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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卷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

来源:朋友圈生活 时间:2024年01月29日 15:59

原标题:只有卷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

柳宗元写过一篇《牛赋》,全文可用八个字概括:生而为牛,我很抱歉。

里面说,牛这种生物,身材魁梧,头颅巨大,两角弯曲,毛疏皮厚。它鸣叫起来,犹如黄钟大吕。冒着烈日,一天要耕百亩田地。往来行走,翻出的垄沟又长又直。干完农活以后,还要拉着大车,把粮食送到官仓,自己却不能吃上一口。穷人因它而富,饥者因它而饱,却没有半点酬劳。时而陷在泥中,时而跌倒,就是在荒野中劳碌的命。死了之后,皮被剥下来,角被取下来,全身骨肉没一点能留下来。

最后,柳宗元说道:

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牛虽然有功劳,对自己却有什么好处呢?命运有好有坏,并不是能力可以改变的。千万不要怨天尤人啊,等待老天的赐福吧!

无独有偶,刘禹锡也写过一篇《叹牛》。牛被主人驱赶着拉着千斤重的东西,走泥沼爬高坡,翻山越岭,最后瘸了。腿瘸就没用了,主人便将牛拉去屠场,榨干它最后的价值。

刘柳二人自然不是在为牛鸣不平,他们是在顾影自怜,感慨自己前途黯淡。

如果这世上有人最能理解牛的痛苦,那非千千万万的农民莫属了。他们奔忙于田亩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佝偻的身躯撑起帝国的高山。勤劳、压抑、被吃的干干净净。

诗经里有这么一句:“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人们抬头仰望星象的时候,明亮的“牵牛”在天空闪耀,却不能为自己来回驾驭车辆。压迫无处不在,被剥削的痛苦无疑隐藏其中。

从历史深处传来的牛鸣声中,我们能听出什么呢?

【唐】韩滉《五牛图》(局部)。图源:网络

01

《诗经·无羊》载: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

这是一幅远古时代的放牧图:牛羊或奔跑至坡下,或池边饮水,或打盹,或乱蹦。“犉”意为黄牛黑唇,是罕见品种,稀罕的都有九十之数,那么整个牛群的数量可想而知。这样庞大的财产,显然不是一个平民可以拥有的,养殖者应为国家或贵族。

一开始,人们养牛是为食其肉,用其皮骨。

牛肉十分珍贵,是祭祀用肉的上品。《汉书》载:“牛,大畜,祭天尊物也。”古代祭祀古圣先贤、祖宗宗庙、大功臣等都用太牢,就包括一头牛。这种权力独属于上流社会。百姓祭祀用牛叫做“淫祀”,一旦被发现,是要入罪的。

牛、羊、猪三牲(整只)齐备,为太牢。图源:网络

除了牛肉可食外,牛皮、牛角、牛尾也都有其使用价值。《周礼》载,弓人制弓,要采集六种必备的材料,其中即包括牛筋、牛胶和牛角。牛胶用以钻合弓角,牛角则用以使箭行进快速,牛筋用以使箭能深入。牛皮可用于制作铠甲、盾牌、军鼓。此外,战车之索、战马之辔头、剑矢之套袋都离不开牛皮。牛尾用来装饰贵族的车旗,人们谓之“旄”。

虽说牛的一身都是宝,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视牛为贫寒的象征。

先秦以来,人们出行以马车为贵。西汉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连皇帝都讲究不了,出门只得乘坐牛车。汉武帝时,大力裁抑诸侯王,使得“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东汉初年,严防宗亲诸王,他们“或乘牛车,齐于编人”。不过,一旦经济复苏,达官贵人自然要坐回马车,在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几乎都是车马出行图。

东汉末年,天下再次陷入战乱,乘坐牛车变成了一种时尚。

赤壁之战前夕,鲁肃劝说孙权不要投降曹操时说道:“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鲁肃要是投降的话,还可以乘牛车交游士林、出入仕途,可见牛车已经进入了上流社会。

牛车之贵,实属战乱时代王公贵族们维持体面的权宜之计。

东晋时,王导惧内,在别处藏娇,王导之妻知道后,亲自去查看。王导马上命人准备牛车追赶,途中嫌弃速度太慢,用手中拿的拂尘柄当鞭子来赶牛。大臣蔡谟听说这事后,取笑王导道:“朝廷欲加公九锡。”王导一开始没听出其中的含义。蔡谟又说:“不闻余物,惟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这时,官员、贵族乃至皇帝出行都用牛车。

门阀子弟尤爱牛车,乘马车反倒成了“放诞”之举。梁武帝时,建康城中没有骑马者,有人骑一小矮马出行,举朝弹劾之。

到了唐朝,帝国蒸蒸日上,牛车便不再符合贵族的气质了。在流行于上层社会约四个世纪后,牛还是回到了它该呆的地方——成千上万平民百姓居住的乡野。

02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看,动力的优劣,决定着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畜力替代人力,是人类一次巨大的飞跃。

按《管子》所言,战国时期的农民,其必备的种地工具,不过“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农业生产主要靠人力。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牛耕就已经出现。但是,牛耕一直到西汉都没有得到普遍推行。

一个农民的脑中不会有什么畜力先进的概念,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算一笔账。我家里有多少亩地,又有几口人,我在一亩地应该用多少人力。

学者李根蟠先生指出,西汉一个小农家庭的规模非常小,往往是三四口。家里人这么少,即便耕牛开垦了足够多的田地,也无法全部照顾到。如果经营的农田有限,供养一头牛就显得非常不划算。所以最经济的选择就是在有限的农田上花更多的心思,投入大量的人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耕细作”。耕牛只适合那些财大气粗的人搞粗放经营的农业。

【南宋】李迪:《风雨牧归图》。图源:网络

当时,帝国的统治者早已注意到了牛耕的重要性。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倡导过牛耕:“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四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但是,因为缺牛或养牛不划算,农民用人力挽犁,也开垦了不少农田。赵过推行的代田法,使得百姓“用力少而得谷多”。但是,其影响似乎很有限,东汉末的崔寔也只是说“至今三辅犹赖其利”。

我们看历史,往往着眼于技术的出现,其实,技术的扩散是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一个代表创新,一个代表分配。技术的扩散,往往受到制度、以及制度之下百姓生存处境的影响。

东汉以后,牛耕变得普遍起来。《后汉书•王景传》载:“(景)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百姓的生活处境不一样了。土地被豪族兼并,一些人沦为了依附民;天下大乱之后,百姓举族而居,坞堡林立。因此,家庭规模变大了,养牛的成本得到分摊,实在不行,国家或者富豪也会借牛。《魏书》记载,无牛之家借牛耕种七亩地,就给借牛者锄田二亩,以劳力还牛力。

北魏、隋唐行均田制,为了劝课农桑,给百姓配给耕牛。那时出现了许多小巧轻便的短辕犁(比如曲辕犁),一犁一牛已非常普遍,农家的用牛成本再次下降。五、六口之家、50亩地和一头牛成了农民可以追求的最好配置。在此情形下,唐朝的粮食产量大增,百姓家里也有大量余粮。

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图源:网络

杜甫在《忆昔二首》中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对百姓而言,他们望着自家谷物堆积时绽放的笑脸,才是唐朝盛世的最大意义。

03

东汉士人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

百姓扎根在农田之上辛勤劳作,为朝廷提供赋税,又可以维持温饱,不出来闹事,这是掌权者心中最理想的秩序。而牛则是这一秩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此,历朝历代出于“以农立国”的思想,禁止民间杀耕牛。

汉代规定“法禁杀牛,犯之者诛”。唐朝,故意杀牛者处以徒刑,遇大赦之年不赦。在宋代,屠宰壮年耕牛罪可致死,而老弱病残耕牛在宰杀前必须申报官府,批准后才能宰杀。然而,民间杀耕牛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

一个禁令屡次重申却毫无作用,多半是因为这个禁令违背了人性。百姓并不关心什么天下秩序,他心里只有一个问题:我养一头牛,到底值不值?

宋儒程颐曾对友人说:“甚矣,小人之无行也! 牛壮食其力,老则屠之。”

友人回答:“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犹得半牛之价,复称贷以买壮者,不尔则废耕矣! 且安得刍粟养无用之牛?”大意为,牛老了不能用了,杀了还能卖一个好价钱,然后贷款再买一只牛,不然就是白白浪费钱财。

程颐说道:“尔之言,知计利而不知义者。为政之本,莫大于使民兴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灾,皆不善之致也。”这位大儒只知空谈大义,以为只要人人做善事,就能丰衣足食,却不知百姓的真实处境。

程颐像。图源:网络

我们不妨来算一笔账。成书于道光年间《浦泖农咨》记载,一头牛的价钱从8000文到40000文不等,最常见的为20000文。如果不杀牛的话,在冬季,百姓不得不供应大量的稻草给牛作为饲料,大约一日70—80文,从农历十月到次年的三月有六个月,大约要 12600—14400文,都可以买一头下等牛了。

而且,为了熬过冬季,许多农民还得把稻草当作燃料用来取暖、生火。没有耕牛还可以通过人力来解决耕种问题,而饭不能生吃,寒不能硬扛。所以,杀牛往往是农民最经济实惠的选择

当然,程颐不必面对这样的选择,也无须担心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他的眼中只有“勿杀牛”的“仁政”。而古代的掌权者们为了实现这样的“仁政”,可谓是费尽了心力。

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萧梁时期有百姓“将牛酒作礼”送与一个县令,牛在被杀之前望县令而拜,县令大笑之后仍令左右杀牛为食。县令酒足饭饱就此睡下,醒来后“觉体痒,爬搔隐疹,因尔成癞,十许年死”。

南宋文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载,一友人得伤寒后,梦见被牛吞入肚中,发誓生还后终身不食牛肉。梦醒后大汗如雨,顷刻病愈。持戒十余年,后禁不住诱惑又食牛肉,再度得病,又做了同样一个梦,发誓不食后才获解脱。周密还以自身举例:自家三世不吃牛肉,虽然体弱多病,但是从不染瘟疫,就连家中的奴婢也不例外。不食牛肉的福报可谓大矣!

这样的故事,不绝于史,几乎成了社会的共识。其内核就一个意思:吃牛肉就会得疫病,戒牛肉就会免疫。

事实上,中国古代牛疫常有发生,主要造成牛死亡,仅有零星记载人得病的情况。很明显,劝人戒牛肉,并不是出于医学的考量。

在这种氛围下,地方的官员纷纷致力于实现“勿杀牛”。明代王世贞曾记录一事,有一官员外出遇见有人在宰牛,牛突然挣脱,跑到官员面前,伏低身子好似告状。那官员为牛主持正义,将它分配给良人之家,使它能够继续耕田。

明清时期,农村的乡约基本上都有禁食牛肉的内容,更有甚者对私自卖牛者行诅咒之事:“天神诛殛,使身生恶疮,家遭凶疫,灭姓坠氏,以偿此牛之命!”

国家的严苛法令、地方官的约束、乡贤的提倡,构成一张严密的网,使得百姓的行为严格局限在掌权者为他们设计的小农秩序之中。不过,我们也不必低估百姓的力量。网越来越严密,其实说明反抗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毕竟,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比百姓自己的生计更为重要。

【明】沈周:《牧牛图》。图源:网络

04

明清时期,人们总是被政治领域的剧烈动荡给吸引,但如果把目光望向农村,一个缓慢但沉重的变化或许更能说明帝国的坠落。

在江南的乡野——全国最富庶的农村,人力再次代替了牛耕。

据虞云国先生统计,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的太湖地区人口数为128.5595万,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太湖地区人口数822.8079万,188年间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0‰。显然,江南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在入明以前就已经非常严重了。以如此之少的土地去养活如此之多的人口,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农民只有一个办法:在有限的规模之上,谋求更大的产量,即所谓“精耕细作”。

【清】陈牧:《耕织图册》(局部)。图源:网络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江南农民的四季。

立夏、小满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农忙高峰期。农民在此之前就得购买肥料、耕牛,置办农具。这时,外地的牛贩会带着耕牛来到各地牛行兜售。富裕人家用现金购买,许多贫穷人家会合伙购买,或者向富户租借。

备耕之后,人们投入耕牛犁地。当时还流行一个长得像钉耙的工具——铁搭,也可以翻地,缺点是效率低,一个人一天只能犁一亩地。不过,铁搭比牛耕犁得更深,满足深耕的要求,而且家里不缺劳动力,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干脆不用牛耕了。

寒露、霜降时节,夏播作物收获、冬播作物播种,一年中的第二个农忙高峰期来临。忙完这段时间之后,一年中的绝大部分农活就基本结束了,一般人家纷纷开始卖牛,有的直接杀掉卖肉。只有富户才会一直养下去。朝廷虽然不准卖牛,但是暗中进行者,遍地都是。

如果不卖牛的话,冬季就要小心防贼了。盗牛被认为是偷盗中最简单的一种,因为牛不可能藏于内室,顺手就能偷走。大凡偷盗,往往始于盗牛。万一被偷的牛是借的,估计得赔个倾家荡产。

价格高,风险大,饲料贵,没有多少人会继续养牛。农民只要再勤奋一些,耕田五亩,五亩收两季作物,一年的收入就可以抵十亩了。妇女可以纺织,种一些花卉蔬果,也可以补贴家用。反正一句话,只要人能做的事,那就做的越多越好,反正这片土地上最不缺人。

江南的农民具有无比强大的创造力,自发地探索到了“最佳经营模式”。他们采用了各种办法:用铁搭代替耕牛、一年两熟制、男耕女织……农田的产出在提高,家庭变得更加富裕,代价是每个人越来越累,吃的苦越来越多,可谓是用勤勉铸就的革命。只是,再勤劳的双脚也无法赶上蒸汽机的速度。

学者黄宗智称之为“内卷化”,即“没有发展的增长”。

还有一个现象,可作为内卷时代的注脚:当时,轿子逐渐取代牛和马成了社会的主流交通工具。而在运输,则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职业——挑夫。本该牛马干的活,却移到了人的肩膀之上。

英国传教士麦高温曾记录这些底层中国人的身影:“他的腰背从来就没有挺直过。他的背微微向前弯曲,且有些向左倾斜。这是由于他必须亲自去干那些搬运的活的缘故,……强壮的农民要向地里施肥以增加土壤肥力,在干旱季节则要向地里挑水灌溉,这些工作也都是由左肩来完成的。庄稼成熟后,他们还要将其收割回家,并将多余的粮食送到几英里外的城里卖掉,运输工作仍就是由肩挑来完成的。利用火车、马车、牛车及载重牲畜来运输,对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来说实在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事情。”

人与牛,孰惨?

参考文献:

朱熹:《诗经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

程念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牛耕》,《史林》,2005年第6期

任兆杰:《不食牛肉,家无疫患——中国古代“牛戒”故事研究》,《史林》,2019年第5期

王加华:《环境、农事与耕牛——近代江南地区耕牛的饲育与役用》,《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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