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她又嘲弄华侨女同学的口音，说：“她们的话不好懂，马来亚口音又重，而且开口闭口‘Man’，倒像西印度群岛的土著，等于称对方‘老兄’。”她还调侃其中的一个女同学月女，说：“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北京，没有传统，所以也没有跳舞。月女她倒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同哥哥跳。”

非中非西，非传统非现代，这似乎就是夹在中西之间作为第三者存在的南洋。因此，对于红玫瑰的刻画，张爱玲的笔端明显采用了从高处鸟瞰的视觉。

“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的缘故”

范柳原自称“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对文化他者——“他们华侨”——作的注解；不过，此处的范柳原还象征了华侨的另一个呈现，那就是新兴的海外商机及其带来的财富。范柳原“今年三十二岁，父母双亡，”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有不少的产业分布在锡兰马来西亚等处”。不仅在南洋的产业和生意代表着财富，连和南洋的商业联系，也是上海（也就是近代中国）财富的来源。

正因为如此，张爱玲曾经感叹，生活并不拮据的她，却时常有想象中的窘迫。她对姑姑说：“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的缘故。”她的侨生同学，包括茹璧，她“是汪精卫的侄女”；当然还有橡胶大王们的子女。张爱玲回忆道：“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她又回忆道：“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带着一丝妒忌的尴尬从那时起就在她过于敏感的内心深处播种发芽，多少年后都没有消逝。

“二婶坐着难民船到印度去了”

直接能向张爱玲分享南洋印象的无疑是她的母亲黄素琼，张爱玲则称她为“二婶”，因为张爱玲从小过继给大伯家，所以反而叫父母为二叔、二婶。

黄素琼后来改名叫逸梵（Yvonne）。她裹着小脚，抛夫别子，陪着小姑子留学欧洲。在欧洲，她画油画，因而认识徐悲鸿、蒋碧微夫妇；一双小脚既在阿尔卑斯山滑过雪，也在地中海游过泳；她几次路过新加坡，也曾到过爪哇，因为“她有个爪哇女朋友一定要她去玩，所以弯到东南亚去了一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去了新马（新加坡和马来亚），曾经打算加工新马的皮毛做生意；她有个男友，“英国商人，比她年青，高个子”，“仿佛听说在星加坡”；日本入侵时，“劳以德打死了，死在星加坡海滩上”；随后她坐着难民船去了印度，在印度担任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二战”后，她回到了马来亚，“1948年她在马来亚的一所侨校教了半年书”。实际上她是在吉隆坡坤成女中教书，和青年女同事邢广生结交，不久就去了伦敦。

母亲的南洋经历，给张爱玲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南洋细节。榴莲糕、咖喱、沙袋、巴里岛的舞蹈、沙笼、柬埔寨的神殿和佛像以及马来亚的森林，这些南洋景物时常在张爱玲的笔端涌现。她在《倾城之恋》中写道：

吃完了饭，柳原举起玻璃杯来将里面剩下的茶一饮而尽，高高的擎着那玻璃杯，只管向里看着。流苏道：“有什么可看的，也让我看看。”柳原道：“你迎着亮瞧瞧，里头的景致使我想起马来的森林。”杯里的残茶向一边倾过来，绿色的茶叶黏在玻璃上，横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积着的茶叶，蟠结错杂，就像没膝的蔓草和蓬蒿。

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