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甄嬛到何幸福,导演郑晓龙不理解的事
这些不理解,郑晓龙不是真的较真。很多时候,他是觉得挺可笑,「挺无语」的,但不代表完全不能接受。他无法再去迎合年轻人,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年轻了,有点难为了」。而没有被特殊对待的年轻人,却一遍一遍地「盘」着他的电视剧,从他的作品里获取营养。
文|吕蓓卡
编辑|楚明
现实主义和热门话题
郑晓龙的办公桌很宽敞,因为他不用电脑。一眼扫过去,除了纸质的文件和笔记本,略显空荡的桌面中间还摆着两盒零嘴,葡萄干、西瓜子,还有一瓶正在喝的北冰洋。
这跟外界对这位中国著名电视剧导演的印象十分吻合。他接地气,没什么架子,在网上流传的片场视频里,他的标志性动作就是嗑瓜子——拍戏的时候嗑,讲戏的时候嗑,连开会也带着演员一起嗑。王珞丹曾经在一个节目里说,郑导的监视器下面「什么都有」,「红枣、坚果、开心果」。郑晓龙说,这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习惯,他喜欢在咀嚼的过程中思考。
除了嗑瓜子,今年已经70岁的郑晓龙还保留着另一个习惯,他很少上网。江珊曾经调侃他「网盲」,他用不惯微信,跟人联系还是打电话、发短信。他用得最多的电子产品是iPad,但也只是看剧本,因为在上面写写画画很方便。
原本,不上网这件事对一位70岁的人来说并不稀奇,但作为《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芈月传》等热播影视剧的导演,郑晓龙的作品时隔多年在当下的网络环境里依然被源源不断地讨论、传播、二次创作着,而他本人却不知道B站,也没去过快手、抖音。这让他和他的年轻观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层「隔膜」。
今年6月份,郑晓龙执导的新剧《幸福到万家》播出。这是一部农村题材的影视剧,改编自小说《秋菊传奇》。播出的第一天,「何幸福快离婚」就登上了热搜。
开场是赵丽颖饰演的农村女孩何幸福的婚礼,妹妹何幸运遭到了村书记儿子的猥亵,对方却认为这是「闹婚」。婆家人以「不闹不热闹」为由无一人出面阻止,最后何幸福闻声赶来,抄起板凳把书记儿子的后脑勺砸出了血。但因为这个行为,她受到了习惯忍气吞声的婆家人的埋怨,和整个村里人的冷眼。
《幸福到万家》剧照
所以从第一集开始,弹幕里就充满了观众的愤怒,「气死了」,一直喊话「何幸福什么时候离婚」。而半个月后,剧已经播出一半,在优酷的一次采访中,郑晓龙才知道网上的这些反应。
记者让他回答「何幸福为什么没有离婚」,但当下影视剧播出与讨论的及时性、切片化却让郑晓龙十分不理解,他甚至不理解记者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你们看完了以后才知道,她能不能离婚,该不该离婚,对吧?你不知道后面那个故事的结局,你现在就让他们离了,那后面怎么办啊?」
郑晓龙表示,《幸福到万家》延续了他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谈论起拍摄缘起,故事大纲最打动他的地方,他用到的词是「女性法律意识的觉醒」、「农村法律的普及」。他想拍摄的故事核心,是「当(一个地方)物质上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精神上、文化上、法律意识、环境意识上要如何改变」?
他想传达的是一些更加宏大的东西——「思想和精神的变化」「恩格尔系数」「社会发展和文化消费的程度」「平等意识」,「善良、公平、正直、诚实」的价值观。
而在网络上,被热门讨论的话题却是「何幸运的戏份太多」「关涛看何幸福的眼神」「何幸福扇王庆来巴掌」……这些都是郑晓龙始料未及的,观众磕何幸福和关涛的CP,更是令他难以认同,「就算关涛有这个想法,你不能让幸福在没有离婚之前,在外面有新的情感,这叫『渣男』吧?女的叫『渣女』。」在他看来,这已经上升到了道德问题,是「婚外情」,是文艺作品里不可以去提倡的。
郑晓龙也分不清网络上的讨论有多少是严肃的,有多少是情绪。相比于之前,电视台是影视剧播出的主要渠道,而《幸福到万家》则诞生于当下,更多依赖网络渠道播出、宣发,这些对郑晓龙来说是陌生的、新鲜的,也是用他过去的观念难以理解的。
但他也在努力,只是,很多观念的隔膜,不是努力就可以抹平的。他只能把年轻观众要求何幸福离婚的讨论理解为:「现在的感情里面包含了很多物质的东西,谁的不进步,它也有物质的问题在里头。」
这部剧让一直不怎么上网的郑晓龙第一次直面了网络与现实的某种撕裂,而这像是超出了他的认知边界。当《人物》把网上对这部剧的讨论抛给他时,他搓着手指,眼睛往下看向桌面说道:
「(大众的)意识都到这个程度了?这么是非分明?」
「觉悟都这么高了?」
「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实当中见义勇为怎么那么少啊?」
郑晓龙在片场
「郑晓龙不能蹭《甄嬛传》」
就是这样一位观念传统、远离网络的导演,他的作品《甄嬛传》却在网络时代带来了现象级的讨论与传播。
因为郑晓龙一贯周密、严谨的创作方式,让《甄嬛传》从人物设定到精致的生活都至今仍有巅峰意义。时隔十一年,在当下有些悬浮的影视环境里,《甄嬛传》更加频繁地出现在热搜上,特别是一些特殊节点,「今天是甄嬛农历的生日」,「甄嬛入宫300周年」。
大家拿着放大镜看剧,研究每个演员的眉形、眼神、台词,网上流传出《甄嬛传十级考题》:「安陵容的母亲姓什么?」「谁在鹂妃小产后花枝招展,被皇上训斥是没心肝的东西?」
在郑晓龙不知道的B站上,《甄嬛传》有超过一千条二次创作的视频,有河南话版的;有人把《甄嬛传》和《哈利·波特》剪辑在一起,安陵容与皇上的权力角色对调,制作出新的剧情。还有人给《甄嬛传》的每句台词做注解。
但这些,显然已经和它的创作者本人没什么关系了。因为《幸福到万家》里有电视播《甄嬛传》的情节,在热搜词条「甄嬛传后又有郑晓龙新剧可以看了」下面,还有很多网友不满郑晓龙蹭《甄嬛传》热点,「怎么谁都可以蹭《甄嬛传》吗?」
很少有一部剧像《甄嬛传》一样,它的创作者和观看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理解偏差。
甄嬛传剧照
在郑晓龙眼里,他还在守着他的拍摄初衷,「批判、揭露皇家的婚姻制度」。
和《甄嬛传》过去十年不断被解读出新的层次不同,翻看郑晓龙过去十年的采访,时间仿佛是静止的。如今的郑晓龙,和十一年前一样,他坚持认为电视剧里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使人产生那种改变这种黑暗、落后东西的愿望」。他还是看不下去他想批判的等级制度,却被当下年轻人当作职场来代入,「这就特别奇怪,这根本就不是工作,这是你的人生啊」。
《甄嬛传》火了多少年,郑晓龙就重复了多少年,「皇上是大种马」,「穿越剧弄得小年轻想穿越回皇宫当妃子,觉得美好,那可能吗?」,「皇帝怎么可能对一个人专情?」
7月份的这次访谈里,他依然在讲这些,国外对《甄嬛传》的宣传语是,「一个不屈的灵魂,一个柔弱的女子对抗整个大清帝国」,琼瑶评价《甄嬛传》是「写爱的故事,写爱而不成产生的悲剧」,「但我们这边的批评家就看不出来,我就奇怪」。
郑晓龙和观众之间,不可消弭的理解偏差越来越大。
作为五十年代生人,郑晓龙经历过中国电视剧大规模创作的起步期,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年代。不同于同时代的电影导演有强烈的个人表达,郑晓龙始终把电视剧的「大众意义」放在首位,「一定要给大众看大众价值观的(电视剧)」。
所以他不能理解文艺作品的纯娱乐化。他觉得美化后宫的制度,「既不符合真实,又没有真实意义」,他甚至把这归结为「文艺教育的缺失」。
在他眼里,大众价值观就是「一个家庭应该是完整的」,「离婚对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好事」。所以在《幸福到万家》中,何幸福回归家庭是一种必然。她不仅要回归家庭,还要回到农村,参与进农村的建设中。电视剧结尾,何幸福成为万家庄新的领头人。
但观众不这么想。《幸福到万家》快结束时,冲上热搜的却是「编剧回应关涛对幸福的感情」、「发乎情,止乎礼」。
郑晓龙至今对自己作品曾产生的社会推动力感到欣慰——「《金婚》那年播出之后,当年妇联说离婚率下降了(笑)」,「我们拍完《渴望》,犯罪率下降了」,「《北京人在纽约》,是出国率下降了」。这些数据并没有具体的来源,但显然郑晓龙已经记了很多年,这些是他希望影视剧推动社会进步的佐证。「那(说明)你对现实还是有一点点帮助,对吧?」
所以,他也更理所当然地把电视剧看作严肃的「文艺作品」,是「艺术」。他不理解当下观众看影视剧的很多习惯,比如「二倍速」,比如不看片头。在《功勋》里,单单是片头主演从远处走来的特效,他就花了「小半年」,让特效公司一点点抠出来,从头发、脸上的纹理,光线明暗的对比,到眼神光的处理,每个细节都很考究。但连电视台在播出时,都直接跳过了片头,「这是对劳动的一种尊重,咱们连这个都没有」。
他更不理解有网友一帧一帧地看,找穿帮镜头。「影视它是一个蒙太奇的艺术,每一个画面都是流动的。你把它定格了去看,它不符合这个艺术规律啊。」
《甄嬛传》的现象级还体现在它创造的新的商业价值。一些up主依靠二次创作《甄嬛传》带来的巨大流量,可以接到上万元的商业合作,在B站上,这样的up主不在少数。
7月份,乐视视频「没有996」,「推行每周四天半、36小时工作制」的公告,让大家再次开始调侃,「《甄嬛传》养活乐视四百名员工」。《甄嬛传》到底每年给乐视带来多少收入?在《财经天下》的报道中,乐视方给出的答案是「不止千万」。
当我把这些告诉郑晓龙时,他似乎是头一回听说,他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这些钱没有分给创作者?这是他又一个不理解的地方,「要在国外,基本上在传播的时候,是要给创作者费用的」。
无法再去迎合年轻人
这些不理解,郑晓龙不是真的较真。很多时候,他是觉得挺可笑,「挺无语」的,但不代表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他更害怕一部片子播出后没人看,所以宁愿「被别人踢着干活」。在综艺上,主持人调侃他用甄嬛体说一句话,他也会笑着配合,「你是真真儿厉害」。但他只能做到这儿了,他无法再去迎合年轻人,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年轻了,有点难为了」。
他也年轻过,他知道年轻人需要参与感、存在感。三十多年前,拍《编辑部的故事》,他也作为年轻一代,挑战着过去保守的价值观。他在这部电视剧里调侃教条主义,展示年轻人的恋爱观,针砭时弊。在那个电视剧大多承担着宣传任务的年代,郑晓龙在电视剧讲普通人的命运、感情、人文关怀。在今天看来,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当时保守的环境里,一些声音的发出却并不容易。
在这一点上,他一直没有变过。2016年,他拍摄了一部《急诊科医生》,里面提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在2020年成为现实,专有名词一字不差,「剧情跟现实生活结合得特别紧」。这让郑晓龙更坚定他要继续创作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有生命力的」。哪怕不刻意迎合年轻人,但他相信,只要故事能够带来足够的思考和触动,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会喜欢。所以他还在拍戏,下一部剧,他准备拍个战争题材。
他就像他塑造的很多影视人物一样,依然怀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他甚至对儿子也寄予着同样的期望,让他在美国主攻电影特技,「因为这方面中国特别欠缺」。他的计划是,「(让他)先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国。把美国人的工作程序都学到手,建立好人脉关系,然后再回国,这个时候国内的电影市场已经相当完备了」。
郑晓龙的坚持是固执的,也是稀缺的。尽管,他理解的现实主义,和一些观众对现实关注的侧重点有一些不同——当郑晓龙还在讨论「妇女解放」时,女性话题已经更多聚焦在自我成长和两性权力的重构;当大家都更关心个体生活时,郑晓龙依然会将故事落到社会、改革上来。但在狗血与悬浮的影视剧环境里,他的作品依旧提供着对现实的反思。
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郑晓龙主动提出了一个他的疑问,他不理解为什么当下大家把「艺术创作当新闻来对待」,大家会反复纠正电视剧里的情节「不真实」。「很多艺术真实不一定跟社会一模一样,艺术有提炼,有裁剪,对不对?」他也不理解热搜,「没想到一个幸福成了话题了」。
这种网络时代新的观看习惯、营销手段让郑晓龙不太适应。
他习惯把故事拉长,徐徐讲述一个人物的经历与成长。但这两年影视剧的播出、营销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电视剧自播出就像长在了热搜上,一些影视剧的创作,甚至在剧本阶段就让营销公司介入。这些让当下对影视剧的讨论更加情绪化、切片化。利用话题营销的方式也进一步消解了影视剧的严肃性和现实意义。《幸福到万家》也无法完全避免。
对经历过理想创作环境的郑晓龙来说,目前创作者需要顾虑的东西确实比较多。为了让自己待在安全地带,他不得不做出些取舍,尽管觉得这会「让文艺的功能消失很大一部分」。
「人都变得那么玻璃心,那么脆弱了么?」往保守的方向退几步之后,郑晓龙还是会感到一些不解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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