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社会生活 破碎的主体如何诉说——读2023年法国费米娜奖作品《悲伤的老虎》

破碎的主体如何诉说——读2023年法国费米娜奖作品《悲伤的老虎》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3年12月11日 22:32

原标题:破碎的主体如何诉说——读2023年法国费米娜奖作品《悲伤的老虎》

杜卿/文

在法国文学中,从古典到现代,从拉辛的《费德尔》(Phedre)到左拉的《贪欲的角逐》(LaCurée),并不缺乏乱伦的表征。但是,真实生活中的受害者(大部分为女性)却长期受到压抑。少数说出真相的人因扰乱道德秩序,会遭受比罪行本身更严厉的批评乃至法律制裁(直到上世纪30年代,公开谈论乱伦都可能触犯有伤风化罪)。乱伦是一个不可言说的话语“负空间”,比乱伦更禁忌的是关于乱伦的话语。沉默中,所有人都成了共谋。

上世纪70年代后的性解放运动虽然为禁忌话题松绑,但在性自由至上的氛围中,福柯等知识分子支持儿童的性自主权,从而变相地为恋童癖辩护,这自然抑制了受害者的发声。他们的自白往往沦为低俗文学中的猎奇素材(往远了说,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也是由法国的一家色情出版社率先出版),或是戴上虚构的假面问世(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克劳德·庞蒂[ClaudePonti]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童年遭受祖父性侵的小说,到了2018年,他才坦承这取自他的真实经历)。

1986年,女作家伊娃·托马斯(EvaThomas)蒙面登上电视节目,控诉儿时父亲对她的施暴,成为对着镜头公开作证的第一人。1989年,克里斯蒂安娜·罗什福尔(ChristianeRochefort)凭《深处的大门》(LaPortedufond)获得美蒂奇奖(PrixMédicis),她在书中描绘了父亲对她长期的精神控制,同时抨击社会将性侵与诱惑混为一谈。从1990年开始,克里斯蒂娜·安戈(ChristineAngot)在一本本书中,以临床诊断式的冷峻口气,不断回到父亲强奸她的创伤中。她最有名的一本小说,就大胆地以《乱伦》(L'Inceste,1999年)为题。正视的第一步,便是直接了当地称呼它,如加缪所言:“错误地命名,就是增加世界的苦难”。

从1996年起,法国政府才逐步重视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防治。2000年,乌特侯事件被爆出,举国震惊。在北方的工业小城乌特侯(Outreau),十五名孩童不但被自己的父母侵犯,还在一个地下网络中被“出租”给他人。2004年,正值乌特侯案的第一次庭审,凯瑟琳·阿勒格雷(CatherineAllégret)出版了一本名为《颠倒的世界》(Unmondeàl'envers)的书,指控她的岳父、当时已过世的法国著名演员伊夫·蒙当(YvesMontand)对她的性骚扰。然而,正如舆论对待安戈的小说一样,作者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认为她玷污了公众对一个无法为自己辩护的死者的记忆。

直到反性侵的#Metoo运动的爆发,舆论才真正转向。2021年初,卡米尔·库什内(CamilleKouchner)出版《大家庭》(Lafamiliagrande),指控她的继父、著名政治学家奥利维耶·杜哈梅尔(OlivierDuhamel)在她儿时性侵了她的双胞胎弟弟,成为法国#Metoo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到了今年法国的文学回归季(新作扎堆在9月出版,随后,一连串文学奖在11月初公布榜单),一本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妮热·西诺(NeigeSinno)创作的、控诉她继父对她的性侵害的自传作品《悲伤的老虎》(Tristetigre)再度取得巨大反响,销量高升的同时进入了各大文学奖的短名单,最后摘得费米娜奖(它在龚古尔颁奖的前一天获得费米娜奖,这可能是它没有获得龚古尔奖的最大原因。为书店销售考虑,这两项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从未颁给过同一本书)。

西诺于1977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偏僻山区,她母亲在经历一次婚姻后,带着两个女儿嫁给了一位高山向导。从七岁到十四岁,西诺长期被这位外人看来坚毅勇敢的好男人侵犯。书里,继父的名字只在开头出现过一次,大多数时候,作者仅以“他”相称。他,一个无法称呼的第三人称,一个不可化约的、永远在外部的他者。

如果说“我和你”是一种本真性的爱的关系,那“我和他”的关系又是什么?无疑也是一种私密关系,且是极度封闭的私密,是在地下室的黑暗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碾压,是“屠夫和羊羔间的亲密无间”。每个儿童受害者的故事都那么相像,又那么独异。独异的是受害者的“经验”:被封闭在一个孤独的空间中,无法言说。

人们总是说,受害者们必须“走出来”,坚强地活下去。这是所谓的“心理弹性”(résilience),即处理危机和压力、摆脱危机的恢复能力。克服创伤变成了一种“值得称颂的道德目标”。法国女作家维吉妮·德庞特在她的《金刚理论》(KingKongthéorie)中写道,她年轻时遭遇强奸,抑郁了一阵后突然开窍,“我遭遇的这些不过是我自由生活所应承受的风险和代价”。于是,她又恢复了原先的生活。西诺羡慕这样的恢复能力,但她做不到。她也不理解有些受害人所说的“不想保持受害者的姿态”。对她来说,受了伤害,你一辈子都是受害者,你永远都走不出。这不是说受害者们都如许多影视作品里表现的那样,要么有着严重的心理问题,沉溺于酒精与毒品,要么转而以残害他人为乐,事实上,大部分人回归了正常的生活。只是,创伤总会回来(弗洛伊德所谓“强迫性重复”),它躲在梦中,躲在一行字、他人无心的一句话、看到的任何一样不相干的事物和图像中。它突然扑向你,于是你颤栗,如受电击。时间不再是直线的,而是回旋的。或者说,时间充满缝隙,你一不小心就会掉进缝隙里,来到“影子的国度”。

西诺说,小时候,她曾希望自己死掉,或许,“那天,当我想到死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一点点,而活下来的鬼魂就是那个能坚持到今天的我。坚持不住的那个人去了她该去的地方,而另一个人,那个想留下来的人,就是我。但分裂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会不断想起对方。因为我那被诅咒的部分,她并没有走远,我经常听到她短促的呼吸、她断断续续的声音。我看到她在镜子里的倒影。她溜进我的梦乡。她总是在那里,等待着不知什么东西”。

“强奸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性这一被限定的领域”,它成了插入她的整个存在的一把刀,“它影响着一切,从呼吸的能力到与他人交谈的能力、吃饭的能力、洗漱的能力、看图像的能力、画画的能力、说话或保持沉默的能力、将自己的存在视为现实的能力、记忆的能力、学习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居住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中的能力,以及感觉自己能够简单地存在的能力”。

更糟的是,这把扎进去的刀竟生了根,成了她主体性的核心。一个外在的偶然事件变成了她存在的必然的基石。“‘你要站起来,往前走’,这句话并不适合被暴力侵害的儿童。对他们来说,这句话的主体,‘你要站起来,往前走’的‘你’,以及说出这句劝告的人、听到劝告的人,这个小世界的一切都已经被强暴了,且一直、曾经、还在被强暴。你无法站起来,也无法离开那些对你造成如此严重影响的东西。整个世界都是通过这个过滤器看到的。对于那些只知道压迫的人来说,一切都是从压迫中组织起来的。没有不受支配的自我,也没有暴力结束后我们可以回归的平衡。”被强暴已经不仅仅是创伤,而是成了生活本身。

破碎了的,就再无法复原。他者对自我的异化被推到极致。西诺说,当她凝视自己的形象时,她看到的是一个狰狞的怪物、一个畸形的身体、一张丑陋的脸。她渐渐明白了,这不是丑陋,也不是畸形,她只是变成了别的东西,“我们在镜子里看自己,看到的却是强奸犯眼中的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可欲的身体,不美不丑,但本质上可激起欲望和不健康的妄念。这是一具太美或太丑的身体,无法抗拒,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畸形的,令人厌恶的;它是一个具有有害特性的身体和脸庞,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它吸引的不是沉思、欣赏或温柔,而是需要占有它,并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玷污和摧毁它”。

这是自我的异化,也是身心的分离。被强奸时,为了不再痛苦,她的意识抽离出自己的身体,仿佛在四周徘徊(类似的经历描述在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也曾出现)。她告诉继父,她不在那里,他侵犯的其实是另一个人。自此,她有了“将肉体抽象化”的能力,精神随时可以遁入虚空。和许多受害者一样,她时常觉得“怪怪的”。这种奇怪无法用语言表征,大概是一种感官上的不整合,一种深度的错位。为了活下去,她必须建立一套看似健全的逻辑去适应生活,但这逻辑制度的中心却是扭曲的、毫无意义的。于是,“理性的,也就成了荒唐”。这是一股“不现实与过分的现实相混合”的洪流。

被侵犯的那一刻,“载满了意义和荒唐”,重压之下,时间断裂了,自我断裂了,语言也断裂了。侵犯她时,继父不停地说话,“好像驯兽师对着他的马”。他喜欢她对他口交,这是个屈辱的姿势,仿佛也是对她的头脑的侵犯。他用一套叙事来粉饰自己的罪行:“作为继父,我想疼爱你、照顾你,但你却一直讨厌我、躲着我,所以我必须这么做不可,是你逼我的。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你。”无论多么荒诞,他都保持着叙事的一致性,把自己包裹进去,远离真实,从而保护自己。后来在法庭上,他还是重复着这套说辞。他还顺便躲进了另一套叙事里:他坦诚他年轻时也被性侵犯过。于是,他躲进受害者的身份里,为自己的恶行寻找托辞。

自始至终,他都是自恋的。面对坐在原告席的继女,他一直用“她”来称呼,一个“小写”的第三人称单数,仿佛她不存在。当心理危机时,强奸这一行为往往成为一种“心理活塞”,防止自我的崩溃(比如,遭到女性拒绝时,男性为了继续维持尊严的“自我”,只能通过性暴力来证明自己)。强奸犯们用罪行来保持自我叙事的一致性,再用同样的一致性来为罪行掩护;而受害者们则粉身碎骨。

语言的玷污和身体的玷污是同时发生的,“这是我的私密处第一次被触碰,也是别人对我第一次说谎,并且,我也清楚地知道他在说谎”。随后,她在继父的威逼利诱下,把这件丑事隐瞒了起来,在谎言中生存了多年。谎言塑造了她的身份。她无法再相信语言。真实不存在于语言之中。继父教会了她“语言的双面性和沉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她开始写作,也就是说,她写作的基础就是对文字的不信任。

她无疑是自相矛盾的:虚构文学是她的挚爱,但她放弃写一篇小说,因为她无法忍受将自己的过往审美化。她采用了一种半见证(témoignage)、半随笔的难以归类的写法,她希望以此达到真实,“不把它变得比如其所是的那样更多,但也不会更少,不会让它变成无”。但同时,她也警告读者:“小心我说出的话,它们始终戴着面具前进。不要当成告白。没有私密日记,没有真诚的可能,也没有谎言。”她被剥夺了太多,连真诚的能力、连真实都被剥夺。当叙说主体都崩离解析的时候,叙事该如何可能?

西诺的选择便是把一切碎片都摊开让人看。她把继父置于她叙事的中心。这很苦涩(她甚至心想,这样的写作会不会冥冥中也是她继父的意愿),也别无办法,因为继父是一切的源头,是她那么切身熟悉、却又始终有什么部分寻觅不到的源头。书的开篇是“强奸我的人的肖像”,她带着嘲弄的语气说,就连她也觉得,比起受害者的故事,罪犯的故事更吸引人。但她很快便放弃了,因为她没办法客观地描绘他的画像。接着,她抛出一些论断,又不断打断、不断推翻自己先前的话,不惧于展示自己的矛盾。

她希望理解“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人要作恶?她转引布莱克(WillamBlake)的名诗《虎、虎》:“创造了羊羔的人,为什么要创造你?”细数继父的恶行后,她又思考,如果恶是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激情,那继父是否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的“受害者”?她甚至自问,自己作为受害者,也会转而残害别人吗?老虎和羊羔难道毫无区别?叙事慢慢散开,但读者能感觉到,在看似平静的口吻之下,有条情感的深河组合起碎片,带着它们流动。她在不同的时间段里跳跃,在不同的文本里(新闻剪报、他人的回忆、读过的书的摘录)跳跃第一人称的“我”也在分裂,时而是受害者,时而是评论者(她分析了纳博科夫、伍尔夫等人的作品)。这或许是一种“第一人称的第三人称写作”,一种在自我写作中消弭自我的书写方式,由此开辟出一个主客观间的灰色空间。只有在这里,她才能呼吸。她既是在迷宫里打转的孩子,也是迷宫本身。她的自我只存在于被动中(她说她非常喜欢被动句),存在于矛盾中,存在于叙事的犹豫不决和前后闪躲中。

西诺承认,她的写作是“失败的”:直到最后,她也没有彻底地明白继父的所作所为,没有弄清楚“恶”的本质;她的记忆时常混乱,因为即便创伤回忆深深刻在她身上,但却不一定是符合事实的,它们散发出的是另一种真实的黑暗之光。她是什么都没有的,连真相也不剩。她对她继父的反抗或许也是“失败的”:是的,她长大后检举了他,他被判了刑,但已经刑满出狱,甚至又重新组成了家庭。他作为沉默的他者的阴影依旧笼罩她。但她仍然写作,这或许就足够了。她说文学没有拯救她,她能写作,是因为她已经恢复到了一定的程度,写作只是后续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她也承认,写作能让“她与比自身更大的东西接触”,能让她不再孤独。一切都悬在提问中,她并没有什么答案。有人杀人,有人强奸,有人犯下难以置信的恶行,我们没法真正知道为什么。答案或许只是:他们可以。那这样的话,她受到了侵犯。她写作。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她可以。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破碎的主体如何诉说——读2023年法国费米娜奖作品《悲伤的老虎》
法国小说《大莫纳》中的青春历险与成长破碎
2023年国际布克奖揭晓,保加利亚作家获奖 | 附作品节选试读
保加利亚作家获2023年国际布克奖 | 附作品节选试读
安德里亚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想写一本我年轻时想读的书
破碎的爱情,既是伤痛也是觉醒
如何读懂“离诺奖最近的中国女作家”?来深度了解残雪作品的先锋性
在残酷的八平方米里——著名作家唐国明伤感的鹅毛诗9首选读
2023年水石儿童图书奖公布,获奖作品灵感源自新冠记忆
如同曹雪芹,她也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伟大作品

网址: 破碎的主体如何诉说——读2023年法国费米娜奖作品《悲伤的老虎》 http://www.pyqsh.com/newsview48907.html

所属分类:生活日常

推荐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