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写作强化了我作为人的独特性
原标题:胡安焉:写作强化了我作为人的独特性
“双十一”前后,最忙的,就是快递员。今年的“双十一”,曾经的快递员胡安焉没再忙着送快递,不过,他也闲不了,双十一紧连着的第二届岳麓书会,出版社给他的新书《我在北京送快递》安排了好几场分享会。
很多时候,快递员跟我们打个照面就走了。他们总是一副急急忙忙的样子。作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我们其实并不了解他们。我们可能也没想过要了解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好像只是收寄物品的人肉工具。
他们真只是收寄物品的人肉工具吗?《我在北京送快递》中有答案。
2009年开始写作,送快递是为了惩罚自己
胡安焉有近4年没送过快递了,在他快结束快递工作时,当他把快件交到客户手里,看到客户满意甚至是兴奋的表情,听到客户悦耳的道谢语句,他的心里是快乐的。
“我感觉到自己有用、我的劳动对人有用。”胡安焉说。
胡安焉最初选择做快递工作,并不是觉得这份工作对人有用,更不是觉得这份工作对他自己有用。回顾他过往经历时,胡安焉坦陈,当时之所以会去D物流公司做快递,是为了惩罚自己:“我恨当时的处境,但是我没有能力,也不敢去报复,我只敢靠伤害自己来发泄。”
胡安焉感觉那时的他颇像毛姆小说《面纱》里的那个英国医生,老婆出轨背叛了他,但他只能惩罚自己,最后感染霍乱死掉了。
一方面是为了惩罚自己;一方面,当时38岁的他,履历上并没有过人的地方。这之前,他干过酒店服务生、做过生意,还做过美编、画过漫画,但这些经历并不能让他在此后的职场上有更多的选择。所以,能够“伤害”自己,且回报相对较高,快递成了他当时的首选。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因为他的前快递员身份,以及对他的名字的陌生,很多人以为他是写作新人、写作素人,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早在2006年,胡安焉写过“《故事会》风格”的东西,当然,他现在不认为那是写作。他认为自己真正写作上的起步,始于2009年,那年他在南宁的女装店关门后,开始尝试靠写作完成对曾经经历的消化。
从2009年到2011年,胡安焉有接近三年的时间没去工作,每天在家读书和写作。他把写作当作他生活中“另外”的部分,属于自由的那部分。
“假如说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是我们对个人意愿的让渡,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无论其内容为何,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写道。
胡安焉送快递的经历,颇具社会学意义胡安焉最开始做快递是在D物流公司,
那时,他不是做投递,不直接接触快递客户,而是做理货分拣。白天分拣场不运转,他和同事们都是上的长夜班,他的工作内容是把到站的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拣、打包。他最初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它不用跟人说话,不用动脑,撸起袖子干就行。干久了,长期的日夜颠倒让他有了睡眠焦虑,他总是睡不好。
“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儿的人,大多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那么老——对陌生人报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这是他工作之初的发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样。
胡安焉记叙了一对情侣同事的故事,男的嗜赌,女的怀孕了还通宵干活,同事们都只是在旁观,静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没有人出来教训那个男同事,也没人伸手援助孕妇。“在那种工作场所里,每个人都被生活压榨着,同情心因此透支,然后不知不觉地变得麻木、冷漠。”胡安焉解释。
关于工作的终极意义,不同身份、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年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不管有多不同,大多数人的认识只是冰山浮于水面的那部分;水下的部分,除了极少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有所关注,大多数人并未留意。
有读者在豆瓣读书留言说胡安焉天生具有社会学意识,尽管胡安焉对此予以否认,但毫无疑问,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他呈现出来的经历和思考,颇具社会学意义。
“工作总是抹除我作为人的独特性,而写作却可以强化我自己。”虽然这句话是胡安焉谈到写作时说的,但读者在他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中看到了快递工作是如何一点点抹除其作为人的独特性的。物伤其类,读者自然而然地由胡安焉的经历联想到自己:我的麻木、冷漠是怎么形成的?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些个性是怎么一点点消失不见的?
幸好,胡安焉还有写作,他在工作中被抹除的,在写作中得到了强化。他自己是好了,但无意中给我们出了道难题:作为打工人,我们该如何让自己作为人的独特性不被抹除?
对话
“我写作的一个动力就是为了处理自身的经验”
潇湘晨报:在写作《我在北京送快递》之前,您有过19份工作。这些工作,对您的写作的帮助大不大?
胡安焉:我自己觉得是大的,但是你肯定也能举出一些反例。因为文学没有统一标准,不是每个作家都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比如说艾米莉·狄金森,她可能一辈子就在小镇艾默斯特;简·奥斯汀一辈子也是在乡村;弗兰纳里·奥康纳,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农庄,也没跟什么大人物打过交道。
每个作者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之前的人生经历,包括我还没有动念头要写作之前就做过的工作、去过的地方,对我认识生活、认识自己是有挺大帮助的——就是需要不断地去经历这些事情,跟人碰撞摩擦,然后去反思、去想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然后才慢慢地去认识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些特点?为什么会这样?这种对自我认识的深入在写作中是无处不在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要写作的内容或素材,而是我观看万事万物、我的感知的特质,它存在于我这种不断塑造的自我中。
潇湘晨报: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您过往的经历对您来说,不止是写作的素材。您在书中说您不擅长虚构,将来您会挑战自己再去试试虚构吗?
胡安焉:我2009年开始写作,一开始我其实就是一个自传体的写作者。虽然我当时写的是小说,是虚构,当时我已经30岁了,已经有相当的人生阅历,我想通过小说去处理的素材,也是来自我之前工作中、社会活动中,还有感情方面的经历。应该说我早年就没有兴趣去写那种完全跟自己不相关的东西。我写作的一个动力,就是为了处理自身的经验。到了大概2014年之后,我也慢慢地转变了些写作趣味,因为我的阅读越来越丰富,一般笼统地称为现代主义的作品,给了我一些启发,激起了我想去仿效的冲动,所以我也写了一些跟我自身经验完全没关系的一些小说,纯想象的。
《我在北京送快递》和我已经签出去但还没出版的,都是非虚构,是我的自传。《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切入点是我的职业经历;另两本的切入点关注的是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心态方方面面的形成等等。以后我可能还是会回到虚构,我希望尝试一些相对来说复杂一点点的方式,可能没那么现实主义,写出来也没那么多读者感兴趣。
潇湘晨报:您现在的样子,是您比较满意的样子吗?
胡安焉:怎么说呢?肯定不是最满意的,我觉得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朝我自己认为完善的方向发展的。我20多岁的时候其实也是挺愤青的,愤世嫉俗,也看不起工作,看不起商业化,看不起体制。那时候幼稚嘛。然后一点一点地把这些棱角磨平了,慢慢的以一个相对开放的、包容的、坦诚的心态面对生活、看待自己。
《我在北京送快递》得到出版机会,这是一个运气,一个偶然的机缘,但它对我的自我认同有一个推动作用——来自外部的认可可以让我对坚持的方向增加信心。
潇湘晨报:您在书中提到您曾在一套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找肯定,然后不断失望和失败。这个不适应的价值系统是指什么?
胡安焉:这句话其实挺矫情的,今天我来重写的话,可能就不加这一句了。我当时觉得整个的世俗文化都是我不喜欢的,而且也是我应付不了的。我因为家庭的教育方面、我自己性格的懦弱还有内向等方方面面的限制,导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人生走得很不顺,遭遇很多挫折。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些让我吃亏,或者说让我变得看起来很笨、很蠢、很幼稚的这些外部环境都是不适合我,都是不好的。那时我总是看到消极的一面,加上当时做的工作,也不是真正有价值的,就是混混日子而已,感觉大家都是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是分裂的。
不过,哪怕是我最愤青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个比较胆小和温和的人,我不会激烈地去表达什么东西,很多时候都是闷在心里。 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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