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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与刘体智通信终于合璧：学者与收藏家的卅载金石缘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3年12月24日 07:13

原标题：容庚与刘体智通信终于合璧：学者与收藏家的卅载金石缘

容庚

刘体智

刘体智致容庚信札之一（两页，顺序从右至左）。

容庚致刘体智信札之一。

容庚、刘体智的后人在中山图书馆“卅载金石契——刘体智容庚往来书信展”上欢聚。

容庚所藏明代林良《秋树聚禽图轴》，得之于刘体智所赠，后捐赠给广州艺术博物院。

刘体智《善斋吉金录》。

容庚曾收藏过的师旂鼎，后与于省吾交换越王剑。

“希白先生有道：往者笔墨往还，藉吐殷勤之意，此次文从跋涉，枉驾见临，班荆把臂，结契莫名，嗜古拂埃，娓谈不倦，正惭接茵设醴，款待多不周耳。比想元旋以来，精力所萃，搜罗弥勤，渊雅襟期，定多韵事为颂！兹附上拓就墨本十二纸，繇邮寄呈，伏希玩存。秋风动竹，残暑犹威，敬候履綦，不宣。弟刘体智拜启，九月四日。”

1931年8月，一直笔墨往还的刘体智与容庚终于第一次晤面，刘体智随后于9月4日写此信致意，欣然之情，溢于言表。

20世纪上半页的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学殖深厚、修养全面的学者与收藏家，他们常以书信往还，交流文史，商兑学术，互通藏弆……他们的手迹遗泽，使后人得以考知故实，窥见一代学人的风骨余韵。刘体智和容庚，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位。目前正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展出的“卅载金石契——刘体智容庚往来书信展”，实现了两人近30年往来书信的首次合璧。

收藏家与学者因青铜器而结缘　

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又作惠之，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近代极有影响力的收藏家、实业家，生平雅好收藏，所藏甲骨、青铜器、古钱币、善本古籍等，既富且精。刘氏家族有收藏传统，刘体智的父亲为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藏书四、五万卷之富。刘体智承其藏书，继其遗志，增藏书至二三十万卷，郑振铎为写定《远碧楼善本书目》五卷。又喜金石之学，有小校经阁，藏蜀石经孤本。又以收藏甲骨、铜器名于世，有《善斋吉金录》《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容庚先生为其青铜器藏品编《善斋彝器图录》。所藏甲骨28000余片，郭沫若为之拣选并加以考释，成《殷契粹编》。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近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书法篆刻家。容庚外祖父邓蓉镜为晚清翰林、广雅书院山长，四舅邓尔雅是著名篆刻家、南社诗人。容庚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历任燕京大学教授、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容庚尤精于古文字和青铜器的研究，所著《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为金文及商周青铜器研究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1998年，容氏后人秉其遗愿，又将其遗下的一批著作手稿、名家书信、金石拓本等四百余种捐献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容庚在《善斋彝器图录·序》中提到他与刘体智论交的经过：

“庐江刘体智先生收藏经籍书画金石之富，海内属望久矣。民国二十年(1931)春，获观《善斋吉金十录》稿本三四十巨册于秋浦周明泰先生家。其中未著录之彝器可二三百。余方欲增订《金文编》，睹此异文，振荡眙腭，欲效米襄阳之据船舷也。及告明泰曰：‘余与刘氏未谋面，不敢多求，如能以沈子簋盖拓本见贻，感且不朽。’久之，刘氏邮赠拓本，贻书定交。赏析疑义，邮筒渐密。八月暑假，乃与徐中舒先生访之上海：道出南京，复约商承祚先生偕行。晤谈如故交，尽出所藏鼎彝四五百事供摄影，兼旬而毕，复赠全形拓本三百余纸，整装归来，不啻贫儿暴富矣。”

由此可见，刘容二人乃因对青铜器及铭文的研究而结缘，此后笺缯频递，持续廿余年不衰。

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王惠君介绍，2023年5月，刘体智的文孙刘耋龄将其收藏的容庚写给其祖父的45通书信及1件贝叶经全部捐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这批书信是目前所知容庚先生致友朋信札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一批，我馆将这些信件与容氏家族捐藏文献中的13通‘刘体智尺牍’合璧，辅以相关的图片、实物与论著资料，构成本次‘卅载金石契——刘体智容庚往来书信展’的主体，希望为研究近代学人的治学、收藏、交游提供生动的一手资料。”

而不远千里自上海前来广州观展的刘耋龄则对南都记者表示，“容老是祖父最好的朋友，广东是容老的家乡，而容老又是最看中乡邦文化的人，我愿意把这批信札捐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我知道馆方很重视这些信札，对它们有感情，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与容氏家族之前捐赠的‘刘体智尺牍’合璧，可以印证一些事情。”　　

现存59通书信见证交往全过程　　

据介绍，刘体智与容庚的往来书信现存59通，其中刘致容14札(最后一扎为底稿，残)，容致刘45札。这批信件的写作始于1931年，终于1956年，历时20余年，几乎见证了刘、容二人交往的全过程，为研究近代学人的治学、收藏、交游提供了极其生动的一手资料。

这批信件内容上关国家民族之命运，下至日常生活之牵念，或以著作、拓片相互酬赠，或交流铜器字画收藏信息，更有大量关于藏品真伪、编书校图的学术探讨。刘氏收藏宏富，容氏学养深厚，二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其交往由编纂善斋藏品图录、藏品研究、资料交换而渐及其他方面，并成为知交。两位先生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是收藏家与学者交往的典范。

广东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林锐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纵观这批书信，客观而言，刘、容二人的交往，起初难免略带些许的功利色彩。刘体智丰富的藏品对从事金文和青铜器研究的容庚来说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刘体智编辑出版自己的藏品图录，则似有借重容庚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地位及学术成就之处。但在此后，两人日渐纯粹的友谊一直持续了20多年，直至暮年。

本次展览分三部分呈现，分别为“1931年：贻书定交”“1933-1937：编书论学”与“1948-1956：家国情怀”。第三部分展出的信札便体现了晚年的容、刘二人彼此系念，相互照应。刘体智一度想举家迁居岭南，容庚便为刘体智张罗住处。他在1948年12月6日的信中为刘氏南迁做了十分周全的安排：

“弟为左右预备两间，原是下房，光线尚佳，外有天井，中间有抽水厕所……校有附属小学，童稚上学亦便，为避乱计，未尝不可安居。若囊中有钱，再求适意，则酒店华屋，弟亦可陪同选择，使宾至如归……如行期决定，乞先三四日示知，弟与兄一切尚易处理，惟嫂夫人能否忍受此种清净寂寞生活，则大成问题也，一笑。”。

刘体智年老患病，容庚十分关心，不但替他多方求医问药，还帮他联系买家收购藏品，以缓解刘家经济上的压力。譬如刘氏所藏的传李公麟《九歌图卷》，虽然存世有多本，但容庚认为刘氏藏本有元人吴炳所书《九歌》千五百六十余字，笔法极似三体石经，颇具价值，因而与商承祚居中牵线，刘氏藏本以二百五十元售于中山大学，今藏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物馆。

面对容庚的盛情，刘体智投其所好，报以厚赠。1948年，刘体智赠送容庚多件书画，包括林良《秋树聚禽图轴》、张锦芳《临汉周憬碑册》、熊方受《行书七言联》、招子庸《芦蟹图轴》、汤贻汾《秋林琴韵图书画合璧卷》、王时敏《隶书五言联》、厉鹗《游仙诗册》、戴熙《松竹山庄图卷》等。广东古籍保护中心秘书长林锐对南都记者说：“这些书画中很多岭南名家之作，尤其是明代宫廷画家、广东南海人林良的《秋树聚禽图轴》，这对于热心乡邦文献的容先生而言，无疑是一件难得的馈赠。林良是首位进入全国画坛的粤籍画家，在广东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容先生曾为林良写过评传。而对于林良的画，容先生曾经求之十年未能得。这幅《秋树聚禽图轴》曾经董其昌、郑文燮等人递藏，1988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认为此作具有‘真’‘精’‘新’三美，为林良存世作品中之珍品。”

容庚在1955年致刘体智的一封信中说：“回忆吾辈二十余年旧交，所存无几，弟亦年过六十，头发斑白矣，犹幸顽健，能乘自行车奔走于广州与康乐之间，想公闻之，当亦一笑也。”二人深情，不言而喻。

林锐还透露，两人交谊典范的建立，不仅仅体现在彼此帮助，互有馈赠，在两人对待藏品真伪问题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容氏的坦诚与刘氏的大度。1931年暑假容庚在上海拜会刘体智并观摩其藏品之后，于9月6日曾致信刘氏，指出刘氏藏品中的疑伪之器，并建议在编印藏品图录时予以删除。一般而言，收藏家颇为忌讳他人对自己藏品的真伪问题指指点点，而外人对藏家的藏品有疑问者也多委蛇以应，鲜有直言者。否则很容易影响彼此的关系。而容氏在第一次观摩刘氏藏品后即向其本人直陈自己的意见，而此时仅是在两人的第一次晤面之后，距两人订交之期最多也仅半年，由此可见其坦率与真诚。而刘氏对容的直陈己见则显得颇为大度。他在复函中首先感谢容氏的意见，随后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苟非确定为赝，即或疑似，不必尽等之自郐，留待后人可也”。这是对待存疑藏品的一种较为客观而负责任的态度，无可厚非。　　

两把越王剑与师旂鼎的递藏　　

南都记者细读刘容二人的信件，发现其中涉及到一些文物的递藏很有意思，譬如越王剑与师旂鼎。1931年秋，容庚以一百三十元从北平式古斋购得一古剑，其铭文与清代金石学家王懿荣天壤阁旧藏宝鸡剑略同。同时，容庚又听闻式古斋曾将另一把古剑转售与上海藏家，疑为张厚穀所得，故致信刘体智请求帮忙调查，容庚与刘体智后来有数信论及此剑事。容庚自得剑的剑长55厘米，剑格上有鸟书错金铭文，两面共八字，其中左右各作“王戊”二字。容庚当时认为“王戊”二字应该是指《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卿王戊”，这种剑在秦朝时期相当普遍，所以并未对它特别在意。1933年，于省吾以600元大洋及《迦音阁贽诗图卷》、马芳指头画册易得“王戊”剑。又过了一段时间，容庚在翻阅日本人原田淑人所著的《周汉遗宝》一书中物资料的时候，发现一种叫“戊王矛”的青铜器，他猛然想起了早前的那把剑。原来上面的“王戊”二字应该是倒过来念“戊王”，铭文铸“戉王”即“越王”，容庚后悔不已。1937年10月，容庚以800元自刘体智处购得了师旅鼎，容庚后改释为“师旂鼎”。于省吾见到后爱不释手，容庚借此机会提出以师旂鼎换得越王剑。1956年，容庚将此剑捐给广州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1994年，越王剑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容庚一度认为传世的越王剑有四把，除了容庚自得剑之外，一为王懿荣(谥文敏)清光绪七年(1881)所得，后归武进陶祖光(号北溟)，1933年容庚曾为之识别剑上文字并摄影，今藏故宫博物院。一为德国人鲍尔铿所得，1933年鲍尔铿曾以古剑拓本与容庚交流，今藏法国巴黎赛尔诺什博物馆。容庚后来读《善斋吉金图录》，知道刘体智亦藏有一把类似的剑，曾于1934年2月5日去信刘氏，请求赐寄剑的全形拓本及剑腊两面摄影，以便将四剑合印成一本小册子。

“卅载金石契——刘体智容庚往来书信展”开幕现场，刘容两家后人相聚，场面十分感人。容庚长孙容国濂告诉南都记者，“读这些信件就可以知道，祖父为刘老先生的南迁张罗住处，为他的病到处咨询名医，甚至为他计划好在哪里做手术……可见祖父对刘老先生的热情与情谊。”而年届九十高龄的刘耋龄则分享了一段刘、容交往往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容庚的牵线和促成下，刘体智将过百件青铜器批量转让与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公藏机构。这批重器随战火颠沛流离，最终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镇馆之宝，著名的西周鸣士卿尊就是其中之一。

采写：南都记者周佩文实习生陈灵君图片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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