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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博拉·利维：21世纪女性的写作和生活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11月07日 11:19

原标题：德博拉·利维：21世纪女性的写作和生活

德博拉·利维（Deborah Levy, 1959- ）

女性到底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写作？伍尔夫在1928年十月的两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一个想写小说的女性需要钱和属于自己的房间。不幸的是：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伍尔夫提出的问题似乎仍未过时，因为想要写作的女性仍然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英国女性作家德博拉·利维（Deborah Levy, 1959- ）在她的自传三部曲中尝试从个人经历出发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她给出了一份来自21世纪的答案。

2013年以来，利维出版了三本讨论生活和写作的随笔，分别是《我不想知道的事》（2013年）《生活的代价》（2018年）和《自己的房子》（2021年）。这三本书被利维称为“生活进行时自传”（living autobiography）三部曲。利维的法语译者赛琳娜·勒华（Céline Leroy）将其译为“移动中的自传”（autobiographie en mouvement）。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这三本书分别对应的是利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所面对的生活。利维在接受法国文化广播电台时曾说：《我不想知道的事》是她四十多岁时写的，讲述她如何从一个难以开口大声说话的小孩变成了一个能发声的作家的过程。《生活的代价》是五十多岁时写的，当时利维刚离了婚，搬到北伦敦的老式公寓。《自己的房子》是60岁时写的，利维的两个孩子之一——她的大女儿——去上大学，不再跟利维住在一起，利维也开始频繁去其他国家旅行和居住。正如利维所言，这些书不是在事情结束以后写的，而是写于“生活的风暴之中”。

《我不想知道的事》英文版封面

说出来不等于说得大声

利维并没有选择沉重的笔调书写她所经历的变故，而是把这些沉重的东西写得很轻。在《我不想知道的事》的开篇，利维住在马略卡岛的简朴旅馆，她是去那儿写作的。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利维在餐馆跟一个在岛上经营杂货店的中国男人拼桌。中国男人会讲西班牙语和法语，但是英文不太好，他问利维是否会讲中文。利维说不会。他又问利维是否会法语或西班牙语。利维也不会。中国男人感慨：“你们这些英国人怎么都不会外语？”利维反问他：“确实如此。可是你知道吗，我也不完全是英国人。”利维开始跟中国男人讲述自己的身世，叙述由此展开。在这三本书中，利维多次采取相同的策略，即在与他人的对话框架内自然地推进叙述。通过这种既隐秘又轻松的方式，利维说出了她的来路。

1959年，利维出生在种族隔离制度仍存在的南非。她的父亲出生于一个从立陶宛到南非的犹太家庭，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成员。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支持所有人不分肤色和种族享有平等的人权。利维5岁时，她父亲作为政治犯被关入监狱。在利维的父亲入狱期间，利维的母亲靠当打字员养家。正是在这段时间，利维发现自己无法大声说话了。后来她被送到教母身边，进入修女管理的修道院学校。利维9岁时，父亲出狱，她随家人到英国，从此在英国生活。她逐渐适应一个新的国家，适应英国的英语，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些事情中的每一件都足够沉重。利维确实“不完全是英国人”。正如利维所言，那些不想知道的事其实是已经知道但又不想近距离审视的事。

《我不想知道的事》2013年诺丁山出版社版的副标题是“对乔治·奥维尔1946年出版的《我为何写作》的回应”，2013年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版的副标题是“论写作”。说到底，利维讨论的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来路，即她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这种来路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经历，另一方面是思想层面的来路。十五岁的利维既希望变得跟其他英国人一样，又渴望成为作家。她通过阅读模糊地了解到法国的诗人和哲学家都坐在咖啡馆里一边喝浓缩咖啡，一边写自己有多么不开心。可是她当时生活在伦敦的西芬奇利（West Finchley），那边没有这样的咖啡馆。她开始在餐馆的餐巾纸上涂写。后来利维写剧本，出版小说，获了奖。她认为写作的关键是要找一种与自己的声音足够接近的声音。波兰演员佐菲亚·卡林斯卡（Zofia Kalinska）的一番话给了利维很多启发。1988年，利维受邀去克拉科夫写一篇关于卡林斯卡出演的戏剧的稿子。在排练现场，卡林斯卡跟一个年轻女演员说：“说出来不意味着要说得多大声，而是要感觉自己配得上表达一种期待。”而利维正是在写作中践行这一点。重要的是发声，是把事情说出来。

《生活的代价》英文版封面

“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自我”

一个女性作家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绝非易事。在《生活的代价》中，利维开始更为具体地讨论身为女性和身为女性作家的体验。她毫不避讳地使用“父权制”、“异性恋”、“社会系统”、“社会等级制度”等人们可能并未期待在随笔中读到的词。可是，利维并不在意体裁，她只是以文本为容器表达她想表达的观点。利维写道：“大部分跟我一个年纪的异性恋已婚作者在与文学相关的宣传活动中都倚靠他们的妻子。”“就跟所有包含着爱的东西一样，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开心得无以复加——也让我们不开心——可是从来没有像21世纪的新父权制那样让我们感觉自己很可悲。21世纪的新父权制要求我们既被动又野心勃勃，既有母性又有性吸引力，既自我牺牲又自我实现。”原来这些话可以这样直接地写出来。

《随心所欲》

她敏锐地观察周遭的一切，她倾听与她同属同一空间的人的对话。她无法忽视那些人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的场景中性别不平等要素。例如，利维偶然在哥伦比亚海边酒馆听到的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老男人的对话。年轻女孩讲述自己曾在墨西哥潜水的经历。老男人听完以后说了一句：“你话挺多啊，是不是？”这何尝不是一个有关女性作家的隐喻？人们还没有完全习惯听一个女性讲述她的经验和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电影《随心所欲》的开头，安娜·卡丽娜饰演的娜娜被坐在她身旁的男人说：“你就只说你自己，你就不能聊点别的事情吗？”利维从这部电影中选了三个场景作为她自传三部曲（企鹅版）的封面，法语译本和中文译本都沿用了相同的封面设计。我猜利维一定对这部电影有很多感情，她一定注意到了这句话。潜水的年轻女孩和电影里的娜娜似乎都不被允许表达自己。利维提到奥威尔认为全然的自我意识是作家必需的品质，然后她犀利地指出奥威尔或许没考虑到女性作家。因为哪怕是最桀骜不驯的女作家都需要持续努力、花上大量时间才能建立起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认为自己想写的东西值得一写并非理所当然。要学习当一个主体，还要学习当一个主语。要把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放到世界的中心。在这个艰难的学习过程中，利维的榜样是杜拉斯。利维形容杜拉斯有一种“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自我”。她曾在访谈中说杜拉斯是她最喜欢的作家。2011年，利维在一篇发表在《独立报》上文章中提到：在英国想找到翻译成英文的外国文学作品曾经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她在29岁时（1988年）读到了芭芭拉·布莱翻译的、杜拉斯1984年出版的《情人》。读到《情人》对利维而言既是一种启示又是一场震撼。

《我不想知道的事》法文版封面

深受法国女性作家的影响

利维受法国作家、尤其是法国女性作者的影响很大，她引用杜拉斯、波伏娃、科莱特、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佩雷克、普鲁斯特、阿波利奈尔、艾吕雅。当然，她不只读法国文学，她还引用过费兰特和艾米丽·狄金森。我想到我研究拜占庭史的朋友关于引用的一番话，她说只有通过引用才能知道一千年以前的作者都读过什么书。引用是一个作者对思想谱系的直接展示。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维慷慨且真诚。她毫不掩饰地展示她思想层面的来路。利维在《我不想知道的事》的第一章依次引用了萨特、克里斯蒂娃、杜拉斯和波伏娃，而且是大段的直接引用。利维说她引用这些不是因为这些句子放在这里很漂亮、显得很聪明，而是因为这些句子对她而言很重要。利维把波伏娃视作她的缪斯，她觉得她跟波伏娃有共同点：我们都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了一张车票，这趟车的目的地是一种更自由的生活。

2022年初夏，我刚开始读利维的时候一度犹豫该读英文版还是法文版。当时，赛琳娜·勒华已经把《我不想知道的事》和《生活的代价》翻译成法文。这两本法文译本2020年在法国获得了费米娜外国文学奖。而且，我第一次听说利维就是在一档勒华谈翻译的广播节目中。我找来了英文版和法文版的《我不想知道的事》。最开始我拿两个版本对照着读，后来很快决定读英文版。利维的英文直接且有力，非常有魅力。今年夏天，利维的法文译本推出了口袋本，我陆续买了《生活的代价》和《自己的房子》这两本。我也不知道为何鬼使神差地买了法文译本，或许是因为法文版的装帧胜过企鹅版，或许是因为我对法语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法文译本里有勒华贴心的注释，斜体且加星号表示这个词利维写的时候就用了法语词。可见利维是多么喜欢法语词！

本文作者在准备写本文期间读过的书

读完《我不想知道的事》以后，我开始读杜拉斯的《写作》。跟利维一样，杜拉斯我读的也是译本。在我尚未学法语的年代，我几乎读完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整套硬壳精装的杜拉斯。因为利维，我第一次用法语读了杜拉斯。我在杜拉斯的笔下感受到了利维所说的那种“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自我”。因为利维慷慨的写作姿态，我被引向了更为广阔的阅读空间。

21世纪的物质生活

“21世纪”是利维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词。她详细地描写21世纪的物质性细节：坐飞机时的座位号、苹果电脑（利维有三台苹果电脑，在旅途中写作时用MacBook Air，用MacBook Pro看电影，放在小木屋里的是一台iMac）、始终放在桌上的手机、用优步打车、Whatsapp聊天软件、插线板、绿黄条纹的雨伞、电动自行车、树上掉落的苹果、跳来跳去的松鼠、不知道为什么飞到她阳台上的鸟、烤鸡、毛绒球挂件、在印度吃到的米饭和木瓜冰淇淋、在希腊吃到的希腊沙拉和肉沫奶酪烤茄子……利维仿佛在写21世纪版本的《物质生活》。杜拉斯的《物质生活》（1987年出版）给了利维很多影响，她多次引用这本书。

列举是利维描写她所处的世界的方式，她列清单一般地写她带去写作小木屋里的物件、她吃的东西、她买的东西、她渴望有朝一日拥有的房子里的陈设……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物品是贯穿利维叙述的线索。正如利维所言，她的写作有着重视技巧的一面，她经常选择一个物品、一个来自生活中的具体的东西来承载她的论证，比如不知道是谁挂在纽约中央公园一棵树上的钥匙。利维在描写物品的同时嵌入她沉重的个人历史、她对当下政治的关心和对21世纪的女性处境的思考。物品成了某种承托生活沉重一面的缓冲。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更为沉重的东西被利维写得清晰且具体。她沉浸于日常生活，以旅行文学式的哲思视角书写日常生活。利维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写下来，我们绝不可能写出无聊的东西。”她又补充：“前提是你能捕捉到你的感受，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能。”

如何在过好日常生活的同时过一种创作生活？或者说是如何生活才能保证一种能够创作的状态？正如利维在《自己的房子》中所写的那样，她坚信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生活的艺术或许是最重要的。利维有些小颓唐，但丝毫没有放弃幽默。她离婚以后搬去新的公寓，房子比以前的小，连沙发都显得很大，利维连书房都没有。可是她却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大了、变得更广阔了。她在一切能写作的地方写作，裹着大衣坐在小阳台上在夜里写作。后来，利维租下了一个熟人花园里的小木屋，开始在那里写作。她骑着电动自行车往返公寓和小木屋，在回家的途中去超市采购。她毫不掩饰生活的艰辛。

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ever free），利维用一个文字游戏说出了想要写作的女性面临的生活真相。虽然把一大堆东西运回家很麻烦，利维还是亲自采购。她不愿意在网上下单让超市送货，因为选购蔬果的乐趣无可替代，因为是她的父亲教会她挑选蔬果。这是她主动选择的与过去的联系。她直接且详细地书写生活窘迫的一面。在利维笔下，我第一次读到了对疏通下水管道的描写。提前准备好容器在下面接着，然后拧开连接件，用邻居借给她的机器从堵了的管道里吸出一团头发。

日常生活是利维打造她的虚构世界的宝库。在自传三部曲中，利维多次提到她如何把现实生活中的细节写到小说里。利维在法国尼斯的天使湾游泳时决定写一部小说，而且要设定在法国蔚蓝海岸，这部小说就是2011年出版的《游泳回家》。利维1988年去波兰时曾让佐菲亚·卡林斯卡帮她把餐厅的两份菜单翻译成英语，20年后她把这两份菜单原封不动地写到了小说《游泳回家》里。而在《自己的房子》中，利维先是在第11章以随笔的形式描写了她在巴黎驻地写作的经历，她写她在蒙马特的公寓，她添置物品、买鞋、跟海鲜摊的人对话……在紧随其后的第12章中，利维用几乎相同的物质性细节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她直接地向我们展示她的虚构是如何用来自现实的物质性细节搭建起来的。正如利维所言：“任何写作都意味着要观察、倾听和注意这个世界。”

《自己的房子》英文版封面

人与书的移动

在《自己的房子》中，利维写道她即将去巴黎小住，她带上了一小本法语词典。她写道：“那些对我影响很大的书都是用法语写的，可是我对这门语言一无所知，这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如此轻易地忘记了那些书我读的其实都是英语译本。”然而这一点也很自然，我们身处经历过全球化的时代，人通过交通工具移动，书通过翻译移动。利维经常出国，她去波兰报道戏剧，在马略卡岛、希腊小住写作，去巴黎参加新书宣传活动、在巴黎驻地写作、去孟买参加文学节、去纽约处理继母去世后留下的公寓，去柏林拜访朋友……利维的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译者们给她发邮件问她问题，利维觉得这些问题通常都很奇怪，因为她用的词在译者所在的语言和文化中可能有三个不同的意思。我想那些把利维喜欢的法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译者或许也问过这样“奇怪”的问题。利维很高兴自己的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她觉得这仿佛是在另一个国家用另一个身体开启另一种人生。利维写道：“在这个如此巨大的世界中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是写作的目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很快就能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翻译、去别国参与文学活动，这可能是21世纪的作家才会有的体验。利维写她去孟买参加文学节的经历，她在括号里悄悄写了一句：“伍尔夫也许会喜欢这种生活。”

在利维写《生活的代价》的那段时间，她一直为账单发愁，也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说到底，完全不符合伍尔夫提出的女性写作所需的物质条件。然而，利维依然在写作。三部曲的出版无疑给了我们信心和希望，因为利维用亲身经历证明了想要写作的女性最需要的或许不是自己的房间。我们不能一提到女性写作就想起伍尔夫，毕竟伍尔夫是个生于19世纪的人。这是一种容易掉入的陷阱。我们不能当作这一百多年以来的女性作家对写作是怎么一回事从未着笔，也不能当作这百多年里世界没发生什么变化。利维在《我不想知道的事》的结尾更新了伍尔夫的版本，她写道：“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比起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更重要的是一个接线板和各种在欧洲、亚洲和非洲使用的转换头。”世界如此广阔，怎么只能局限在自己的房间。

利维似乎并未放弃寻找自己的房间。在《自己的房子》的前半段，利维详细地描写了她幻想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她一度疯狂地看房地产中介的橱窗。利维坦诚地写道：“我那些过着十分安稳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同事们一直想变得不那么资产阶级。而我呢，我想加入这个圈子。”利维对家居用品非常讲究，她买埃及棉桌面和姜黄色丝质床单。她幻想有朝一日有个带花园和泳池的大房子，天天游泳，在花园里种石榴树，要安一个椭圆壁炉，还要有一个冷柜专门用来冻喝鸡尾酒的杯子。在各地旅居的经验让利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房子。利维的幻想财产欲望清单不断变长。

与此同时，她对财产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利维认识一位在欧洲各地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的女性。她继承了这些财产，因此要管理这些财产。因为这位继承人，利维意识到了管理财产也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利维有夏天去希腊的习惯。她在岛上租下一座房子，在那里生活和写作。她很清楚这座房子不是她的财产，但是她感觉这房子好像属于她。是否拥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在《自己的房子》的结尾，利维不再执着于买她梦想中的房子了。《自己的房子》是三部曲中的第三本，英文版书名是Real Estate，即“不动产”。我想利维或许是在用这个词的字面形式来玩文字游戏，不动产的字面意思是真正的财产。利维意识到：作为一个作家，她真正的财产是她写出的书。真正的财产不是拥有不动产，而是她用文字创造出的世界。

《勺子的位置》法文版封面

女儿、母亲和女性身份

利维在三部曲中讨论了女性写作的问题，而且还讨论了身为女性的经验。她觉得自己面临的处境是所有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出点事情的女性都在面对的。厌恶传统文化观念中对女性特质的要求——温柔、忍让、持家，不再像20多岁那样试图讨好所有人。不再懵懂地踏入社会体系为女性写好的剧本，尝试在一片空白的地方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叙事。她从个人经验出发，推及全体女性的处境。利维的文体之所以难以归类也与此有关。她经常先讲述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这件事可能非常小。然后，在这件事的基础上阐发她的观点。正是在这些阐发观点的部分，利维清醒地写出了那些犀利的观察。

利维在三部曲中多次写到她的母亲。利维写《生活的代价》时，她母亲已经去世了。利维的母亲在南非的伊丽莎白港出生和长大，是一位学过速记的打字员。在利维的父亲出狱后，他们一起到英国，她随后跟利维的父亲离婚。她在去世之前曾住院接受治疗，当时已经失去了吞咽能力，不能吃饭，但是还能舔冰棒。于是利维每天去医院看望她之前都去杂货店买冰棒。到了病房以后，利维让她母亲给她腾一点地方，她要坐在她母亲的床边。然而，利维跟她母亲的关系非常复杂。“我是否曾经嘲笑我母亲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家，又因为她没有梦想而羞辱她？”

利维从一张她母亲20多岁的时候的照片写起，这时利维看待她母亲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她的母亲既是一位母亲，又是一个受制于她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的女性。在照片上，她母亲在海边的岩石上跟朋友们一起野餐，她刚游完泳，头发还是湿的。利维觉得这张照片上的母亲最像她自己。然而，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并不这么想。我们希望母亲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的起居，替我们焦虑。母亲不能渴望远方。但是她又不能靠得太近，不然我们会感到窒息，因为她的焦虑让我们也很焦虑。她不能成为她自己。利维觉得这一切都如此矛盾，矛盾得足以让母亲发疯。在如此矛盾的处境中活下来，堪称一个奇迹。利维理解了她的母亲。

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与她自己成为母亲的经历有关。利维有两个女儿。她关心、照顾她的女儿们，像她的母亲曾经关心和照顾她一样。在利维的父亲入狱期间，是她的母亲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在南非的海边，利维的母亲教会她游泳，教会她划船。在她母亲去世后，利维明白了她的母亲为什么不乐观、不鼓励她。利维一度非常希望她的母亲能鼓励她，哪怕是骗骗她也好，她想听到她母亲跟她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会好起来的。”可是她母亲不是会说出这种话的人，她只说她自己相信的东西。可是如何要求她给出一种她自己从未体验过的乐观和支持呢？这不是她能做到的。利维理解了她，也理解了自己。她是女儿，也是母亲。她在世世代代的女性历史脉络中。

利维意识到女性的处境在发生变化，新一代的女性开始有新的面貌。她们有自己的主见。她觉得她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朋友们都很酷，她相信这些女性能改变世界。她用新的方式跟她的女儿们相处，带着尊重和平等。在三部曲的结尾，利维的女儿们到她写作的希腊海岛上来看她。她特地提前去港口的杂货店买了12个橙子，她花了一个小时用一个塑料的手动榨汁机榨了一扎橙汁。她放了一把冰块，然后把橙汁冰镇好。她又返回港口去接她的女儿们。她们一起到家后，利维提出大家一起去花园里喝橙汁。可是她的女儿们说不想喝橙汁，想喝冰啤酒。利维完全没有生气，也没有觉得沮丧。她理解她的女儿们。因为现在的女性再也不想听别人告诉她们她们自己想要什么了。正如利维在孟买参加文学节遇到的一个印度女性说的那样：“通过教育女儿，我们能改变世界。”

如果说利维是用三部曲在回答伍尔夫关于女性写作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她给出了一份来自21世纪的答案。这份真诚的答案给人鼓励，让人有信心。在21世纪，想要写作的女性面对的是一个开阔的世界。旅行和阅读让我们有了更多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机会。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但是绝不能只待在自己的房间。要看到更大的世界。而且，利维还用她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也不要紧，因为属于自己的房间也可以是租的。重要的是观察、思考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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