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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来路㉑|赤土:跑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3年11月28日 17:13

原标题:回望来路㉑|赤土:跑

当我们在类似悬浮状态中长大成人,时间像不均匀的流体包裹着不及成形的意志,在变化的压力下聚散无端,随机组合。人格弹性很大,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有几年,每个人都长得比例失调,脖子过长,四肢细瘦,躯干扁平。我们运用身体的方式笨拙失衡,动作和动作之间不相连续,充满各种尖锐折角,貌似贾科梅蒂塑造的那些人物,全身上下好像都是突出的关节。

有时我们蜂拥在操场上,追逐一只足球。渐渐地,游戏规则被抛到一边,场面变得狂热失控。不可能有任何人能够想办法把球控制在脚下,四面八方都是动作不协调的身体向他冲来,吃不准他们何时出脚,可能踢到什么地方。最好的办法是趁来得及踢上一脚,不选择方向,不考虑技巧,用上最大力气。足球砰然飞过人群,落到操场远端,蹦跳出几条不断缩短的相连弧线,学生们于是集体转身(像一部丧尸片中的群演),叫喊着冲过去,途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碰撞,有人被撞翻在地,乱糟糟被踩上几脚,未及爬起,又听得砰地一声,球(不知被谁)开到半空。

于是所有人抬起头,盯着球飞行和滑落的轨迹。我常想把这一刻定格下来,再仔细观察那些仰着的面孔。那些热气腾腾的面孔,杂乱头发下肤色暗淡的额头,浅棕黄色皮肤紧紧包裹着没有定型的头骨,缺少肌肉和脂肪作为缓冲,大多数人眉骨不甚高,稀疏的淡眉毛下,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双眼皮,睫毛少而短,瞳仁缺少光泽,显露出深度疲倦和缺乏维生素的各种症状。

当我们挤成一团,在山腰操场上随机移动,始终望着空中的眼神充满狂热,似乎那飞起又落下的球体并非验证地心引力学说,而是在展演什么持续很久的神迹。我的确想过把这个时刻转变成某种事物,保留全部细节,再去探索其中的象征意味:当我们仰起头望着天空,除了笨拙与天真,还有一种自我消除的激情,似乎那里有看不见的漩涡,是汹涌在我们皮肉下全部热望的出口。我想起罗伯特·卡帕1937年在西班牙拍过一张照片,当时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还很罕见,人们被来自空中的引擎声吸引,他们在街上停下脚步,抬头凝视缓缓张开翅膀的死神,步履迟疑,浑然不知下一秒到来的将是毁灭的光和热。

空袭警报响起。西班牙,毕尔巴鄂,1937年5月。罗伯特·卡帕 摄

青春期到来,作为人的一切被时间巨手拉长摊薄,好像随时会折断的黏土玩具,唯独日益固执的头脑里装满了严肃想法。有好几年,我想要随便皈依点什么。真真假假的人物——从雷锋日记到武侠小说和世界名著——都能激起我起伏不定潮乎乎湿漉漉的心事,像老在汗的手心。但为什么我遇上那些人物?为什么我遇见的b不是别的人物或什么其他事物?又不过是偶然。

比如特列季亚科夫,苏联小说《永远十九岁》里一个角色,是个普通无奇的男孩子,19岁从军校毕业,加入炮兵,受伤,住院,爱上一个在医院里帮忙的姑娘,叫萨沙。很顺理成章的情节。书名提供了结局,开头又强化了这一点,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写作技巧。要写一本背景复杂但情节单纯的爱情小说,苏联作者的选择很少,当时我不懂这些,单纯将年轻人的死视作积极的道德实践。实际上,特列季亚科夫的父亲死于肃反,继父是工程师,苏德战争后应征入伍,1942年死于哈尔科夫(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全面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哈尔科夫在中文里已经是常见词),世界大战将特列季亚科夫从出身和血统诅咒中解放出来,直到他1944年4月28日死于敖德萨。没过几年,我意识到这个故事是《永别了,武器》的苏联版本,但两本书的品味完全不同。从特列季亚科夫那样严肃的死到凯瑟琳·巴克莱毫无意义的死,唯一过渡是一位忏悔的俄罗斯贵族。尽管《复活》里的世界对我来说太遥远,太十九世纪,聂赫留朵夫——因为他的年龄——也得不到同情,托尔斯泰的宗教感仍然让人敬畏。在那段时间里,我上了瘾似地寻求敬畏和自我牺牲的故事,结果遇见那些理想破灭的版本,于是进退两难。其实崇高的活法(或死法)与没有特别意义的活法(或死法)都与我无关,但要是这时有人在背后推一把,我很可能自动跑起来,像足球场上那样,跟随一只球,或随便什么东西,不停地跑下去。显然,我之所以跑,不是被某个特别理由或目标说服,而是因为我想跑,我需要跑,因为无论身体、意识还是情感,都需要调整释放,除了内分泌变化,这之中并无特别原因。

尽管营养不良,剧烈运动中吸气的时候能感觉到肋下皮肤和肌肉深深下陷,似乎要把内脏挤成一张纸,但跑动的神奇在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突然大量出汗。我有点害怕,又感到兴奋和欣慰,因为从没有人注意我很少出汗,我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上了高中。我一边跑,一边体会着不断涌出的汗水清洗全身,感觉内衣吸收水份后塌下去,贴在背上。

那是个发育的信号。在此之前,我比妹妹还矮。指出这一点的是哥哥的母亲,我的大妈(赤土方言称为“嫲”)。她偶尔回赤土,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妹妹,忧心忡忡地说,“天不长,地不揫”,意思是天地一如其是,既不长大,也不缩小。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觉得很新鲜,我无可奈何。她的担心传染给了我。我注意到大妈嘴唇是紫色的,身体沉重,若有所思。那时她心衰症状已经很严重。

1996年8月第一个周末,我骑车从县城回赤土,快到家时听说大妈去世,于是推着自行车走完剩下的路。路程太短,只够想想哥哥此刻的心情,以及大妈做过的一道菜:大头菜之类的块茎切成细条,用酱油腌过,呈浅棕色,半透明,脆口,下白粥很有风味。某一年祖父带我在伯伯家过年,早餐饭桌上必有这道菜。那是我第一次在城市生活,见识了晚期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衰败的市容,大妈和伯伯一家窘迫的处境。我和爷爷走后,大妈发病住院,从此没有恢复健康。

直到20多年后伯伯去世,我还记得那个冬天冻得硬邦邦的柏油马路,国有企业方方正正的院落,一家连着一家,分布在南北主干道两侧,大院里每一栋长方形建筑的造型、色彩和装饰细节都彼此相似。这回是我代表全家去省城奔丧。

我在哥哥陪同下重新审视记忆中的建筑,它们空置已久,堆积着21世纪迄今的全部灰尘,墙体、窗户和大门依旧保留着1990年代初我初见时坚固的印象。那是周围所剩不多的企业大院了。当年大院内部和大院之间还有灰色地带,为困难职工和城市贫民提供法律地位含糊的蔽身之所。如今工业用地大多变更用途,开发成住宅小区,有平整的市政道路、行道树和路灯加以区隔,权属分明,处处是围墙和看不见的红线。这一带曾给少年时代的我十分真切的异域感,就像乘长途汽车经过一片接一片的陌生风景,在我因晕车而模糊不清的意识里,这些风景总与反复浮现又反复压制的恶心联系在一起。

冬天省城空气中一股烧煤球的酸味。我和哥哥在街心花园遇见一座青铜雕像,一位没有资格上教科书的地方历史人物骑着马,体积巨大。雕像下方有些残雪,晚上便冻成冰,第二天再变回雪,一冻一化间,夹杂着沙土和煤渣的扬尘趁虚而入,将它们层层染黑。马蹄下这一小堆黑白相间、形状不规则的雪,周围一圈仿佛永久性的黑色水渍,软化了雕像豪迈的造型与周边刻板惨淡的环境之间突兀的反差。这种反差本是城市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哥哥闲谈时说起雕像挪走了,语气似乎是青铜马自行活过来,载乘客去了其他地方。

伯伯葬礼后,我们回大院拍了几处房子的照片,那是大妈、伯伯和哥哥生活过的地方。我想他们不会再回这里了。职工集资盖的公寓楼是那天最后一站。大妈生前这栋楼还没有盖好,省去了她作为重症心衰患者上楼下楼的痛苦。伯伯晚年住四楼一套小两室户,防盗门外装了红色晚报箱,进门是小客厅,厨房安排在客厅朝南的阳台上。我偶尔住这里,不是通宵看小说,就是通宵看日剧,从不好好睡觉。

大妈去世一年后,伯伯送我一只皮箱和一只名牌石英表,作为考上大学的礼物。带着这些新鲜行李,我经省城转车,在伯伯那里住一夜。伯伯一个人住一间红砖平房,似乎适应了鳏夫生活。那房子本来是仓库还是礼堂?总之进深很深,大妈生前和伯伯用家具分隔出几个不同生活区域,靠墙放一柄一米多长的铁剑。晚上伯伯做饭,我父亲陪他喝酒,他在我心目中是很威严的中年人,只是厨艺一般。伯伯指着我的饭碗说,不要剩饭。又说,走路挺直腰。这些指示/建议我都照做了,直到今天。

哥哥在上海工作,指派留在省城的发小接替我父亲送我上学。第二天哥哥的发小来了,我惊奇地发现是位比我还瘦小的年轻人,然而笑嘻嘻的,一脸很有办法的样子。我们告别伯伯和我父亲,先坐火车到江边,再乘船过江。新皮箱底下装了轮子,却没有拉杆,侧前方倒有只皮拉环,但只要拉这只拉环,皮箱必定倾倒,所以事实上不能拖着走,只能从后面推,看上去一定很怪异。哥哥的发小携一只黄色圆柱形编织袋,里面有我的新被子,虽然不重,但被子太大,编织袋只好敞着口,他抱着、举着、有时扛着编织袋,姿势别扭,像不自量力的切叶蚁搬运一片过大的树叶。看到这场景,我想起如果发小和哥哥同龄,当时他们只比我大两岁而已(正是特列季亚科夫战死沙场的年纪)。到了学校,自有哥哥别的发小、我的学姐接力,一切安排妥当,又带我里外走一大圈,熟悉小得可怜的校园。甚至在伯伯死后,哥哥没有通知别人,赶来为伯伯送行的还是哥哥的两位发小(其中有当年送我上学的那位)。大嫂后来安排我们吃饭,在座都是膀大腰圆的中年人,我也不例外,但席间听他们闪烁其词的谈话,忽然有这些人都没有长大的幻觉,与当年上学时景仰的心情正相反。

大妈去世距我离开赤土只剩一年时间,所有人对此懵然无知。父母去省城奔丧,家里只有祖父和妹妹,安静得过份。大妈死得太早,活着的人不仅难过,还有点讪讪的,似乎习以为常的假象被打破,真相固然不可避免,但到底难以直视。我们心里清楚,无非是伯伯和大妈的婚姻。伯伯从海军退伍转业到省城做会计,大妈迟迟不离开赤土与他团聚,可能有感情、经济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原因(尽管什么是首要原因看法不一),也不无惯例上的考量。实际上,伯伯和大妈可以分居,直到伯伯退休还乡。大多数和伯伯经历类似的同乡都采取这种做法,但最终大妈还是离开赤土去了省城,接下来十几年生活得很紧张——主要是心理紧张。

伯伯不吸烟,也不允许大妈吸烟(当年极少有女性吸烟),这只是他们之间许多我听闻格格不入的地方之一。烟固然可能加重大妈的病情,但一个人的嗜好,无论健康与否,是属于且仅属于她/他的少数事物之一。哥哥还是半大孩子时就懂得这个道理。我在省城过完年,临走前哥哥带我上街,偷偷买来一条烟塞给大妈。大妈露出同谋式转瞬即逝的笑,那种浅浅的、抑郁的欣慰令人难忘。她留着她那个年龄城市妇女中常见的短发,穿着说不出什么款式的宽松外套,介于男装和女装之间。这便是大妈留给我的全部印象。城里熟人连名带姓地叫她,而在她以大笑和脾气善变著称的赤土,晚一辈子弟叫她“新妈”,一个只属于她的罕见亲昵的称呼,自我的堂哥和表哥们记事就是如此,以至于如今没人知道这个称呼的来由。

她是个被连根拔起的人。我甚至对大妈的父亲和弟弟都更熟悉些,因为在赤土常常遇见他们。这个家族有标志性的淡紫肤色,嘴唇发乌,一圈浓密睫毛围住深黑眼珠,和大妈一样眼神深邃。他们说话时习惯凝视对方,但注意力并不集中,似乎有些遥远的心事,不由自主便流露出来,自己却不明所以。我从小对大妈抱有同情,性质也与此类似,既不知事出何因,也不知何以处置。大妈死后,我们各怀心事,静寂的气氛加剧了大家庭将要四散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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