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我把文学的家安在广州

原标题：蔡崇达：我把文学的家安在广州

蔡崇达。

蔡崇达。

花城秋意渐浓，草木青绿依旧，处处生机盎然。12月5日，在越秀公园大榕树的掩映下，花城文学院迎来了第一位在此成立出版工作室的作家——蔡崇达。

“广东是我写作领域的故乡，也是我写作方法论形成的地方。”在工作室挂牌仪式上，蔡崇达细述了与广东的奇妙缘分，这位原籍福建泉州的“80后”作家的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当媒体主编、第一次获奖都在广州。

而在广东蓄积了足够的力量之后，2014年，蔡崇达的《皮囊》横空出世。凭借逾500万册的销量，他成为近年国内最畅销的作家之一。2022年，他推出长篇小说《命运》，迄今亦创下了70万册的销售奇迹。

在今年3月成为花城文学院首批签约作家后，蔡崇达开始琢磨，如何在完成“故乡三部曲”后，为湾区文学创作、年轻作家挖掘贡献力量。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成为他设立出版工作室的初衷。

●南方日报记者 戴雪晴

湾区具备了出好作品的条件

南方日报：在花城文学院成立蔡崇达出版工作室的契机是什么？未来有何计划？

蔡崇达：今年3月，我成为花城文学院的首批签约作家，感到有责任做更多的事情，就想成立一个工作室，将未来作品的绝大部分创作、出版事宜都移到广东来。换句话说，以后的作品要么在广东出版，要么会以广东作为书写对象。

除了在花城出版社陆续推出个人作品，我还要重新回归“编辑”身份。现在真正能抵达人心的作品并不多，但当代人对这部分内容的需求是很大的，这时便需要好编辑的出现。

好编辑往往会打开自己的内心，观察整个世界不断涌动的人心，然后借由作品，去回应嵌在人心中的命题，一旦回应到位，作品的影响力就会扩大。因此，我希望能策划、编辑一些年轻作家的优秀作品，陪伴他们发现并长成自己的样子。在我看来，这是好编辑应该努力做的事。

这些愿望，我都希望通过花城文学院这个平台来实现。

南方日报：目前您在黄埔区和花城文学院都成立了工作室，能否理解为，广东是您未来的创作基地？

蔡崇达：是的。广东出版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在这里成立工作室，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我特别想说的是，广东是我的第二故乡，是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地方。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广州的《新周刊》杂志，第一次担任媒体主编是在广州的《周末画报》，还三次获得了《南方周末》“年度致敬”奖项。可以说，我的写作方法论也是从这里开始积淀的，所以每次到广东来，都感到很亲切，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所以我把文学的家安在了广东，接下来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大湾》。可以确定的是，明年和后年我都会在这里住上一整段的时间。

南方日报：在准备《大湾》创作的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触动很深的事情？

蔡崇达：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个世界级命题，有段时间我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直到有一天，我在黄埔区吃饭，一大桌人，90%都不是广东本地人，但他们都能够在这里生根发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意识到，广东历来以宽广的胸怀，吸纳、支撑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并与他们一起发明新的精神秩序，以此形成所有外乡人新的“家乡”。

后来我还从书里读到一组数据，1982年至2002年这二十年间，有3亿人次到广东工作生活。他们就像一粒粒沙子，被推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入海口，共同构成了这片被称为“广东”的土地的历史。

这时，大湾区这个命题在我眼中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我可以尝试去书写一代又一代、随着命运的河流来到广东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故事。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湾区文学的发展态势？

蔡崇达：一百多年以来，湾区是我们民族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和见证地，积累了足够多的富矿。这本身就具备着催生出好作家、好作品的条件。

再者，湾区从来都是活力四射的一片热土，扮演着为我们民族寻找发展方向、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的重要角色。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文学创作的沸腾临界点也即将到来。

而作为从这里生长起来的写作者之一，我也希望自己能在湾区文学形成新浪潮的过程中，成为一朵浪花去陪伴它。

知晓来处，才能走得更远

南方日报：能否谈谈您最近的创作？

蔡崇达：这个月我会写完小说《草民》。待写作结束后，我要放一个月，以编辑的目光对它进行审视、修改。这是“故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接下来我将启动一个全新系列，从乡土走出，往社会生活的更深处走去。

时间非常紧迫，我还有很多命题想写。40岁到50岁是一个写作者非常关键的时期，我鼓励自己在这十年间要更勇敢、更聚焦、更拼命地推进创作。

南方日报：您把故乡的房子改造为“母亲的房子”图书馆，它与花城文学院类似，都是公共文化新空间，请问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蔡崇达：这类空间对于当代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解决温饱问题过后，这代人将面临更多精神秩序构建的问题，所以对“精神空间”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公共文化新空间便是其中的重要载体，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不管是“母亲的房子”还是花城文学院，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建造出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新空间，陪伴大家面对自我与内心。

以“母亲的房子”图书馆为例，当时我希望为老家的乡亲提供一个能够随心所欲翻书、听讲座的文化空间。此外，近年来人口随着工业化的链条向城市集中，许多人都离开了故乡，因此，“母亲的房子”便可看作是凭借写作者的情感与一栋实体建筑，打在故乡记忆里的一枚钉子，记录着小镇过往的样子。

南方日报：在长篇小说《命运》中，您用了大量的篇幅书写闽南民俗，请问您怎么看待现在许多年轻人热衷于参加民俗活动？

蔡崇达：我最近也发现，许多民俗重新流行起来，年轻人也渐渐成为这股潮流的主力军，这在我看来是很合理的。

亿亿万万的先人，把他们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理念都储存在这块土地里，有时呈现出民俗、俚语的形式，有时则呈现出神衹等形式，他们共同塑造了今日的我们。

民俗文化的兴起，恰恰体现了无数中国人都在“回头看”的现实，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民族再次回到自己的来处，重新寻找“我是谁”的过程。只有知晓自己的来处，才能发明新的精神秩序，走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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