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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引驰︱六朝文学的诗赋关系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11月28日 11:30

原标题：陈引驰︱六朝文学的诗赋关系

《诗赋兴替与六朝文学的演进》，陈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498页，138元。

二十年来，文体学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界非常之热的一个方面，这当然有丰富的时代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再体认的结果。不过，对于中古文学而言，注重文体的形成和衍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那个时代，各色文体的发展日繁，真切体现了文学的兴盛，这一事实映现在当时的文学理论之中：从汉代开始，到曹丕《典论·论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文章流别论》，都注重从文体的角度观察文学的特质和演变，《文心雕龙》作为王运熙先生所谓的文章写作指南，其文体论部分当初既是该书的重要部分，也是近现代之际学者关注的焦点（以《文心雕龙》论文体诸篇与《文选》所录各体文章对读，是此前中古文学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路径，刘师培授《文心雕龙》课留下的两篇记录，即关于《颂赞》与《诔碑》）。2003年中山大学主办的第一届文体学会议在番禺召开，吴承学教授高看，命我做会议小结，当时特别提到应着力于在文学史的流程之中把握文体生、住、异、灭的“活的文体学”，以与就文体而描摹、勾勒文体特征的静态的文体学相区别，以为前者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工作。稍后的2007年，在与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同游杭州归沪的火车上，谈到筹划有关中古文学的小型工作坊，我即建议以“六朝文类与文学传统”（Genre and Literary Tradit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为题，次年的5月和9月在普林斯顿接连进行了两场会议。因此，我自然高度肯定陈特的书讨论文体兴替与六朝文学的演变，是得其关键的，走在了中古文学研究的通途大道上。

若深一层论，中古时期，在南朝渐兴的“文笔之辨”之前，诗赋关系是最值得重视的有关文学文体的问题。赋的兴起，是汉代文学极重要的一个收获。“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赋大约可以算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第一个脱离了音乐的重要文类（Genre）。此前，文学与音乐始终交缠，诗乐的绾合是基本的艺术史和文学史的事实，“诗三百”作为周礼乐文化建构的一部分，是如此，而屈原名下的楚辞作品虽显示了与音乐的离心取向，但如《九歌》之诗、舞、乐之结合也是无疑的；与之相应，早期的诗学与乐论无法割离，论诗必关合着论乐。只有到了汉赋这里，不复合乐歌唱的文本逐渐显示了文字自身连属排比的自觉和特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学性”——毕竟，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样式，当文字与音乐结合的时候，“音乐性”一定是占据主导地位而对“文学性”构成相当压力的，由后世的词乐与词的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及相关争议就可以想见；也正是在对赋的讨论中，产生了所谓“丽”的意识，由此通向中古文学的文学之美的追求。因而赋作为中古地位最受尊崇的文学文类（我曾将一时代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文类称为“中心文类”），从《汉书·艺文志》那里就获得了高度的关注，“诗赋略”中的“赋”具有的比重和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在作为中心文类的赋的旁边，不同于之前“诗三百”的“诗”（中古时期主要是五言诗），迅速地成长着，最终进入闻一多所谓“诗的唐朝”，因而诗赋两者的交错影响和演变，正是六朝文学的流变过程之中值得高度重视和探究的课题。

因为素怀此念，十五年前，我曾指导一位门下的硕士生撰写魏晋之际诗赋关系的学位论文（刘嘉惟，复旦2008年）。八年之后，陈特在张健教授指导下完成通贯考察整个六朝文学诗赋关系的博士学位论文，再经打磨，更进一步，贡献出一部厚重的大书，我的欣悦可想而知。

陈特的书对于此一课题，在观念上做了更清晰的构设，提出了所谓“文体秩序”和“文体生命”的概念，并尝试交织这两个角度，描摹文体演替和文学演变的关系：

不同的文体之间既有区隔（也就有高低尊卑）又有交互（也就可流转互动），因此各类文体按照一定的秩序共同构筑了整体之“文学”，此一秩序即“文体秩序”。

文体间之秩序既非一成不变，文体本身亦是如此，文体如人体，自有盛衰起落。文体本身之发展流变，即“文体生命”。

“文学”的演变直接经由各文体展开。……生命力旺盛的文体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文体秩序”中逐渐上升并影响低位阶的文体。……文体间的“秩序”和各文体的“生命”共同作用，直接推动了所谓“文学”的变化。

由此可知，陈特的研究是抱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而后进入具体的工作的。

他的具体工作，特色同样非常鲜明，行文之内及篇章后附的表格多达三十余种，随手翻检，目不暇接，大体可说是基于文献疏理与统计，给出许多值得探索的空间和题目，宏观把握与具体入微相与结合，形成了充实的框架和论说。全书的主旨与结构，书的《引论》已有说明，毋庸辞费。我想说的是，书中的一些论题在诗赋关系的视野下予以观照并展开讨论，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新意，如第六章探勘钟嵘《诗品》内含的基于“赋”的观念影迹，如第七章聚焦于晋宋之际身处诗赋关系转折重大关头的陶渊明、谢灵运、鲍照三位，透视他们在不同文体之间的趋避倾侧，切入明利，足以引人瞩目、遐思。最后一章论六朝最后的大赋家也是大诗人庾信，这自然是不能不浓墨重彩落笔的部分，不过，同时也让我期望，诗赋交织时代最初的大赋家和大诗人曹植与陆机，若能揽入书中，更能令人生前后照应、首尾周全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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