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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我能够传给子女的东西是很少的 | 专访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10月27日 17:13

原标题：张大春：我能够传给子女的东西是很少的 | 专访

“莫言说，这个故事在他手里可以写110万字，但我写得很小。历史长河中，人就是一个小点，浮华散尽，最后留下至多一个名字。人们正在努力的，无非让这个小点的位置高一点，世俗生活富裕一点。基于这点考虑，我写前跟自己订了一个契约：不用任何虚构，用最洗练的笔墨，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细节，用简笔，所谓’一笔勾魂’。”

2003年，台湾作家张大春出版散文集《聆听父亲》，带未出世的孩子了解山东祖家。书中的读者是尚未出生的孩子，讲的是孩子父亲的父亲的故事。张大春的作品类别极为庞杂，魔幻、武侠小说、历史、儿童文学、文学理论……梁文道称他是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聆听父亲》是他作品序列中特别的存在。这本书颠覆了他掉书袋、玩典故、扮顽童的文坛形象。好友朱天文说，这是张大春暴露弱点的一部作品，因为他有了牵挂。张大春自己说，这本书写完，第一次有被掏空的感觉。

二十年过去，张大春对祖家的深情没有改变，做父亲的心态倒是早已跟随儿女的成长不断变化。提到儿子张容，他显得很谦逊，表示儿子在很多方面给他启蒙。父亲的言行，影响了张大春如何对待子女。他在《认得几个字》中写道：“几十年前，每当我仰着头，跟父亲问起我爷爷这个人的任何事，他总说得极简略，末了还补一句：“我跟他关系不好，说什么都不对的。”这话使我十分受用，起码在教训儿子的时候不免想到，这小子将来也要养儿育女的，万一我孙子孙女问起我来，得到的答案跟我父亲的言词一致，那么，我这一辈应该就算是白活了。”

年轻时他曾问父亲最好的朋友是谁，父亲说：“有三个罢，倒还有两个没出来。” “那还有一个是谁？”父亲指着他鼻尖说，“就连我儿也一块算上罢。”多年后他问儿子，爸爸最好的朋友是你，你最好的朋友会不会是我？张容想了想说：“应该不会。”

儿子、女儿对他的文学世界不感兴趣，不看他的书，但他并不介意。他清醒地知道孩子的生命动力是寻找同侪，脱离父母，翅膀长硬了就是要飞。最终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的人，父母能做的实在不多。

有趣的是，张大春受父亲影响却颇深。还没有上学认字之前，父亲总是拿这些字当材料，一个字配一个故事，讲给他听。坐在父亲膝头听故事，是他儿时重要的记忆。父亲也是第一个在意他是否能把字写好的人。他对文字的兴趣延续至今。写小说、主持电台节目、说书、监制舞台剧、在大学教文学、给王家卫当编剧顾问、跟周华健合作写流行歌词……到50多岁以后，他最重要的事变成练习写毛笔字。大半生看似丰富的经历，内核始终是文字。

他对于自己作为传承者（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作家）已经没有什么野心，他认为人类求知的形态已经完全改变，阅读已经没落。现在他选择回到文字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三十六年前，我父亲让我跨坐在他的膝头，听他为我讲述一个从石头里迸出来的猴子的故事，以及三个在桃树园子里结拜成兄弟的英雄到处去打仗的历史。我将在五年以后做同样的事情。不过，到你五岁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听木马屠城和奥德修斯流浪的经过了。我会一字不漏地把《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念给你听，不放过任何一个别人也许以为不合适的细节。可是，这样做并不表示你的父亲对故事里的涵义一无顾忌，我之所以会先把这一部分的奥德修斯写下来，其实正出于我的恐惧。我生怕到了你坐在我膝头上的那个时刻，我已然不会有勇气向你透露：自由的失落、惩罚的折磨、囚禁的永恒以及命运的巨大......诸如此类的想法，因为对一个孩子来说，它们听起来像是诅咒，将倏忽从角落中掩扑而来。而我们没有能力预见。”

——张大春《聆听父亲》

父亲和儿子在年轻时都比我强

新京报：《聆听父亲》开始构思是写给未出世的儿子的，现在张容也25岁了。书中当初设想的父子对话，比如5岁给他讲《奥德赛》，后来实现了吗？

张大春：写的时候当然充满期待，但是等到经历孩子真正的成长过程，绝大部分原先的想象都落空了。没有照着照片长的人。张容现在是个理工男，他学的是建筑。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现在和儿子也到了“多年父子成兄弟”的阶段，这是很难得的缘分吧？这是父子关系并不常有的状态。

张大春：我们相处的过程不见得都是那么顺利好过的。我们家四个人，个性都很强悍。有的表现在语言上，有的时候表现在态度上，有的表现在对于事物的价值坚持上。生活里太多事情是两个异类之人去磨合，而且不成功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书名叫《聆听父亲》，形式上说是要写给孩子，以没出生的张容为读者想象。当然，后来他出生了，2003年这本书后半部写了不到5万字，写这部分他都是跟着的。

《聆听父亲》，张大春著，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3年10月。

可以想见，作为一个不断跟这个世界融合的小孩，他现在能够教我的，比我在这个年龄能够提供给我父亲的多太多了。现在经常是张容对我进行启蒙。我没办法在他这个年纪告诉我父亲知识上或者伦理上、社会跟历史、责任上面有些什么新东西。我年轻时候比他现在幼稚太多了。我父亲在同样的年纪也比我成熟，我就是两头不靠。

新京报：对，你在书里也提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常常想这个年纪时自己的先祖都已经如何如何，而自己只是一个高中生。

张大春：在我上面两三代以上的老辈们，我的父亲、爷爷、我的曾祖，他们很年轻时，甚至很小很小根本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承担非常具体而壮阔的事物，包括时代的改变，大范围的政治影响。所以相对而言，我在同样的年纪是相当幼稚的。而我的孩子现在在知识涉猎和国际观上都比我强很多。

人们不再对书本好奇和敬重

新京报：那你现在会怎么看延续和承袭呢？这也是这本书里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张大春：有一个问题是，现在是人类文明的常态吗？我是打大问号的。因为常态下文明是会累积跟成长的。但假设过去几千年算是人类有文明以来，不论在技术上、科学上、社会制度还有各种观念上，都慢慢进步的过程，那现在就不一定是常态。因为进三步可能退五步，再进两步又可能会退八步。如果我们想象文明是线性发展的，会永远失望，沿袭、传承的东西一定是不足的。

比如中文的古典文学，诸子百家唐宋诗词这些，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能进入大学教科书的作者，以及教材的编写者，他们所涉猎到的基础知识，都是我们远远不及的。我们还在读，我还没读完他们给我编好的，比如《乐府诗集》《唐宋诗举要》《廿二史札记校正》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东西，但是在清末民初，由于大学学院的建立，近代人重新整编，形成大学教科书。我到现在还有很多没读完。可想而知传承有多不足。

十二三世纪，西方的大学、学院就开始建立。为什么要建立大学？有人比喻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现在这个说法已经变成一个通俗语了，但最早就是用来形容沿袭、传承。因为只有当你站在巨人肩膀上，你的确可以看得比他高，好像一代会比一代更强。

但是相对的，也有文化悲观主义认为，任何事情还是远古的比较厉害，我们永远无法超越。后来的永远是次一级的。因为知识会零落，会变成片段，会被曲解、误读。或者说知识在传递过程中是来不及被完整复制的。

那么到底你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辩论，而且不可能在每个人身上都验收到结果。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写完这本书到现在20年了，我特别感受到我越来越悲观。就是我能够传给我的子弟的东西是很少的。我也没有要求他们看我写的东西，他们也没兴趣看我写的东西。所以说到沿袭跟传承，在我家里就没有。就文学来说，我没办法给他们搞一个考试，看看过关没有。我自己恐怕都没过关。

张大春的猫（张大春提供）。

新京报：但你似乎对这个也没有什么执念，并没有觉得一定要把自己对祖家的这种感情，包括上几代人的人生经历中一些智慧，一定要告诉下一代，省得他们吃亏。

张大春：人生智慧这方面没有传给他们的执念，但对祖家的感情还是希望能传下去。祖家，这是我常常在书里提到的。讲“老家”显得不那么庄重，所以我会用“祖家”。

大概十几年前，我去北京看望我的姑母，我姑父是书法家欧阳中石，我经常向他请教。有一天闲着没事，我就逛他们家厨房，厨房虽然很窄，但是东西非常齐备。然后我看到墙上挂着一个用挂衣服的铁丝撑子给弯成的一个东西，在那个上头缠了非常厚的一圈用过的红白塑料袋。要用塑料袋的时候，就扯下一个来，像扯卫生纸一样。

我问这是谁做的？姑父说，那还有谁，当然是你姑姑做的。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我开玩笑说你这可以申请专利。姑姑说：“这是我们张家门儿的德行。” 就是节省，想办法让所有的东西回收利用。后来我回台湾，我也回收利用塑料袋。祖家的德行我得学一下。

新京报：书里经常写到“张家门儿的德行”，包括饺子馅儿的调法。

张大春：是啊，猪肉馅儿的要和韭菜，牛肉馅的要和白菜，羊肉馅儿的要和胡萝卜。传承的不一定是文学、艺术、历史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家里面能够传递的，而且是对种种正向价值有帮助的这种教养内容都应该保留。

老张家不是特别强调门第流传，宁可视其小者，注意那些细微的，琐屑的，踏实的东西。可是如果纯粹讲文本知识的传承，可能我们正在面临很大的挑战，而且是很长期的挑战。就是人不再对于书本如此好奇或敬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母亲在琐碎生活里的强韧

新京报：2020年你的新书《我的老台北》出版，这本书里也提到很多关于父亲的记忆。之后还会再写回忆录吗？

张大春：我从开始写作就没有重复过，哪怕是在商业或者口碑上看起来有成绩的作品。我不出续集或者二三集这种书。繁体版《聆听父亲》的封面上是印着volume 1（第一卷），那个字有点像钞票上的防伪水印，当时有人问我会不会有volume 2（第二卷），我说应该会。

过了十年，又有人催我，说总归要出volume 2，或者有没有《聆听母亲》之类的。我就说你们不觉得《认得几个字》就是volume 2吗？我没办法再重复一个已经熟悉的、旧的形式。我跟两个孩子一起学习89个汉字的过程写成两本书，《认得几个字》和《送给孩子的字》就是volume 2了。

《认得几个字》，张大春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新京报：《聆听父亲》再版的时候，出版社建议过补充一些关于母亲的内容，具体打算写什么？

张大春：一开始计划写两万字左右关于我妈的事情，后来也没收录进去。准备写的都是我跟她相处的非常多琐碎小事。我母亲比我父亲还大两岁，她没有受过一天正式教育，可是我高中以后就注意到，她每天可以看报纸，而且还可以头头是道地跟我讨论。她也从来不跟人说她没有念过书，不提，但她就是能够暗暗下功夫。

就像她做菜一样。以前在山东老家的时候她是少奶奶，不用做饭，家里有厨子，书里写到过。到了台湾，家里请不起佣人了，当时父亲的薪水非常微薄，所以我母亲就必须量入为出，想办法自己料理饮食。她完全靠自己学习、锻炼厨艺，到我小学时代，她已经可以办一整桌的筵席。

我记得很清楚，最主要是因为我父亲的亲戚、同事，一些山东老乡都是单身汉。这些单身汉每年过生日都到我们家来，我母亲就做一桌一桌的菜。这种做菜的能力很多家都有，并不是太稀罕。只不过对我而言，关于母亲的很多记忆都是暗中形成的，是在这些非常琐碎的生活里长成的一种强韧的东西。像是某一种植物，或者是某一种光亮。所以我后来也自己做菜。老实说我做得不好，可是我就坚持一定要做。

新京报：书里虽然对母亲的描写不多，但读完印象都很深刻，比如写到母亲不做梦。她的语言非常简短、干脆，有时候会说父亲很“絮”，就是絮絮叨叨、啰嗦的意思。觉得她的语言很有风格。

张大春：对，“絮”就是我们山东话。

写毛笔字，理解每个字的来历

新京报：刚才提到姑父欧阳中石先生，他2020年去世。这两三年很多老人离开，包括杨牧、张北海，都是你熟悉的朋友、长辈，也看到你写诗文悼念他们。这三年关于生命或者死亡的看法有没有一些改变？

张大春：谈不上有什么值得说的领悟了。倒是熟悉的人忽然一下远行，而且再也不会回来，这个感觉比较强烈。但这也说不上是新的体会。所以40岁左右写的这些书，现在回头看，我其实有一点不忍心。因为觉得好像幼稚一点。

过去几年，我特别重视想要完成的事情，都不是什么大志、志业。老实说我连写小说都不是那么在意了。比如我每次跟我太太或者跟朋友讲，想写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梦到一个小说，精彩极了，我只会讲讲，可是始终没有真正动笔写下来。

尤其过去三年刚好是大疫如潮，潮起潮退，想要完成的事浓缩到非常小的点。你无法想象，我现在每天朝思夜想的，就是写毛笔字，就是抓起毛笔来写字。

比如我的生活琐事、读书笔记，对某些事物的观察看法、给朋友的信笺、给家人的便签，工作上联络事情的答复，只要能够变成文本的，我通通用毛笔写下来。写完以后就拍照发给相应的人，要断句的地方打上红圈。每天写大概不会超过2000字，但是绝对有1000字以上。每个字就是半个核桃、一个核桃那么大。写起来一是没有标点，二是几乎不用白话文，都是文言文。那个文体有一点像钱钟书的《管锥编》。

写给友人的字。（张大春提供）

所以我手机相册里只有两种东西，毛笔字和猫，两只，高丽菜跟海明威。这也是当年写《聆听父亲》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的。怎么会从五十几岁开始忽然之间有非常巨大，而且不会改变，也绕不回来的转捩，这很有趣。其他方面目前都没有新想法。对书法的执着跟着迷倒是以前从没想过的，而且满足感完全超过写小说。我其实不太有兴趣跟人沟通，但是一想到这是可以写封信的机会，那好吧，就写了。

新京报：你一直研究汉字，每一个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如果请你给最近几年的生活选一个字，你会选什么？

张大春：临，临时的临。因为我这几年临帖临得多，而且这个字有好多意思。繁体的“臨”左边是臣，右边是一撇一横，下面一个品。这个品是什么呢？就是货物。一撇一横是一个人的身体。左边那个“臣”就是一个大眼睛，这个字强调一个人在高处，眼睛睁得雪亮，在看管那些货物，或者说看管那些事物和东西。意思就是居高临下的监督。另一层含义是动词，临摹。比如你有一张画，我要画得跟你一模一样，这就是临一遍。临帖也是取这个意思。

大致我60岁以后到现在，就重新做一些我小学时候应该做，但是没做完整或者没做透彻的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我认为该临的帖重新临一遍。当然，因为我不是书法家，所以我写字有些限制，写行楷、行草比较多。有的时候为了好玩，会特别把草书的一些形体跟线条，放在行书甚至楷书里面。也就是让混合的书体产生一种线条与线条之间既融合又冲撞的趣味。这是我自己的游戏。

虽然我不是真正的书法家，但还是要把书法本格的技术都学习、磨练到位。所以在我生活里可能最重要的事就是，睁大眼睛看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