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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力扩内需：进一步研究鼓励和引导消费的财税政策

来源：朋友圈生活时间：2024年01月06日 19:03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张智北京报道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财政政策定下的总基调。

按照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要求，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支持扩大国内需求。1月4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围绕居民消费升级方向，要进一步研究鼓励和引导消费的财税政策，着力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新型消费。

同时，统筹用好专项债券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车购税补助地方资金、铁路建设基金、民航发展基金等，推动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引导带动全社会投资。

“在当前情况下，财政政策可能更重要的要侧重于支出端，而不是收入端。基建投资或仍然是明年稳增长的抓手，在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的升级，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产业升级、应对气候变化、绿色转型等等这些主题，也对应着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基建的需求。”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余向荣在CMF论坛上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蓝佛安表示，除财政自身收入外，2024年安排一定规模的赤字，并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其他政府预算调入一部分资金，确保财政总的支出规模有所增加，更好发挥拉动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循环的作用，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支撑。

扩内需是重点

事实上，为了稳增长，各地纷纷拿出“杀手锏”。

2024年1月1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推动2024年第一季度经济“开门红”若干政策措施》，从推动项目建设和有效投资、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助力经营主体降本增效3方面拿出17条政策措施，真金白银惠民助企，以政策“组合拳”奋战经济“开门红”。

一方面，在汽车、家电、文旅、住房等领域提出了促消费奖补政策，通过财政奖补方式鼓励各地继续发放消费券、开展促消费活动；另一方面，推动项目建设和有效投资方面，将举办第十一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出台2024年重大项目“双百工程”工作方案和省重点项目清单、健全省重要项目集中攻坚机制、加快增发国债项目前期工作，其中对“三个一批”项目将开展即时核查，通报项目考评和进展转化情况，力争当期签约项目第一季度开工率达到70%。

而在深圳，1月2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也印发了《关于推动深圳社会金融发展的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社会金融业务创新，为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乡村振兴、教育托幼、养老服务、助残扶弱等社会民生领域提供投资、融资和相关金融服务。这是国内首个市级层面提出支持社会金融发展的政策，旨在运用金融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金融发展，促进一批有影响力的社会金融成果落地。

蓝佛安表示，接下来，财政部将继续支持促消费、扩投资、稳外贸，更好统筹国内国际循环。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在财政补助、税费优惠、政府采购等方面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同时，围绕居民消费升级方向，进一步研究鼓励和引导消费的财税政策，着力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新型消费。统筹用好专项债券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车购税补助地方资金、铁路建设基金、民航发展基金等，推动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引导带动全社会投资。积极参与国际财经交流合作，发挥好关税等政策作用，支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仍需提振信心、防风险

在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李湛看来，当前，中央把提振信心放在首位。

“当前，新旧经济在转化，高端的战略新型产业，包括新能源、半导体、消费电子、通讯，这些今年会突破15万亿，在GDP角度来看，新动能增长速度也会比较快。我们预判2024年会定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比如潜在经济增长目标上线5%，也希望赤字率继续持续地加码、及早地加码，同时货币政策的总量和结构进一步协调财政政策，在稳增长增速的同时释放积极的信号。”李湛对本报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政如何平衡地方债务、化解风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袁海霞表示，地方债务问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部署的明年九项重点工作中的第五项。当前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于一些结构性、区域性以及隐性债务风险需要重点关注。

总量上，中央的国债加上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在2022年是60.1万亿元，2023年可能达到70万亿元左右，如果把融资平台的50多万亿有息债务考虑进来，约为120多万亿，比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水平要低。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于地方债务提出了两个新的机制，即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和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从长效机制上来看，还是需要关注债务的形成机制、债务管理机制，以及协调监管机制。在未来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以及财政可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地方债务可持续发展应重点处理短期目标与长期发展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袁海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