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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名家书房⑬ | 解玺璋:以书会友 风义长存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3年12月19日 10:48

原标题:走进名家书房⑬ | 解玺璋:以书会友 风义长存

心居之所,是为书房。书房养心,读书养性,人和书房一起生长,相互给予,自然勾勒,每间书房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魂。

贵阳网推出《走进名家书房》专栏,让读者得以一窥名家们的书房一角。他们的书房各异,有的规划整齐,排书有序;有的“杂乱无章”,书籍遍野;有的热爱收集,藏品丰富……在书房里,他们爬书山、涉书海,乐此不疲。走进名家书房,探寻阅读奥秘,品味人生故事。

人物简介:

学者、评论家,曾任《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副刊编辑,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北京评论家协会副主任。著有《梁启超传》《张恨水传》《君主立宪之殇》《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数十部作品。

在书房中的解玺璋。

走进解玺璋家时,他正埋首书桌整理黄遵宪大事年表,在素描纸上自己画出表格,把记录黄遵宪的相关时间、事件抄入相应表格中,他正在准备写《黄遵宪传》,这是漫长的准备期。旁边还摆着很多手抄的旧式卡片。

客厅有一面墙,整整齐齐一排靠墙的书架,里外两层码着书和文件盒,看起来很有年头了。解玺璋说,住进这所房子已十几年了,搬家前对书籍做了清晰的分类,现在这排书架上,有二十四史、历代笔记和特别多的年谱,还有早些年买的线装书。文件盒里收纳的是名家书信、朋友书信、读者来信和投稿,还有当年编副刊时,一些被领导批得比较厉害的大样等,以及各种戏票、戏剧海报、电影票、发票等。

很敬佩解玺璋等副刊前辈对历史资料的留存手法和运用能力,这是他成为学者型编辑的基本素养。回想自己当年也经手大量的书信、名家手稿等,但根本没有用心留存,如今已无所可寻。这些东西过去了就再也无法找补。

解老师的书房四周都堆满了书,他把近段时间研究的书都找出来堆放在手边,随时阅读、摘录,抄卡片。如今还用抄卡片这种传统研究手法的人已经很少了,但解老师一直保持着抄卡片的习惯,这么多年来抄了海量卡片。他觉得这是做学问的基石,工夫到家了,把卡片一排,大致的思路就出来了。

解老师拿出一本又一本工厂时期的读书笔记给我看,真是精彩的历史文献。他用不同颜色的笔,把不同主题、格式做清晰的区分。

解玺璋老师最初的阅读从中国古典文化开始,抄录和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线装书,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方法又深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抄录和模仿他们的笔记和格言。

最终,解玺璋老师选择中国近代人物传记作为自己的研究和书写方向。这种古今中西的贯通阅读,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大格局的视野,而传统的抄卡片式研究法又让他回归到书写本身,整个书写过程,不仅是最终呈现作品,还梳理和留存了大量史料和研究路径,这是当下稀缺的学问本质。

在解玺璋老师的书房,看到一位读书人在学问之途的孜孜耕耘,真羡慕这样的阅读和学问人生。临走时,解老师拿一张旧卡片,题签“以书会友 风义长存”送给我,这张卡片我一定会珍惜,长存。

绿茶手绘解玺璋书房。

绿茶:你的阅读和买书,从哪儿开始追溯?

解玺璋:我的读书启蒙应该追溯到在北京第二化工厂的时候,当时初中毕业进入“化二”当工人,我所在的车间是生产硅材料的,要求技术水准很高,国家也很重视,所以,高科技知识分子特别多,很多中科院、化工大学的研究员和教授,我属于车间里文化水平最低的。但我们厂很重视青年工人教育,给我们办夜校。

车间的师傅都爱看书,并互相传递和交流书籍。但对我阅读影响最大的是陆俊师傅,他不是我们车间的,而是厂宣传科的,他来车间看我办的黑板报还有点样子,就有意培养我。我一开始背古诗、古文,都是他一句一句教的。他自己没上过大学,但他父亲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有家学,看的书很多。

他老带我去琉璃厂、隆福寺等旧书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很多旧书在旧书店的架子上摆着,没函套的都在地上堆着,像小山一样,特便宜。当时买了很多线装书。全套线装的《史记》,才四块钱,全套《昭明文选》才五块钱,《赵注孙子十三篇》才一块五,还买了《苏批孟子》,埽叶山房刊行的《陈龙川文集》,涵芬楼藏版《归田录》,《太上道德经笺注》等等,都一两块钱。

陆俊师傅喜欢中国古典文化,受他影响,我那时候主要看中国古代的书籍。把王力的那套四卷本《古代汉语》好好学了一遍。我的古文功底基本上就是在工厂那些年打下的。

后来我参加了厂里的理论组,有一个集体借书证,可以到首都图书馆借书。当时首都图书馆有一个“参考部”,就是内部借书处,一次可以借五种二十册书,每次背一口袋回来。那时候首都图书馆的线装书可以借出来,我每次都借线装书,把唐代主要诗人的全集都看完了,还抄了很多书,什么《论语》《孟子》《老子》《墨子》等诸子的书抄了好多,连注释都抄。我现在还保存工厂时期的大量抄本和读书笔记。

绿茶:感觉你一路是读古典过来的,应该是走古典学术这一路,怎么后来做了媒体,然后转向了近代史方面研究?

解玺璋:的确是,在工厂时就对古典学术有了浓厚兴趣,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的三个专业都是北大的,一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二是图书馆系,三是考古系,当年北大要300分,我差几分没考上,也没填服从分配,就没上成。半年后,参加了78级考试,陆俊师傅建议我考人大新闻系。结果就被人大新闻系录取了。其实我第二志愿还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我对山东大学也是情有独钟。我特别想学古典文献,却鬼使神差地学了新闻。

上了人大新闻系后,听方汉奇教授讲《中国新闻史》,讲到梁启超,对梁启超特别感兴趣,就跑到北京图书馆的报库,天天来看梁启超办的《时务报》《国闻周报》等,那时候,就在这儿读了一学期旧报,做了大量笔记,之后写了一篇论文叫《梁启超新闻思想初论》,正好学校搞学生论文竞赛,我就交了,还得了二等奖。方汉奇先生看了论文,主动跟我说,你毕业论文就写这个吧,没人像你这样把旧报纸一篇篇读过的。

绿茶:原来你的梁启超情结从这么早就开始了,难怪退休后,第一部大作就是《梁启超传》,写梁启超又经历了什么?

解玺璋: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晚报》,在副刊做文艺评论,写影评,剧评,大众文化评论等,后来读书就基本围绕着工作展开了,尤其是电影理论书、电影史方面的书。还有戏剧、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

但对梁启超的兴趣一直没有间断,也没有停止过阅读梁启超。他的著作体量太大,没有这么多年持续的阅读,绝对没有勇气去写梁启超。这么多年来,梁启超对我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直到退休以后,有了充分的时间,才重新系统读任公的书,一点点重拾我在不同时期对他的认识。

这是一个巨大的坑,读得越深入越觉得深不可测,以前曾一度觉得梁启超的文学观点都是为政治服务,很不赞同。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他是有一全套体系的,根本不是当初想象的那样。他并不算长的一生,写了如此海量的著作,的确让人惊叹。

写梁启超对我的研究之路特别重要,让我更加系统、深刻地认识传记写作的难度和高度。如今,《梁启超传》已经印量十几万套,庆幸当初写作的用心,也算对得起那么多读者的信任。

绿茶:写完梁启超,又写张恨水,是怎么考虑的。

解玺璋:写《张恨水》,我是有一个情结。不仅因为张恨水和《北京日报》的关系,还因为张恨水是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但很多现当代文学史对张恨水记录却很少。于是我写了一本《张恨水小传》,大概只有八万字。原以为有这个基础,再修订升级一下应该好写,但写完《梁启超传》以后,我对传记写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决定正经为张恨水写一部传记。开始读材料发现,关于张恨水的文学研究有一些,但关于他身世的却很少。

2013年和出版社签了《张恨水传》合同,到2015年还没动笔。后来有一次到张恨水老家参加一个活动,碰到一位谢家顺老师,他是安徽大学的老师,正在推广他的《张恨水年谱》,他送了我一本,我真是如获至宝。这个年谱对张恨水文章发表目录记录得特别详细,谢家顺用十年的时间做了这个事,他把跟张恨水有关的全国图书馆、档案馆都跑遍了,能找到的报刊都找到了。有了这个路径,我就到图书馆查旧报纸,重新启动《张恨水传》写作。

写张恨水还要感谢首都图书馆对我的大力支持,允许我看原报,通过一点点看旧报,拍了几千张照片,发现张恨水发表的很多小文章中,谈自己家世的特别多。就这样,我一点点把张恨水的生平和家世拼凑出来。

后来谢家顺老师又编了一套七卷本的《张恨水散文全集》,收录了张恨水主要的散文,这套书对我写《张恨水传》也帮助很大。有了谢老师的两套书和“首图”,2016年和2017年,大概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把《张恨水传》拿下来了。

绿茶:《梁启超传》和《张恨水传》让您明确了传记写作的方向,您对传记写作有些什么样的体会?这种研究方法大概有些什么特点?

解玺璋:我比较偏重于史,现在很多传记最大的问题是材料不确实的太多。我写传记尽量做到都有出处,如果有多种出处和说法,也尽量都放进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对于材料的可靠性来说,我认为书信要比日记可靠。

除了日记和书信,年谱对写传记特别重要,年谱的脉络能让传主的形象特别清晰,写作中,要时时考察年谱,再根据年谱中提到的时间和事件,寻找相关的材料,就能事半功倍。我对做年谱的人特别钦佩。我的书房里年谱书特别多,基本上看到年谱都买。

当然,传主本人的文集和所有文章必须得看。传记的研究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阅读和掌握尽可能全面的资料,根据不同资料比对,才能更客观地呈现传主的真实性。

写传记是特别要小心谨慎的活儿,除了对材料运用要真实可靠,细心分辨,在引用资料时,也不能过度解释,尤其不能用今天的立场来解释当时的文献,尽量要回到当时的环境去体察传主的情况和感情,在写作中,我时刻警惕自己,要跳出来,不能陷入到当事人的情感当中。

我的研究方法还是最传统的“抄卡片法”,这一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史知识》杂志,当年,每一期都介绍一位学者怎么治学,我都抄下来,跟着学,一点点模仿,按他们的说法来做。

绿茶:刚进屋时,见你正在抄卡片还是做年谱,目前正在做哪方面研究?

解玺璋:我正在做黄遵宪大事年表,准备写《黄遵宪传》。跟作家出版社签的是2023年交稿,这是中国作协发起的“百人传记工程”,我报了黄遵宪,这个项目已经出过七八十本了。我也是写《梁启超传》时有了写黄遵宪的念头,他俩关系特别好,黄遵宪相当于梁启超父辈的人,但他对梁启超特别好,他们之间有着很多交集和深入的交往。

我书房里堆着很多黄遵宪资料,一点点看,抄卡片,第一步先把年表整理出来,拉出清晰的框架,再把卡片内容一点点补充。我的传记写作,一开始都要先做这两步工作。

此外,还在做一个北京书院的选题,大概会写十几个北京的书院。

绿茶:除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及刚才谈到的几位传主,在您的阅读史中,还有哪些著作深刻地影响了您?

解玺璋:要说特别具体的影响,还有《马恩选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对我的思想方法特别有影响。他们的书我看得特别细,做了大量的笔记,划了很多重点,这些笔记我都还保留着。还有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特别喜欢,一遍遍读,记录了很多很多金句。

当时还特别爱模仿,模仿列宁的《哲学笔记》,我也做他那样的笔记。各种颜色分区,划板块,这样的笔记就特别一目了然。这个办法就是学的列宁。

我很感谢工厂那些年的读书生活,那些看似传统却深刻影响我的读书方法,如今在我的研究和写作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些年抄的书,记的读书笔记,也是我书房中最珍贵的史料。

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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