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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儒藏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12月14日 05:51

原标题：“复活”儒藏

本报记者何蕊

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审读《儒藏》“精华编”（资料图）

《儒藏》“精华编”

《儒藏》“精华编”项目出版执行总监马辛民

千年典册承儒学，廿载光阴一藏中。

中华文明中，儒、释、道三足鼎立。释家、道家的经典汇编《佛藏》《道藏》早已存世，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千百年来却始终没有一部完备的著述全集。尽管明、清两朝均有人提议编纂《儒藏》，但终因工程浩大，未能实行。

这一遗憾在本世纪初得到了弥补。2004年6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设立，《儒藏》工程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儒藏》背后凝结了海内外近百所高校与研究机构近500名专家学者的心血与智慧。

近20年来，老中青三代“儒藏人”筚路蓝缕，一字一句精雕细琢、一本一册精审细校，只为重建儒家浩瀚的文献世界，与人类共享这笔流传数千年的精神财富。

510种文献、282册汇编、近2亿字……今年，《儒藏》工程完成了“精华编”中国部分的整理出版。随着这一里程碑式进展的取得，《儒藏》工程整体也迈进了新的阶段——韩国之部、日本之部、越南之部共计150余种、约60册的编纂工作正在推进中。

攻坚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北大未名湖畔，4栋整齐排列的古典建筑，别具时光的厚重感。由西向东数第2栋，就是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所在的才斋。这栋红楼珍存了近20年的沉潜岁月，见证了无数学人的专精覃思——古朴的木质书架上，一排排《儒藏》“精华编”整齐摆放，翻开藏蓝色封皮，密密麻麻的文字呈竖版排列，默默讲述着儒家学说的思想精髓。

书架旁悬挂着的一张照片，将时光拉回到了20年前。

2003年5月，在著名哲学家、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汤一介的倡议下，《儒藏》工程指导委员会和编纂工作小组成立，季羡林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4位先生任总编纂。项目启动之初，4位总编纂在北大治贝子园内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头发花白的老先生们微笑注视着镜头，眼神中透着睿智与坚毅。那年，汤一介已是78岁高龄。

“之所以提出要编纂《儒藏》，是因为受了《佛藏》的‘刺激’。现在全世界研究佛教的人引用的书仍是日本大正年间编纂的《佛藏》。”汤一介生前曾用“梦想”一词描绘对《儒藏》的憧憬——“我的梦想就是让《儒藏》成为全世界研究儒家思想的最权威的范本”。

然而，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解、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等都编纂成一部大文库，绝非易事。比如，招揽人才——如何将各路学术大家以及文史哲专业人才召集在一起，全身心投入同一个项目，就是工程启动初期遇到的一大难题。

按照典籍的类型，《儒藏》工程首先确定了经部易类、史部传记类、子部儒学类等若干部类，计划聘请业内专家学者作为部类主编，并根据需要校点典籍的特点，招募文史哲专业人才作为校点人员参与到项目中。

面对参与《儒藏》工程的邀请，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心里没底”。北大出版社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主任马辛民就直言“十分犹豫”：“因为我曾参与过《全宋诗》的编纂，深感大项目抓起来难。《全宋诗》搞了16年，《儒藏》量大得多，能不能搞好不敢说。”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北大出版社老社长王明舟的带领下，马辛民还是决定参与《儒藏》的出版工作，“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它不仅是一个学术工程，而且具有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是时代精神的象征。”

为了填补专业人才缺口，北大从2004年开始为《儒藏》编纂工程专门招生，首批招收博士研究生共6名；截至202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已累计招收近150名博士研究生。这些年轻学者如今已经逐渐成长为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从事古籍整理的复合型人才。

随着项目队伍逐渐壮大，《儒藏》工程迈进了实际工作阶段，但困难依旧很多。

《儒藏》的收书范围突破了传统，并不只是对已有传世文献的机械整理，而是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等荟萃为一编，而又各自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如此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在当年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所有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问题中寻找解决办法。

影印出版，还是校点出版？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

马辛民解释，所谓影印出版，就是用类似于复印、扫描的方式整理呈现相关典籍的原本状态；校点出版，就是把竹简、古书上的文字按照古籍整理规范校勘和标点之后重新排版印刷。“校点出版更便于读者研读和利用，也有利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但要想保持精确度，它的操作难度要比影印出版高很多。”对此，《儒藏》团队内部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最终大家决定迎难而上——采取校点排印出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难”和“迎难而上”总是被反复提及。到底有多难？马辛民捧着一本《儒藏》“精华编”用数据说话：

《儒藏》“精华编”共收录中国历史上有关儒学的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文献510种，编为282册；同时收录韩、日、越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儒学文献150余种，约60册；共计约2.3亿字。目前，“精华编”中国部分282册和卷首1册已完成。

“也就是说，我们花了20年，做出了282册、每册都几乎和我手里这本一样厚度的书。”马辛民打开掌心，用手比着厚度——“平均在1000页左右，有的页数甚至更多。”他说，扩展为全本后，这个数字还将成倍增长，预计收录的历代中外儒家典籍文献将达到近3000种。

面对着一个个“天文数字”背后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儒藏》工程的编纂者和出版者们秉持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感，摸黑前行。“《儒藏》工程是难度很大的事业，正因为它困难，我们不能不做；正因它的意义很大，完成它就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马辛民说。

保质

编纂工作“如同一条河流”

作为《儒藏》“精华编”项目的出版执行总监，马辛民的办公地点位于北大出版社，距离北大东门步行仅3分钟。“大约在10年前，我们从校内办公楼搬回了办公面积相对较大的出版社。”马辛民边说，边引着记者走进马路边一栋白色小楼，从楼梯上5层，在靠近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门上悬挂着“典籍与文化事业部”的标牌。屋内，几位编辑正埋首在古籍中，热烈讨论着编校细节。

谈到《儒藏》编纂整个历程，马辛民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从选目、确定体例、标点、校勘到编辑出版，“就如同一条河流”。

校点者校点、部类主编审稿是上游；《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收到校点稿后，组织专家审稿，除了统一为《儒藏》的体例，还要尽最大努力消灭错误，修改稿件，达到“齐、清、定”的标准后，发往出版社，这是中游；出版社收到定稿后，稿件进入编校环节，走“三审三校”的流程，必要时甚至达到“五审五校”，这是下游。

近30道工序形成严密的闭环，专业难度可见一斑。回望个中艰辛，马辛民感慨：“大家都好像背着一座大山朝前赶。”

他回忆，项目启动之初，初稿校点人员上交的书稿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都需要退改，还有一些书稿在中途更换了校点者，这些问题都大大拖延了工程进度。后来，大家一起坐下商讨，发现问题大多出现在标准不统一上。

马辛民举了个简单的例子：上百个校点人员拥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对标点的理解和使用习惯也不尽相同，“比如，书名号的使用，不同书稿可能出现不同的使用形式。”为了便于记者理解，马辛民随意翻开一页书，指着文稿间的标点说，“书名号一般有《》和两种形式，用于标点使用时哪种都可以，但是这样混用，是不利于全书的规范和统一的。”

频频出现的细节问题表明，该为《儒藏》编纂立规矩了。

于是，一套细致详实的编纂《凡例》应运而生——在目前已出版的282册《儒藏》“精华编”中，每一册前面都列出了《凡例》，包含选目范围、校点说明、审稿制度、工作流程等，大到责任归属，小到标点运用，都有明确的规范标准。马辛民说，这些条条框框并非“拍脑门”决定，都是在编纂初期慢慢摸索出的规矩。

不仅如此，《儒藏》工程在选择版本和校勘工作上也下了很大功夫。马辛民解释，同一种古籍往往有不止一个版本存世，选择好的底本至关重要。为此，《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广泛参考各种古籍目录，走访各大图书馆，通过大量调查，收集海内外馆藏，围绕“精华编”选目制作了底本信息资料库，复制版本并将其提供给校点者使用和参考。校点者利用中心提供的版本，比对文本体例、版刻形式及文字等，来确定各本关系，梳理底本源流。

为找到善本，有时还不得不辗转海外。

例如，南宋理学家胡寅的《斐然集》在南宋端平年间就有刻本，但早已失传，国内仅有四库本等几种抄本流传，而日本静嘉堂文库则藏有该书宋刻本的影抄本。为求得此本，大家多方联络，历经一年多的时间，最终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利用所藏胶卷完成过录，这才使得《斐然集》整理没有留下遗憾。

而随着《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影印丛书和海外珍善版本的陆续公布，《儒藏》编纂又大量利用了此前未见的底本。例如，《欧阳修全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庆元间周必大刻本为底本，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十二卷本为底本。这些都是目前最接近作者时代和著作原貌的版本，为编纂工作提供了最贴近作者原意的文本。

而这些工作放到《儒藏》编纂工作“这条河流”里，也只能算是一个支流。

面对如此庞大的编纂队伍和繁多的文献整理工作，《儒藏》首席总编纂季羡林就曾在项目启动之初嘱咐过大家：“《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

按照常规流程，走完“下游”的三校样就已经可以付梓印刷了。但为了保障质量，《儒藏》还加了一个额外的质检环节——一旦差错率超标，就要修改全稿。“也就是说，一本掌心般厚的书，只要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就要打回去重改。”马辛民边说，边用手托了托眼镜，“我们也的确遵从了季羡林先生的教诲，没着急，认真搞了20年。”编纂团队根据整理情况，成熟一册出版一册，实行不完全按顺序的滚动出版，只为千方百计保质量。

展望

让经典古籍“活”起来

按照规划，《儒藏》编纂工程分两步走：第一阶段是《儒藏》“精华编”，第二阶段则是全本《儒藏》，计划收书3000余种（含“精华编”），共计约10亿至12亿字，以中国丰富的儒学典籍文献为基础，基本囊括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文献。

目前，《儒藏》工程“精华编”工作告一段落，中国部分282册全部出版，域外文献和全本编纂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介绍，在资深学者、专家的共同探讨下，中心总结了“精华编”工作经验，围绕规模、选目、工作队伍、数字化技术、组织方式等，确立了全本《儒藏》的基本工作方向。

与此同时，《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和北大出版社正在着手推动《儒藏》资源的二次开发与创造性转化。“我们这么多人，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做出来的优质成果，是不是摆到图书馆里、大家合影留念一下就结束了呢？”对此，马辛民认为，除了出版用于收藏、研究的精装书外，发行价格更低、更方便流通与使用的平装单行本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将《儒藏》推向社会，帮助大众了解其价值，最大程度发挥古典文献的时代功能，“《儒藏》等传统典籍要整理编纂，更要‘活’起来。”

平装单行本的推行，简单来讲就是将厚重的《儒藏》“精华编”拆分开来，优先选择首次整理的重要文献，将其单独出版。“目前，我们以‘精华编选刊’的形式，已经出版了30多种单行本，包括《论语全解》《孟子注疏》《道南源委》《小学集注》等。”马辛民从书架中抽出几本浅米色封皮的书，每本厚度明显比“精华编”瘦了不少。他说，出版社预计在今明两年初步推出180种文献的单行本，把《儒藏》推广到更多人群中去。

让《儒藏》“活”起来，还体现在更多方面。在汤一介的研究室里，曾挂着一幅书法作品“旧邦新命”。北大副校长、《儒藏》工程现任项目负责人王博这样理解：“旧邦”指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新命”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贯通“旧邦”与“新命”，在汤一介离世后，王博接过了他手中的“接力棒”。王博介绍，与20年前相比，《儒藏》的编纂如今有着更好的社会环境、学术积累和技术支撑，“数字人文领域发展迅速，在古籍整理、研究和普及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将充分利用数字人文的最新成果，推进古籍数字化。”

目前，“精华编”数字化平台一期建设已基本完成，收录文献百余册，汇集阅读、检索、数据分析等多种功能，既呈现了纸质版书籍的内容和样式，又借助数字技术方便更多研究者查阅学习。马辛民介绍，该平台将进一步开发数据检索、统计、归类分析等功能，呈现儒学文献生产、流播、接受的整体脉络。

而在为国内学界提供技术支持以外，北大出版社还计划依托海外先进技术与文化交流平台，让《儒藏》等古典文献以规模化、体系化的面貌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打造优质中华文化名片。

种种工作背后，一代代“儒藏人”皓首穷经。他们中有知名学者，更有很多默默无闻、埋首案头工作的普通编辑。“随着古籍热潮的掀起，一批批年轻人加入到古籍保护和利用的队伍中来。但是，文献工作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急就章’，冷板凳不好坐。”马辛民寄语新时代学术出版人，既要有投身文化事业的决心与热忱，又需锤炼专深的立学功底、开拓宽广的知识视野；既要沉潜师古，又需适应时代要求，关注学术前沿成果的公共转化。

“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我们的事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马辛民说。令人欣慰的是，一代代“儒藏人”坚守初心，正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利用和创新性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古老的中华文明书写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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