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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12月11日 16:41

原标题：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艾滋病防治活动家，被誉为“中国防爱第一人”、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图片拍摄于2007年。摄：Joshua Roberts/Reuters/达志影像

刊登于 2020-09-05

我已九十三岁了，多次跑反、逃难，伴随着我的人生，从山东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几度逃难，渡过了我人生艰苦的青壮年时代。逃难在河南并没有停止下来，直八十二岁、为抗击艾滋病工作，被迫逃出国门，孤身寄居美国纽约十多年，时下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美国是全世界新冠肺炎重疫区，本人年老多病无处可逃，如之奈何？

一、逃八路军灾难

1927年12月我出生于山东曹县，深闺豪门的富裕家庭，独庄独寨，有田地70多亩，是鲁西南出名的大富户，见曹县志。我是母亲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续弦，前房母亲病故，留有两个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亲生个男孩，我又是个女孩，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很失望。为了让我母亲再生男孩，停止了我的母奶喂养，雇奶娘喂养，造成我终生慢性肠胃病，体形消瘦，体力差于同龄人，幸进入医学、学习医学知识、从事医疗工作，获得长寿。

三十年代，八路军已进入我们的家乡，1939年3月，八路军冀鲁豫边区支队队长杨得志、政委崔田民、二大队队长覃健等率领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抡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亲、我半身不遂中风不语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为了要钱，对他们三人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等，抡劫已空，连吃饭米粒，一匙没留，无可奈何，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

二、逃日本侵华战争

九女集是一个大集镇，五天一次集会之外，在大道上还设有商铺多处，镇后方右庙宇，每逢集会时日，外地香客前来朝拜，集镇日非常热闹。全镇有几户，驻有国民党第七路军，隷属国民党部队，经费靠国家颁发，他们不抢劫，全镇相对安定。

我家在镇中租赁一处小院，三座房，上房三间我父母和小弟弟们住，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五个人住东屋三间，西屋三间做饭，放一些杂物。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终日提心吊胆，不敢外出，怕外人知道我们是高新庄的逃大户，遭遇到外面的抡劫。

有一天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午饭，我父亲匆匆忙忙走进来，对我们说：日本鬼子到了寨外，赶快走......我母亲抱着我小弟弟拉着我大弟弟，还有我姊妹五个走出住处。这时街上十分混乱，人们都向东边跑，我们被裹在人流中出了东门，这时南门那边突然爆发激烈的枪声，七路军与日本鬼子交火了，阻止日本鬼子前进，掩护老百姓撤退。东门外更乱了，人们出东门向北跑，我母亲脚小拉着两个弟弟走不动了。我父亲领着全家走过约一米深的土壕，坐小树林里休息。这里与大路只隔一块约有十五米的高梁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鬼子在大地上行进，约有三四百人，两辆炮车，向城武县方向行进，准备进攻城武县。夕阳西下时，听到城武县方向炮声隆隆，并可以看到几处灰黄色烟柱。九女集平静了，傍晚我们随着逃难人群回到镇上的家。

三、逃往河南开封

我父亲认为社会动乱短时间不会平息，必须远离故乡，到抗日后方四川生活，我母亲要回高新庄，吵吵嚷嚷多日，终于折中，逃亡到河南省会开封市。那里有几家亲戚，特别是吕家，是我父亲第三任死去的妻子的家乡，有六位兄长在开封定居，平时期还有来往，于是找吕家，联系决定迁居开封。

1939年6月或7月的一天，我们全家从曹县天主堂乘马车离开，中午到了柳河集火车站，进入侯车室旁一间空房里。里面很肮脏，地上有几片破席子我们全家坐下来，一会来了四个民警捡查行李，我父亲应付后，我们全家很快地上了往东开的火车，在火车上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两个日本兵。

下午日落西山时刻，火车到达开封南关火车站。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棚子，棚顶全是花玻璃，两个月台，四条铁路。我们通过检票口，很快离开火车站，全家带行李进入家庙后街的租房里，据说是吕家舅们给安排的。这时期内与吕家六位舅舅经常来往，两个月后搬到南聚奎巷，那里臭虫很多，影响睡觉，一个月后，又搬到侯家胡同。

当年冬季又迁居北大街，在北大街井胡同口开个杂货铺，当时社会很乱，汉奸、无赖、流氓、买东西记账，永远不还钱，赔钱太多，关了杂货铺。1943年秋季，买了游梁市前街31号独院，安定下来，以开磨房维持全家生活。

四、南逃学生，流亡生活

1948年春季考入开封女子师范，属中等专科学校，是培育小学教师的，那时我想将来能当小学教师，生活可以自立，已满意了。开女师管理正规，学生每个月共八十多斤麦子，一块银元，每月口粮吃不完，我送回家，生活学习一切满意。

第一学期将要结束，八路军攻打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是一枪战重点，同学们都藏在宿舍楼的地下室里，枪、弹像下雨一般，当时开女子师的伤亡情况不得而知。只见到开封城墙内外躺满了阵亡将士的尸体，死尸横遍城墙内外野地，臭气熏天，惨不忍睹。真见，孟子云：“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率土地而食人肉”，三天后八路军在开封抢劫财物完毕之后，自动撤退了。

开封各种学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厅之命准备迁往外地，在校生纷纷报名，因怕再来了战争。全体同学随学校南迁，我父亲用一辆破自行车给我送上一件棉被子，到了学校门口，他说：“谁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学校走吧！”我没有想到，我和父亲已是永别了。晚上全体同学在王少明校长和十几位教师的领导下，乘了开往南京市的火车，在火车上，同学们出现各种情绪：有人流泪，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总在前思后想，谁也难以预料未来的日子。时至今日，流落的日子不知后果如何？

两天后火车停在江苏南京市江北下关，这是一个码头，大家等候木船摆渡分批（以班为单位）到南京市。这时同学都席地而卧，躺在水泥地上，幸亏我父亲送我一棉被，我少遭湿冷。同学南京市聚集之后，全校赴浙江嘉兴，那是我们学校迁校的目的地。

我校迁址在嘉兴市池湾镇，三年级和二年级住西真寺，我们一年级住池湾茧场，生活靠当地政府和民间人士捐助粮食（质量差）。天天吃大米稀饭，没有炒菜，在大米稀饭中做成咸的，加入少量油盐和各种不同样的蔬菜叶。同学们在闲的时间里，到田间或小河旁找野蒜，或其他野菜，把这些能吃的东西取回住处，把野蒜等洗净，用盐拌后，大家分着吃。当时我是一年级的伙委，我对这个问题很清楚。

随学校来的老师很少，我们在池湾镇茧场，房子很大，两个年级两班一起上课。有一间在上物理课，另一间在上化学课。有时候，一边在上体育，一边在上健美操。有的同学很烦躁，闹情绪，闹不团结。她们因为想家，常常哭泣。我也很难过，也跟着流泪，后来就变成嚎啕大哭。茧场只有教师殷进德先生夫妇住在那里管理我们，他们还带着三个孩子。同学白天在茧场底下上课，晚上去二层睡觉。在这个时期，有办法的同学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时荣华同学等四个人，转往嵩云中学高中二年下学期。这个学校是随当时的河南政府行动的，不久迁往四川万县，住在辅城法学院。这时我们终于能安心上课了，老师都是当地请来的，有时他们说的四川话我们不懂。榆惠璋、时荣华的父亲都是河南省政府的官员，他认为形势不好，把女儿带往台湾。

我们上了一学期课，1949年底，八路军占领四川，我到了山东同乡万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沈丕模家住，我去看病认识的沈院长，因此拉上关系，他同我二伯父高圣君也认识。后来听传说50年代，院长沈丕模当过万县卫生局局长，反右派时他被划为右派致死。当时沈家生活富裕，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他的太太比较年轻，不工作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沈太太回山东济南探亲，我随她回到河南开封家中。

2007年2月23日，高耀洁在北京的一家旅馆接受访问，桌上摆放了美国签证的复印件。

五、风烛残年，出走海外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我发一年一度的“杰出妇女奖”，我没怎么听清楚，便说：“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参加《南方周末》的颁奖典礼，到时我们可以当面详细谈。”对方回答说好。不巧，《南方周末》主办的这个“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时间推迟，我也就没去成上海。

无奈走出国门

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中午的食物，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了。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地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件，不能白白地费去。不然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权贵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岂料有近二年过着如此的生活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已，不会只身流浪在外地，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我80多岁行走蹒跚，多么困难，离开家到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时我多次流泪，不断思考，我并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后来我只能继续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我自费付出，我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之后，也要改日再把钱还他。比如北京爱知行万延海2000年8月的一天，来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他2千元作为2年来的利息。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给贫病民众邮寄书籍、衣物，经常会大量、多次的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忍！

我想来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被迫定居美国

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我将字条拍下，以资留念。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经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要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之后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

自2009年走出国门，十年多了！骨肉亲人或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这里来很多中国人，来历各种各样，无人知晓，因此我处境也相当复杂，漫漫长夜间！可谓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去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怕的是近两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气，但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逃难的知识。明知来日无多，2019年除夕夜时，我想念自己的孩子，她们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写了一首诗：

《思念》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活泼无暇的行动，奶声奶气的呼喊，这是当年的乐景，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2020年春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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